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事件就发生在大清帝国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号称“开清朝二百年未有之奇”。马新贻本人也由此成为终清一代身后是非最多、真实面目最为模糊的封疆大吏。

　　壹、湘半城

　　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五日（旧历，以下同）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东南第一大城江宁城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平日玉带一般光亮的秦淮河也完全被氤氲遮盖住了秀丽婀娜的身影，无法观赏到昔日的风姿。

　　江宁就是六朝古都金陵，又称南京（今江苏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过金粉繁华的盛况，也有过遍地疮痍的凄凉。“倚槛春愁玉树飘，空江铁锁野烟销。兴怀何限兰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龚鼎孳：《上巳将过金陵》）。人间的干戈起伏，王朝的兴亡更替，在这片土地上反反复复地上演了两千多年。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江宁那样折射出历史的盛衰沧桑。“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今日的江宁，除了山川地形与六朝时依然相似外，其余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了。江山不改，世事多变，不能不令人慨叹万千。

　　自太平天国平定后，江宁还得了个新的称号，叫做“湘半城”，意为城中有一半都是原湘军系统的人。湘军为湖南人曾国藩所创。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席卷了半个中国，太平军攻下重镇江宁，并改名天京，定都于此，正式与清朝对抗。被清朝寄予厚望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兵腐化已久，对待太平军毫无还手之力，几乎一触即溃。眼见大厦将倾，清朝不得不寻求新的武装力量，不断颁布奖励团练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亲江氏去世回到家乡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奔丧，情绪十分低落。当他听说朝廷奖励兴办地方武装后，感到机会来了，便迅速行动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兴办起了一支地方团练。

　　曾国藩创办团练提出的口号是：“重在团，不重在练。”这支武装力量有一部分是基于曾国藩的个人关系网——家族，亲属，师生，好友等等，不过更多的来源还是他的湖南同乡。譬如与曾国藩家距离不到十里的荷叶葛葆吾、葛莅吾（后娶曾国藩弟曾国潢女）兄弟即欣然响应曾国藩的号召，加入团练中。永丰蔡寿崧以经营“永丰辣酱”出名，是当地有名的富户，也弃商从戎，到团练当了一名下级军官。蔡寿崧与葛葆吾后来结成了儿女亲家，其孙辈中更是出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即大名鼎鼎的蔡和森和蔡畅。

　　正因为曾国藩临时创建的这支团练绝大多数是湖南人，因而被时人称为“湘军”，又称“湘勇”。湘军之创办，意义深远——不但令曾国藩本人以地方精英的特殊形式进入了上层政权，还由此引发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变化，改变了清朝自立国以来满人主政的统治格局；并开近代军阀之先例，被视为“传统国家的崩溃”与“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湘军这支靠劫掠财物和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的凶悍军队，竟然逐渐成长为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军事主力。伴随着军功和战绩的增长，湘军的各方势力也快速弥漫，一时间竟能权倾朝野，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的绝对主角。清廷既要依靠它，却又猜忌它，如同插在背上的一根芒刺。

　　不过，当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攻下天京、太平天国正式宣告失败后，湘军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此时的湘军，军纪败坏，不仅经常发生哗变事件，而且成为地方公害，“将帅使东南数千里民之肝脑涂地，而诸将之黄金填库；民之妻孥亡散，而诸将之美女盈门”（见曾国藩好友王柏心所著之《百柱堂全集》），招来朝野上下一致的不满。老谋深算的曾国藩眼见湘军成为众矢之的，又知道朝廷素来猜忌自己手握重兵，便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请旨裁减湘军。这一招极大地缓解了清廷对曾国藩本人的猜忌，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批湘军将领早已经进入地方实权机构任职，即使是被裁撤的湘军，也大多是就地安家。湘军的名号虽然不在了，可人还在，气势还在，实力还在。江宁还是叫“湘半城”，依旧是湘军的江宁。住在“湘半城”中的大小官员，除了湘军一系的“自己人”，大概没有一个人能睡个安稳觉，这其中甚至也包括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马新贻。

　　故事就从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开始了。

　　每个月的二十五日，都是两江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阅射的日子，按官方的说法，叫做“校阅武牟月课”。被阅射的四营兵，共两千人，是同治八年（1869）马新贻亲自从江南全省额兵中挑选出的精锐。

　　自这四营新兵成立，两江总督马新贻每月二十五日阅射，就成为江宁的惯例。而两江总督府（官方称呼是“督署”）尚在修建当中，所以两江总督的行辕就暂时设在位于府西街的江宁府衙门（官方称呼是“府署”，今南京内桥南、中华路北段西）。

　　自明朝建国以来，府西街就是江宁府衙所在地，作为南京的中枢已经有长达五百多年的历史，光阴蹉跎中有过不少叱咤风云的岁月。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这里还先后住过大名鼎鼎的豫王胡以晃和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军事核心人物，独立支撑太平天国残局达七八年之久，但其人性好奢侈，他在苏州的王府，连李鸿章也为之惊叹，“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进驻府西街后，李秀成对江宁府衙进行了大肆扩建，“墙高矗天，袤延数百步”，府后的花园布满了太湖石山。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曾描述李秀成的忠王府，说“全府气象如一间中国大衙门”。后来湘军攻陷南京，府衙堂舍全部被烧毁。如今的江宁府衙，是于同治四年（1865）所复建，计建房二百一十六间、穿堂二十二号、上谕亭牌楼一座、内外牌楼六架、监狱一所、挡众台两座，范围包括现南京第一中学校址及原江苏省粮食厅所在地。

　　江宁府衙门前，高耸着两座高大的牌坊，坊额分别题有“保厘”、“师帅”，看起来相当威严气派。江宁府衙门大门依旧紧闭着，督标中军副将（相当于总督的卫队长或副官长）喻吉三率领叶化龙、唐得金两名武巡捕（清总督、巡抚等官署中设有文﹑武巡捕，均为随从官，文巡捕掌传宣，以本省佐杂官充任；武巡捕掌护卫，以低级武官充任），正在晨色中耐心地等候。

　　突然，“铛”地一声梆鼓响，打破了府衙的肃穆与宁静。这是卯初一刻的头梆，专门为衙门官吏作息而设，随即“咚咚”地响了七下鼓声。衙门中立即活跃了起来，六房当差的书吏和三班差役尽行起身，大门、宅门先后打开。喻吉三等三人一见大门打开，匆匆与门上（又称司阍，负责把门的官员）打过招呼，便直奔入内。

　　喻吉三一行人穿过仪门，进入外署。两边厢房的守署胥吏正在各自忙碌着。众人也不理会，径自来到莅事厅，即所谓的大堂。这里是官府处理重大事件的地方，非要紧之事不会升堂，此时当然是空无一人。莅事厅东面有广积库一座，类似今天的仓库，左右设经历司、照磨所。

　　众人继续前行，到达忠爱堂。忠爱堂堂西为册库，为待考官房。忠爱堂后便是官廨，是总督日常办公的地方。官廨的东侧为书房，西侧为官廨。为了长官出行方便，官廨的东西还各设有专门的通道直达仪门。

　　官廨后有一处宅门，有两名差弁把守，分别是五十一岁的潮桂枝和二十七岁的刘云青，一老一少，很不协调。二人均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看上去无精打采。喻吉三轻喝了一声，潮、刘二人吃了一惊，这才强打起了精神。众人穿过宅门，正式进入内署，越过影壁，来到花厅，随即各自悄然肃立等候。

　　内宅内，两江总督马新贻正在起床。小妾金氏一边服侍他穿衣，一边低声嘟囔着问为什么每个月都会有二十五这一天。听到金氏孩子般的埋怨，马新贻忍不住笑了。

　　难怪小妾抱怨，他确实花了太多心思在这四营新兵上。自这四营新兵成立，每个月二十五的例行校阅，他一次都没有拉下过。唉，正如小妾所言，他这个两江总督跟别的总督不同，当得实在太辛苦了。可是，不这样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两江素来被视为湘军的私人地盘，马新贻的前任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天国功盖天下，连当今皇帝（同治皇帝）和太后（慈禧）都要忌惮三分。湘军虽然已经解散了大半，可是退伍后就地安家落户的人极多，江宁由此得了“湘半城”的称呼。这些人靠军功发家起身，转业后依旧横行地方，恣意不法，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当初朝廷决定派马新贻到两江，就是想要借他的手彻底收拾好湘军这个乱摊子。马新贻是文人出身，却素来精明能干，自步入仕途，所到任之处多有政绩，是出名的能员和好官。可是唯独到了两江这块地方，他开始水土不服了，花了两年时间，还没有完全在两江站稳脚跟。偌大的两江，只有这四营新兵，才完完全全地是他自己的人。

　　想到这里，马新贻不由得感到一阵燥热。刚好另一名小妾郑氏端着一碗冰糖燕窝粥进来，马新贻顺手接过来，一口气喝下。只听见郑氏说：“大帅，外面天黑着呢，怕是要下雨了。”

　　马新贻一言不发地将碗塞回她手中，从金氏手中取过顶戴花翎，自己戴上，走出了内室。家丁张荣正候在门外，当即上前见礼。马新贻摆了摆手，抬头看天，果如郑氏所言，阴沉沉的天幕上彤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他却没有丝毫犹豫，抬脚便往外走去。

　　外面花厅中，喻吉三、叶化龙等人已经等候多时，见到马新贻出来，一齐躬身行礼。喻吉三上前打了千儿，小心翼翼地禀道：“大帅，今儿恐怕去不成校场了。”顺手指了指门外的天。马新贻脸色一沉，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反问道：“雨不是还没下吗？”领先向外面走去。未及跨出大门，雨点已经如倒豆子般地滚落下来。

　　天公如此不作美，马新贻也无可奈何，只好回头对喻吉三说：“阅射推迟一日。”

　　喻吉三应声退下后，马新贻有些闷闷不乐，独自来到官廨东侧的书房。他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进士出身的人，却要靠军功起家。想到这一层，马新贻自己都要苦笑了。这也算是时代的特色吧，不独他一人，他的前任曾国藩也是如此。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天国被封一等勇毅侯，以文人身份封武侯，开大清立国以来之先例。内乱确实给了更多人向上爬的机会，倘若没有湘军，曾国藩可能至今还只是个吏部侍郎呢。而他自己，倘若没有内乱，他能坐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吗？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小指粗的水柱滂沱而下，如蛟龙得水，翻江倒海。这是江宁今年最大的一场雨，一解入夏以来炎热的暑气。但这一天也是马新贻自任两江总督以来第一次未能按时循例阅射，他心中开始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和危机感。

　　马新贻发了一会儿呆，便坐下开始批阅公文。一种无形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他心头，以致他阅览公文时很是心不在焉。他如此心事重重，竟然没有留意到房顶有两处正在漏雨，直到小妾金氏端了茶汤进来，险些被积在地面上的雨水滑倒，惊叫了一声，他才反应过来。惊魂未定的金氏放下茶盏，忍不住抱怨江宁府衙门的陈旧，刚说了一句，见到丈夫脸色难看，随即住了口，讪讪退了出去。

　　环顾狭小的书房，马新贻心中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他身为两江总督，却还没有自己的总督衙门。原来的两江总督署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建的汉王府，位于江宁城正中，极具气势，是块难得的宝地。昔日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均爱其江南特色的园林，选择此地为“行宫”。后来太平天国攻占了江宁，天王洪秀全也看上了两江总督署，将其改建成了天王府，据说不惜成本，光是中心建筑金龙殿就有五间八架，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号称“神仙窟宅”。尤其有意思的是，在这座雄壮瑰奇的大宫殿中，除了洪秀全父子外，再没有其他男人。太平天国有所谓禁欲的制度，实行男女分营，但天王洪秀全自己却不遵照执行。不过，偌大一座天王府，里里外外全部是美丽的女子，莺歌燕舞，想来也是一大奇观。可惜六年前，太平天国败亡后，天王府被最先攻入城中的曾国荃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大火足足烧了十多天，连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才将大火浇灭。

　　倘若天王府不毁，肯定会再次成为大清的两江总督署，那么他马新贻也应该有机会见识一下当年天王洪秀全是如何的穷奢极侈。可惜，“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这一切都被曾国荃和他的吉字营给破坏了！不仅天王府化作了一片废墟，江宁也四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破瓦，连一株完好的树木也找不到。连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看了都感慨万千，甚至不打算在江宁重置两江总督署，而是准备移署到扬州了。

　　曾国藩曾经创作过不少军歌，专门教习湘军。其中《水师得胜歌》的结尾唱道：“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乐呵呵。”要论升官，数曾国藩升得最大；要论发财，则首当其九弟曾国荃。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荃俘虏后，在木笼中写下《自述》，其中特别提到：天京城中有圣库一座，里面全部是天王洪秀全的珍藏；而天王的长兄和次兄还各有宝库一座，里面全部是稀世珍宝。但这批巨额宝藏却在天京被攻破后神秘失踪，去向不明。湘军主帅曾国藩上报朝廷时，特意强调说，湘军攻克天京后除了两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当然，只有傻子才会相信曾国藩的话。

　　面对沸腾的物议和朝廷质疑的目光，曾国藩虽然底气不足，却也不得不竭力辩解，说：“并无所谓贼库者。”意思是说根本就没有李秀成所提到的圣库和宝库，并抢在朝廷钦差到达之前，急不可待地将李秀成杀死。李秀成一死，圣库、宝库一事便死无对证，这是典型的杀人灭口。然而，曾国藩可以杀掉李秀成，却封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时人都知道太平天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财富高度集中，其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圣库”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核心要点就是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民众所需皆从国库支取，强调绝对平均。平均未必是真，但财产高度集中却是绝对的事实。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累计财富已经达一千八百万两白银，专门在水西门灯笼巷设置“圣库”，并派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的管理。

　　据公开的记载，洪秀全的圣库私藏中有一翡翠西瓜，是圆明园中流传出来的。翡翠比篾筐还大，上有一裂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浑然天成，为举世无双的宝物，洪秀全爱若至宝，从不肯拿出来示人。结果这件宝贝后来出现在曾国荃手中，此为曾国荃抢夺圣库之明证。

　　李秀成提到的圣库肯定存在，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那么，这座圣库到底有多少丰藏呢？

　　根据太平天国“圣库”制度的规定，凡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不缴者，按律问斩。个人手中财产不能超过五两银子，其余的自然都集中到了圣库，可想而知圣库是如何的“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了。除了圣库和天王府外，其他王府、将军府也都有大量藏金。

　　毫无疑问，湘军及曾国荃入天京后大发了一笔横财。那么，曾国荃个人到底捞了多少好处呢？

　　有公开的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既然曾国藩一再强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什么货财都没有，全无所得，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护送船只呢？显然，船上全部是金银珠宝。曾国荃到底得了多少财物，没有具体资料记载，当时的局面混乱，又是鼠窃狗偷，也无从统计。不少史书估计说曾氏天京一战获资数千万。数千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亿，在当时更是非常惊人的资产。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国库历年多有结余积储。乾隆四十六年（1781）户部存银多达七千余万两，曾国荃堪与之比；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库存银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倍之；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存银大为下降，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十倍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于军费开支猛增，咸丰三年（1853）时，户部仅存银二十二万余两，曾国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说其富可敌国，一点都不为过。

　　除了曾氏兄弟外，湘军的大小头目也都发了大财，连军中伙夫都腰缠万贯。天京城中四十岁以下的女子都被抢劫一空。长江之中千船万闸，日夜川流不息，都是运往湖南的装满财物和女人的船。之后的几年，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连恭亲王奕?（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在京城听说后都很是不满，慈禧太后更是心中不快。

　　正因为太平天国的巨额财富尽数落入湘军将领之手，曾国荃为了掩饰自己一战暴富，才有意纵火焚烧了天王府。清廷对太平天国之贮金一直极为关心，一度下令追查。曾国藩则全力为湘军掩饰，极力为曾国荃鸣冤，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老饕”为时人给曾国荃起的外号，意为贪吃、好吃。那么，曾国荃真的冤枉吗？

　　湖南人王闿运曾不无讽刺地说：“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意思是曾国荃买笺纸都要一掷千金。若非富得流油，何至于如此。王闿运本人是有名的湖南才子，与湘军关系密切，曾多次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还应邀修《湘军志》一书。以王闿运与湘军的亲密关系，他的话断然不是空穴来风。就连曾国藩幼女“满小姐”曾纪芬也说她九叔曾国荃“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实际上就是请假将抢劫的财物运回老家。而运回去的金银则被用来大肆购买田产，正因为曾国荃抢购土地到了疯狂的地步，当地人才将他称为“老饕”，以此来讽刺他的贪婪。

　　［王闿运，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早年饱读史书，文采斐然，中了举人后多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他在京城经常参加友人诗会，因才高八斗而轰动一时。当时朝廷重臣肃顺非常重视人才，其幕僚大多都是汉人。肃顺经常说：“满人除了会要钱，还会做什么？当今国家有难，非用汉人不可。”他平时对满族官员十分苛刻，对汉官却非常恭敬。有人表示不满，肃顺则说：“咱们旗人都是些混蛋！瞧那些汉官，个个才思敏捷，运笔如飞，哪里得罪得起啊。”肃顺非常赏识王闿运，奉为座上宾，赠予名贵的俄罗斯贡酒，将最重要的文书都交给王闿运起草。有一次咸丰皇帝看到肃顺呈上的公文，赞赏不已。肃顺如实告之：“是湖南举人王闿运所写。”咸丰皇帝很是惊叹。王闿运一时成为京城的风云人物，与肃顺幕府里的李榕、严咸、黄瀚仙、邓弥之、邓保合称为“肃门六子”。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了肃顺。时在山东的王闿运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赋诗道：“当时意气备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并且不顾被株连的风险，暗中周济肃顺的家人。王闿运一生都视肃顺为知己，直到晚年与人聊起肃顺时，还大声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泪水涔涔而下。肃顺倒后，王闿运改投曾国藩门下。不过他为人狂狷谐谑，大胆妄为，与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完全不是一路人，加上不愿意屈尊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一直只是以清客的身份交往，很快就因为被冷落而离开。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想要以修志来纪念表彰湘军的“功绩”，这时候，他想到了学富五车又很熟悉湘军的王闿运，便派长子曾纪泽出面，请王闿运修《湘军志》。王闿运倒是很干脆，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两年后，一部十一万字的《湘军志》摆在了曾国藩面前。曾国藩看后瞠目结舌，原来书中除了褒扬湘军的战绩外，还详尽地记述了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真实状况，其中包括他本人兵败欲自杀的狼狈，曾国荃破天京后烧杀淫掠的丑行，以及湘军将领的腐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等等。这样一本书，自然在湘军将领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曾国荃大骂道：“亏得王闿运还是熟人，怎么这样胡说八道？”甚至一度想要杀掉王闿运。最后还是曾国荃逼迫王闿运交出了《湘军志》原版，销毁了事，但《湘军志》已经流传开来。曾国荃又另请幕僚王定安撰写《湘军记》，试图消除《湘军志》的影响。但《湘军记》无论是真实性还是文笔都很难和《湘军志》相比，后世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清朝灭亡后，王闿运坚决不剃辫子，成了一名著名的遗老。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图谋复辟，见到王闿运名望很高，便聘他担任国史馆长兼总统顾问。王闿运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在国史馆的大门上贴了副门联：“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联中暗藏“民国”、“总统”，关联时局，讽刺辛辣。不久，袁世凯复辟潮中，王闿运托词离任，后病死于家乡。王闿运一生仕途坎坷，确如他写给自己的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但其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有弟子数千，其中著名的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

　　在太平天国的问题上，曾氏兄弟的话不可信是有明证的。曾国荃攻占天京后，忙于抢劫财物，太平天国的首脑一个也没有抓住。天京城破时，天王洪秀全已经服毒自杀而死，但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忠王李秀成两个最重要的首脑人物却都趁乱逃出了天京。曾国藩报功心切，竟然上奏说太平天国所有悍贼均已经被剿亡，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而死。如此一来，就凸显了曾国藩和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上有无可争议的首功。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曾国藩的奏疏。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第一个跳出来质疑，认为湘军是在谎报军功，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逃到湖州一带。左宗棠出自曾国藩门下，号称“湘中第一幕僚”。昔日曾国藩在靖港大败于太平军，走投无路，几近自杀，湘军也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湖南地方官员已经拟好了奏疏，请求朝廷罢遣湘军，是左宗棠力挽狂澜，用计让曾国藩东山再起，曾国藩由此评价左宗棠说：“才可独当一面。”时人也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但左宗棠为人刚直清高，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他从天京出逃难民口中得知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顺利逃走后，不顾与曾国藩十几年的交情，断然上疏揭发曾国藩的私心。

　　左宗棠奏疏一上，曾国藩就有欺君罔上的嫌疑，清廷当然十分不满。曾国藩生平自命以诚信为本，尽管心中有鬼，但为了面子，却不得不态度坚决地予以回击，于是上疏暗示左宗棠之所以虚张声势，不过是想邀功请赏；继而又反咬一口，说左宗棠放走了杭州陈炳文以下“十万长毛”。左宗棠得知后，又上疏为自己申辩，并对曾国藩大肆口诛笔伐，言词极为激烈。正当两名重臣你来我往地大打嘴仗的时候，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清军发现，曾国藩才不得不住了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左宗棠的怀疑不虚，而曾氏兄弟则撒了谎。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之后六年中，曾三次赴京会试，均名落孙山。左宗棠自尊心极强，三试不第后，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他的才干却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推崇。名满天下的林则徐曾在长沙与左宗棠彻夜长谈，认定左宗棠是“绝世奇才”，将来“西定新疆”非他莫属，将自己在新疆搜集整理的珍贵资料全部交给了左宗棠保管。太平天国兴起后，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后投入曾国藩幕府。咸丰十一年（1861），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当时有个富甲一方的杭州商人胡雪岩，号称“活财神”，曾在左宗棠粮饷短缺时拔刀相助，主动筹集了二十万石粮食。前任浙江巡抚王有龄曾任命胡雪岩办理全省粮饷、军械、漕运等事务。左宗棠上任后，委派胡雪岩担当湘军粮食转运的重任，同时还负责与洋人打交道。胡雪岩出钱组建了一支“常捷军”，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装备以洋枪洋炮，由勒伯勒东任统领，日意格为帮统，后扩充为中英混合军，配合清兵对太平军作战。很快，靠着这支常捷军的军功，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从此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成为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统帅。但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攻克天京后，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因为幼天王下落一事打嘴仗绝交，从此失和，数年不通往还。左宗棠后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时遇到曾国荃，谈到昔日的绝交。左宗棠强调当日曾国藩有七八分过错，自己也有二三分的责任。难能可贵的是，曾左二人虽然绝交，之后却没有因为个人恩怨而在公事上掣肘对方。左宗棠西征时，曾国藩负责筹饷，始终尽心尽力，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传来，曾国藩自叹不如，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但西征的胜利又引发了二人新的矛盾。左宗棠平定新疆有功，被誉为民族英雄，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克复天京，仅获封侯，左宗棠收复新疆，湘军将领刘松山功不可没，而且是曾国藩所派遣，最后决定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刻意亚于曾国藩。左宗棠对此愤愤不平，逢人便骂曾国藩。但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却出人意料地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对二人的相交作了一个中肯的评价。］

　　太平天国的宝藏如同曾国藩和他一手创建的湘军一样，一直是清廷的心腹大患。马新贻赴任两江总督，也负有追查这批财富的秘密使命。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到两江上任前，最后一次在紫禁城养心殿觐见慈禧太后时，心情是何等的不安与张皇，出来后竟然发觉自己的内衣都湿透了。那时正是秋天，秋高气爽，他却大汗淋漓，汗出如浆，这自然是因为慈禧太后交代的使命太过重大，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节，甚至性命攸关，才会失态如此。

　　尽管马新贻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来到两江后，他才发现局势比想象的更为严峻和艰难。几万湘军虽然解散，曾国藩的势力却依旧弥漫大江南北。尤其是被裁的湘军大多数没有回乡务农，而是四处游荡，明目张胆地掳掠，比土匪还要凶残。连曾国藩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说：“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湘军中不少人原来就是哥老会成员，后来更多被裁的湘军参加了哥老会，导致黑社会势力大为扩张，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马新贻生性好强，决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对付湘军。他自上任两江总督后，勤勤恳恳，花了大力气来整顿社会秩序，追查太平天国财富的下落，由此引来无数充满敌意和杀机的目光。马新贻对此心知肚明，他自知深深地触犯了湘军的利益，两江希望他死的人不计其数。自从来到这座“湘半城”后，他总有孤身闯入虎穴之感，没有睡过一天好觉。若非如此，他又怎么会以总督之尊，格外花心思在这四营自己亲自选拔栽培的新兵上呢。

　　同治八年（1869），先是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宜练兵不宜练勇”为借口，在原有练军四千人外，增练八千人；接着是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说“江苏省自淮军全部撤防以后江苏抚标兵仅有一千六百余人”，且多有老弱，于是大力招募补充勇丁，分左、右二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两江总督马新贻终于也坐不住了，上奏说：“江南全省额兵一万二千七百余人，分防各处，徒有其名，必须化散为整，始能转弱为强。”（《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二》）于是从督标内选千人分为左、右营，从浦口、瓜洲营内选五百人为中营，又从扬州、泰州营内选五百人为前营。这两千人以训练为名，均奉调驻省城江宁。其实马新贻心中最清楚，这四营新兵，名为剿匪而练，其实是要保护他自己呀。

　　“唉，难哪！”马新贻烦恼地叹了口气，头疼不已。太平天国的宝藏至今下落不明，相关之人利益攸关，处处密不透风，稍有追查的动静，各方警惕狐疑的目光便一齐投来。他虽有朝廷的倾力支持，可这里是两江，天高皇帝远，曾国藩实在太树大根深，绝难撼动。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两年，绞尽脑汁，依然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便是明证。要真是逼急了那帮人，还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慈禧太后交代的事没有任何进展，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又还能坐多久？

　　“他娘的曾剃头！曾屠户！”马新贻用山东话恶狠狠叫了两声曾国藩的外号。曾国藩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因其杀人如麻，时人称呼他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每当金陵小孩夜哭，其母只要说：“曾剃头来了。”小孩立即吓得就不敢哭了。在民间有这样的名声，在朝中又有各种美誉，这样一个多面复杂的曾国藩，在马新贻看来就格外阴森了。

　　马新贻重新将目光投向外面水帘般的雨幕，心中祝愿道：“但愿明日是个好天气。”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那四营新兵，那可是他在两江唯一可以倚靠的军事力量。

　　贰、马新贻遇刺

　　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一大早，小妾郑氏早早就醒了，马新贻却还在熟睡当中。刚想要去推醒丈夫时，郑氏又有些不忍心起来。她知道丈夫昨夜批阅公文到很晚，上床躺下后又辗转反侧了许久，显见在苦苦思索着什么。迟疑了一会儿，见到外面天色已经发亮，郑氏叹了口气，终于还是拍了拍丈夫。

　　“是谁？”马新贻如同受了惊吓的孩子，“腾”地坐了起来，一只手本能地抄起了枕头边的短枪。郑氏吓了一跳，不及回答，马新贻已经反应过来是在自己家里，叹了口气，放下短枪，开始穿衣服起床。一旁的郑氏有些发愣，呆呆地看着丈夫，想问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今天会是个大晴天，马新贻从床上一坐起来就感觉到了。果然，一出门，晨曦中曙光微露，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他精神为之一爽，人也立即振奋了起来，他大踏步地向外走去。

　　本来清朝官员出行，讲究大张旗鼓，要使用“仪仗”和“仪从”，官越大，排场也就越大。举例来说，两江总督出行，马新贻本人可乘八人抬的大轿，队伍最前面有“引马”两人，卫士左右簇拥。其他各种仪仗器物如八面青旗，飞虎旗、杏黄伞、青扇、兵拳、雁翎刀、兽剑、金黄棍、桐棍、皮槊各二，四杆旗枪，回避、肃静牌各二面，一共是十三种三十四个。仪仗中还有专人负责鸣锣开道。锣声也有讲究等级，总督出行，鸣锣六锤半（敲锣后立即用手捂住锣面，不让锣声蔓延，称为半锤），而州、县官出行时，开道锣只能鸣三锤半。总督所过之处，百姓必须肃静、回避。

　　不过，因总督衙门尚在修建中，马新贻自上任两江总督以来，一直暂借江宁府衙门作为总督署，阅射的校场也实际上是江宁府的校场。校场位于江宁府衙门西边，二者各自独立，并不相连。但江宁府后院的西门却有一条箭道直通校场，距离不远，因而马新贻阅射也没有搞过仪仗那一套，历来都是经箭道徒步来往于衙门和校场，既不骑马也不坐轿，为的是图个清静方便。他性格务实，从这点上也有很好的体现。

　　出了署府后门，马新贻便直奔校场演武厅，心腹家丁张荣紧随其后。除了负责警卫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武巡捕叶化龙、唐得金外，跟在其身后的还有方秉仁、刘云青、潮贵枝、王长发等八名差弁。

　　当时总督阅射已经成为江宁的例行仪式。课试时，允许当场投考员弁，因而每个月阅射时都有五六百人赶来投考，希望能就此吃上军粮。加上允许普通百姓围在校场外观看，也有不少好事者赶来围观。再算上委考各道（除马新贻外的阅射官）所带的家丁轿役，委实有不少人，围在校场外和箭道两旁，煞是热闹。

　　阅射于五点准时开始。当天阅射分为四棚：马新贻亲阅头棚；洋务局张道台阅第二棚；总务巡营处杨道台阅第三棚；总理保甲局郜道台阅第四棚。检阅的内容包括洋枪打靶、抬炮动作、长矛对刺，马新贻最为关注的是新兵使用洋枪射击。他一向对这四营新兵要求严格，规定每日操演两次，是以新兵动作娴熟，枪法的准头也很好，令人满意。马新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自昨日一早以来强烈的不安感终于消失了。

　　上午九点左右，马新贻检阅头棚武生月课完毕，不过其他三棚尚未完成。外面艳阳高照，开始有些热的感觉，正好马新贻腹中有些饥饿，便不等其他三棚阅射完毕，交代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留在演武厅中照料其他三棚后，先行由箭道步行回署。

　　此时，赶来看热闹的百姓并未立即散开，而是依旧聚集在校场外和箭道两旁。这条箭道，实际就是府署外的一条小路，非常的长，且属于公共地区，因此警卫不似校场那样兵士林立。一行人中，武巡捕叶化龙和唐得金在前面领道，差弁们拥着马新贻跟在后面。

　　当马新贻走到后院门外、正要进去时，突然有一人奔上箭道，跪在他面前，操着山东口音叫道：“大帅！”双手将一封信举过头顶。马新贻认识此人，他是武生王咸镇，因好赌输了钱，曾经两次以山东同乡的名义向马新贻求助，索要回乡的路费。马新贻接过信，一边翻看一边询问道：“你怎么还没有回去？”王咸镇回答说：“回大帅的话，盘缠用完了。今天特来相求大帅。”马新贻有些不耐烦起来，反问道：“之前不是给过你两次盘缠吗？你怎么又来了？”

　　武巡捕叶化龙见马新贻神情不悦，立即上前将王咸镇推开，另一武巡捕唐得金随即上前查问。马新贻一行继续前行。刚走了两三步，右边又有一人高声喊道：“大帅申冤！”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跪下。

　　按照清朝律例规定，遇到这类百姓拦路喊冤的情况，官员必须受理接状子，不然就是“不作为”。马新贻当即停了下来，正准备盘问究竟，刹那间，那人右手从靴筒中取出了一把明亮的短刀，站起来直扑马新贻。马新贻猝不及防，竟然没有抵挡。那人左手拉住他的手臂，右手往上一递，只见亮光一闪，短刀已经刺入他的右胁肋下。

　　马新贻就在这个时候看清了刺客的脸——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狰狞可怕的光芒，脸上满是兴奋和得意之色，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生动的刻毒报复的神气。马新贻突然大喊了声：“扎着了！”他是山东人，有浓重的山东口音，旁人听起来则是：“找着了！”

　　刺客先是一愣，显然对马新贻没头没脑地喊上这样一句话感到莫名其妙，随即绞动着短刀，用力向下拔出。由于用力过猛，短刀竟然已经卷作螺旋状。

　　从上前，到刺杀，到绞刀，到拔刀，动作一气呵成，娴熟快捷，没有任何迟滞，刺客显然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

　　短刀一经拔出，马新贻腹部鲜血汩汩流出，瞬间染红了半边身子。他再也站立不住，当即仆倒在地。

　　事出突然，周围的人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距离马新贻最近的差弁方秉仁先是愣了一下，这才上前抓住刺客的辫子，夺过他手中的短刀。其他差弁一拥而上，将刺客扭住。不料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束手就擒，态度极为从容，口中还不停地嚷道：“刺客就是我张文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说罢仰天狂笑。

　　家丁张荣急忙扶起马新贻，只见他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右臂紧紧夹着右肋，萎缩着身子，已经无法站立。差弁们急忙就近取下一块门板，将马新贻抬进江宁府衙门救治。

　　两江总督是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竟然于众目睽睽下遇刺，这在清朝开国二百三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此事一经发生，立时风传四方，朝野震惊，举国瞩目。人们最好奇的是，刺客张文祥到底是何方神圣，从何而来？如何刺杀了随从众多的两江总督？昔日荆轲刺秦王，穷尽心智，依旧不能得手，张文祥又是如何能在电光火石的瞬间一击而中？

　　驻扎江宁的地方官员闻讯后大惊失色，江宁将军魁玉、江宁知府孙云锦、署理藩司（布政使）孙衣言、臬司（按察使）梅启照、学政殷兆镛等即刻赶来江宁府衙探视。只见马新贻仰卧榻上，脸色惨白，精神十分萎靡。

　　江宁城中最好的大夫已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召到江宁府衙，但一看马新贻的伤口深至右肋数寸，血迹模糊，人人摇头，表示即使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到场众官员面面相觑，除了不断用衣袖抹满头的汗外，都束手无策。

　　此时，马新贻尚能开口说话，他先是当众口授遗疏，由儿子马毓桢（马新贻无子，以四弟马新祐之子马毓桢为子）代为书写，请江宁将军魁玉代呈朝廷。遗疏内容如下：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为微臣猝被重伤，命在顷刻，伏枕哀鸣，仰祈圣鉴事。

　　窃臣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安徽。到省后迭任繁剧，至咸丰三年以后，军书旁午。臣在营防剿，随同前漕督臣袁甲三等克复凤阳、庐州等城，驰驱军旅，几及十年。同治元年苦守蒙城，仰托国家威福转危为安。旋蒙文宗显皇帝及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洊擢至浙江巡抚，升授浙闽总督。同治七年六月，恭请陛见，跪聆圣训。出都后，行抵济宁即蒙恩命调任两江总督，九月到任。两江地大物博，庶政殷繁。江宁克复后，经前督臣曾国藩、前署督臣李鸿章实心整理，臣适承其后，谨守成规，而遇事变通，总以宣布皇仁休养生息为主。本年来旸雨幸尚调匀，民物渐臻丰阜。臣寸衷寅畏，倍矢小心，俭以养廉，勤以补拙，不敢稍逾尺寸，时时以才智短浅，不克胜任为惧。

　　五月间，天津民教滋事，迭奉谕旨，垂询各海口防守事宜。臣一闻外人要挟情形，愤懑之余继以焦急，自顾身膺疆寄，苟能分一分之忧，庶几尽一分之职。两月来，调派水陆各营并与江皖楚西各抚臣，及长江提臣密速妥商。所有公牍信函皆手自披答，虽至更深漏尽不敢假手书记。稍尽愚拙之分，弥懔缜密之箴。所有水陆布置事宜，甫于本月二十五日详析密陈在案。二十六日遵照奏定章程，于卯刻亲赴署右箭道校阅武牟月课，巳刻阅竣，由署内后院旁门回署。行至门口，突有不识姓名之人，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之下，深至数寸，受伤极重。当经随从武弁等将该犯拿获，发交府县严行审讯。一面延医看视，伤痕正中要害，臣昏晕数次，心尚明白，自问万无生理。伏念臣身经行阵，迭遭危险，俱以坚忍固守，幸获保全，不意戎马余生，忽遘此变，祸生不测，命在垂危。此实由臣福薄灾生，不能再邀恩眷。而现当边陲未靖，外患环生，既不能运筹决策，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又不能御侮折冲，为海内弭无形之祸，耿耿此心，死不瞑目。惟有伏愿我皇上敬奉皇太后懿训，益勤典学，时敕几康，培元气以恤疲氓，运远谟以消外衅。瞻恋阙廷，神魂飞越！

　　臣年甫五十，并无子嗣，以胞弟河南试用知县马新祐之子胞侄童生马毓桢为子。臣待尽余生，语多舛误，口授遗折，命嗣子马毓桢谨敬缮写，赍交江宁将军臣魁玉代为呈递。无任依恋，屏营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其中对遇刺经过作了详细交代。因是当事人第一手的材料，未经任何删改，所以弥足珍贵。最引人注意的是，奏疏中特意提到刺客为“不识姓名之人”，后来在演绎版的传闻中，被认为是马新贻欲盖弥彰之词。

　　之后，气息奄奄的马新贻没有再说话。他心中有很多疑团、很多困惑，以他好强的天性，原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但人到了生死关头，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会遽然改变。他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官场有句老话：“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到了此局面，他多说无益，以免身后还要牵累家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体面地死去，不能让湘军那帮人看轻了他。是以，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马新贻以极大的自制力应付眼前的亲人和下属，甚至包括他自己。

　　到了当天夜半时分，苦闷无计的众官员已经各自离去，只有儿子马毓桢和两名小妾还守候在马新贻身边。金氏、郑氏二妾均已经年过四十，跟在马新贻身边二十多年。郑氏的眼泪一直没有断过，马新贻就是她的全部，可现在她除了饮泣外，已经帮不上丈夫任何忙。

　　次日正午，马新贻开始呼吸困难。他自知大限已到，用尽最后的力气，特别向儿子马毓桢交代说：“别忘了为父当日在菏泽交代你们的话。”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的马毓桢听了这句话，再也忍耐不住，泪水滚滚而下。金氏不知所措地号啕痛哭了起来，反倒是郑氏镇定了下来。她已经打定主意，倘若丈夫真的不在了，她便要追随于地下，以免他太过寂寞。

　　亲人的痛苦是真切地发自肺腑。马新贻凝视着悲痛欲绝的儿子和小妾，不由得百感交集。他该后悔两年前不该妄自逞强，接下了两江这个乱摊子吗？要知道，最初朝廷属意的两江总督人选本是李鸿章。李鸿章身为淮军首领，手握重兵，又出自曾国藩门下，尚且不敢上任两江总督，他马新贻的形势难道能强得过李鸿章么？所以他本人也一度犹豫过呀。然而，慈禧太后偏偏看重了他并非湘军一系，又绝无李鸿章那般挟淮军自重的私心，一心想出力为朝廷办事，最终说服了他，并表示要给他全力的支持。可是，虽然有朝廷做靠山，虽然他采取强硬的姿态和手段来治理两江，却始终无法撼动湘军多年来在两江打下的根基，过江的强龙终究还是压不住地头蛇。如今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朝廷的使命却还没有任何进展，当真是耿耿此心，死不瞑目。可是，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刺客背后的主谋，大概此时正在大摆宴席、击掌相庆吧？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安徽合肥人。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其为“李二先生”。李鸿章年轻时即胸怀大志，曾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诗句，并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志向。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刚好与马新贻同科，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入安徽，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编修李鸿章襄办军务。自此，李鸿章开始在安徽办理团练。然而不久后吕贤基即被太平军击毙，李鸿章五战五败，且有三次是临阵脱逃，被时人讥笑为“长腿将军”。李鸿章不得已，以“年家子”的身份改投到曾国藩幕府下。曾国藩对其很是欣赏，评价说：“少荃（李鸿章）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后来的事实证明，之后李鸿章的战略眼光和远见，确实在曾国藩之上。咸丰十一年（1861）冬，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支持和保荐下，再次赴淮南办理团练武装，并募集当地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吴长庆部，由此组编成淮勇。同治元年（1862）正月，李鸿章率领这批淮勇开到安庆，与原湘军程学启、郭松林部合并，号称“淮军”，约七千人，其编制、营规均与湘军相同。曾国藩曾经让李鸿章带帐下的淮军营官来相见，他本人迟迟不肯出来，有意躲在屏风后面悄悄观察。等了一会儿，营官刘铭传很不耐烦，骂道：“老子等了这么久，这中堂大人（曾国藩）还不出来，架子也太大了！”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都是将才，但那个麻脸（刘铭传）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刘铭传后成为首任台湾巡抚。在协助配合淮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大量购置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淮军，逐渐扩充至六七万人。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章又率领淮军镇压了东、西捻军。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先后抽调淮军军官赴德国学习，并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大力培养淮系将领。淮军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支新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因装备精良，成为清朝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并形成了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重要地位的淮系政治集团，李鸿章也由此成为晚清政局第一人。光绪十年（1884），淮军将领张树声、潘鼎新等在中法战争中兵败被革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中，淮系将领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等部淮军均遭惨败。淮军势力渐衰，其地位逐渐由袁世凯统率的新式陆军所取代。］

　　一想到这里，马新贻心中和伤口均是一阵绞痛。即使他对自己的结局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发生，他又怎么能甘心坦然面对？他望着卧榻边离他最近的儿子马毓桢，嘴唇嚅动了两下。马毓桢抹了抹眼泪，会意地答道：“父亲请放心，我们定会遵照您之前的嘱咐，忍气吞声，以求自保。”马新贻似乎有些着急起来，想说点什么，却始终说不出来，终于昏厥了过去。

　　延至下午两点左右，马新贻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撒手而去。此时，距离他到两江上任，还不到两年。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无论总督也罢，平民也罢，在死亡之前，都只有俯首低头。大清历史上最年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从他人生的巅峰猝然陨落了，他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马新贻死后不几天，小妾郑氏自杀殉夫。人生如梦，富贵尘土。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尽管郑氏出于忠贞的本意主动选择了死亡，但她的死只带来了数不清的恶意谣言和离奇绯闻，令她丈夫的声誉大受影响。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料的结果。

　　叁、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清朝初年，该总督管辖江南、江西两省的军民政务，由此得了两江总督这个称号。后因江南省人多物阜，遂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分别取名于境内之重城江宁、苏州和安庆、徽州的第一个字。此后，两江总督总管江西、安徽、江苏三省以及江宁布政使司所属的苏北地区，总督衙门一直设在江宁。

　　两江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国家财富，悉出两江”。两江总督封疆三省，清朝最主要的赋税基本上都是来自两江总督下辖的地区。因此在当时的八大总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两广、四川、云贵）中，两江总督是最肥的差使。在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大多由满洲贵族担任，很少轮到汉人头上。直到太平天国后，清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汉人，而靠湘军一手发家的曾国藩想得到这个位子想了很多年。

　　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擅自离军回乡，并上了一个《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一方面诉说自己报国事君之诚，一方面抱怨自己官职太低，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曾国藩原是想借此要挟朝廷，索取两江总督实权。不料咸丰皇帝本来就是想利用湘军消耗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让满洲贵族统率的江南、江北大营坐收渔利。加上当时汉人军机大臣祁隽藻认为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不过一书生，却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起湘军，不由深为忌惮，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趁机顺水推舟，批准曾国藩回乡奔丧不说，还借机将他湘军的统率权一并夺走。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则被擢升为两江总督。

　　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失去了湘军，他就失去了在朝中保家立命的根本。追悔莫及之下，只得再上奏折，表示军务未定，粤匪未平，自回乡以后，日夜忧虑，惶悚不安，请求重新统率湘军，再为朝廷效力。咸丰皇帝素来忌惮汉人，对曾国藩也没什么好印象，照旧置之不理。然而，局势很快就逼迫他不得不以皇帝之尊向曾国藩“匹夫”屈服。

　　湘军自建立之初，便是依据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的“戚家军”模式，以家族、同乡、师生等关系为纽带，依托于一张强大的私人关系网。整个湘军从上至下采取层层相依、各对其上级负责的办法，由曾国藩指定统领，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则自行招募什长。各营编列番号，互不统属，直接受曾国藩指挥。这一套系统，开近代军阀制度“兵为将有”之先河，成为清代兵制一大变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湘军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除了曾国藩外，旁人很难指挥得动。曾国藩坐了一年多冷板凳后，战局恶化，湘军将领完全不服清廷调遣，咸丰皇帝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对他心存顾忌，未把他所希望得到的两江总督位子给他。

　　直到咸丰十年（1860），清廷用来围困太平天国京师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已经到了无兵可战、无饷可发的绝境，咸丰皇帝才被迫让步，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人大臣身上。他这一生中，最不能放心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他的弟弟奕?，第二个便是曾国藩。要说不放心的程度，曾国藩尚排在奕?之上。可是皇帝现在却要倚靠一个他最不能放心的人来挽救清朝统治，这实在是历史绝大的讽刺。

　　咸丰十年（1860），在御前大臣肃顺（清朝宗室，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郑亲王端华之弟）的倾力推荐下，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从此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好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将这座中外驰名、精美绝伦的“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圆明园的命运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最美好的东西，却被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在战乱岁月，中国的人和物的命运常常如此。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外国强盗们将圆明园烧成残垣断壁的时候，在中原腹地两江，号称大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却正在倾尽全力围剿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