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正因为乾隆皇帝素来对贪官家产十分在意，因而当甘肃捐监冒赈案中王亶望等人伏法后，便迫不及待地派出多方人马查抄王亶望家产：由山西巡抚雅德负责追缴王亶望家乡山西临汾全部资产，由大学士英廉负责查封王亶望在京师投资生息的所有店铺，由闽浙总督陈辉祖负责追缴王亶望杭州寓所财产，由两江总督萨载负责清查王亶望在苏州的财产，由两淮盐政图明阿则负责追查王亶望在扬州等处投资营息的财产。

　　当时王亶望家资饶裕，远近闻名。除了在任上大行贪污纳贿之事外，王亶望本人是山西人，自古晋商以擅长经商闻名，王亶望也不例外，极擅长营运，因而除了地产、店铺、房屋、金银、珠宝等直接财产外，还有不少隐匿产业。有皇帝的钦命，各个受命查抄的大员自然不敢怠慢，倾尽全力穷追猛打，势必一分一毫都不能落下。

　　别处略过不提，这里只说闽浙总督陈辉祖负责查抄的王亶望杭州寓所财产，也就是乾隆皇帝最为关注的一块。早在乾隆皇帝下谕命陈辉祖讯问王亶望甘肃捐监一事时，陈辉祖已经有“先见之明”地封查了王亶望的寓所，查获了金银等大量资财。这次再奉廷寄后，陈辉祖立即又派出大量精干属员到杭嘉湖三府（当时天下最为繁富的地区）追查王亶望的隐匿财产。

　　王亶望有一美妾吴卿怜，为姑苏著名美女，豆蔻年华，明慧婉丽，色艺冠时。王亶望得到她后，非常宠爱，曾经在密室题了一副对联：“色即是空空即色；卿须怜我我怜卿。”（吴恭亨《对联话》）王亶望以墨败，人谓这副对联就是谶语。吴卿怜这样既美貌又有才的大美女当然不会白白浪费，又被陈辉祖献给了当朝风头最劲的重臣和珅。后来和珅败死时，吴卿怜才二十九岁，归老于吴中后，回忆往事，自怜身世，还写了不少诗，“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备言王亶望、和珅盛衰本末。

　　其他各处都查得相当快，唯独陈辉祖一查就是半年时间。这期间，军机处多次来咨催办，陈辉祖却总是找出借口拖延。一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二十日，他才将查抄的王亶望资产装箱，解往北京内务府及崇文门，所有物品一共装五百六十箱。此时，距离他最初查抄王亶望寓所已经有半年时间。

　　陈辉祖呈交军机处的财产清单大致如下：冬夏朝衣十三件，冬夏各色蟒袍四十五件，冬夏各色蟒袍料二十一件，男女皮衣一百九十七件，袍褂统共一百六十件，大小皮张六千三百六十六块，男女棉夹单纱衣四百五十三件，绸缎纱绫洋呢衣料八千九百一十件，帽纬三百二十匣，各色毡毯三十八条，漆器四百二十件，螺甸器皿一百五十五件，铜锡器皿四百三十四件，湖镜玻璃镜三百一十件，扇子五十七匣，挂屏插屏一百零三件，香料物件一百零二匣，灯共一百零八盏，笔墨朱锭一百七十二匣，纸六十七件，字画册券共一百九十九件，燕窝五十五匣。

　　乾隆四十七年（1782）初，王亶望的查抄家产解到京城。乾隆皇帝听说后，立即迫不及待地亲自前去查看验收。老皇帝记忆中仍然念念不忘昔日王亶望进贡的那些奇珍异品。然而，满怀期待的乾隆失望了，原来之前许多他不得不依成例退回给王亶望的珍品都不在其中。精明的皇帝立即想到有人动了手脚，用了偷梁换柱的老计。竟然有胆大妄为之人对皇帝的心爱之物打起了主意，皇帝如何不恼怒。天子震怒，非同小可，另一场查揪贪官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二月，浙江布政使国栋调任安徽布政使，到京城见驾。国栋正是当初经手查抄王亶望赀财之人，乾隆皇帝询问为何王亶望查抄家产中所呈览物件大多不堪入目，国栋神色慌张，搪塞了过去。乾隆皇帝深为不满，但他此时正为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之子）与布政使于易简（于敏中弟）亏空案而苦恼，他的心腹和珅也因与国泰关系密切大行袒护之事，乾隆忙着与钱沣斗智斗力，所以王亶望家产案暂时放在了一边。

　　当年夏季，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李封（由浙江按察使升湖南布政使。纪晓岚同科进士，死后纪晓岚赠墓志铭云“贫则贫矣，而秋水无尘”）、陈淮（由浙江盐道升安徽按察使）、王杲（升任浙江按察使）三人由于升任到热河陛见谢恩。三人均参与了查抄王亶望家产，乾隆皇帝再次问起查抄中有无情弊，三人均回答没有。然而三人言词闪烁，多不自安，更加令乾隆皇帝怀疑。此时，国泰、于易简亏空案刚告结束，乾隆皇帝终于可以完全腾出手来追查王亶望家产案。

　　［钱沣，字东注，一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幼时家境贫寒，偶然得到些残篇断简，便熟读深思，曾入昆明五华书院学习。三十二岁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湖南学政、通政司副使等。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弹劾贪官污吏，陕西巡抚毕沅就是因为甘肃冒赈案被他弹劾而遭处分降级。乾隆四十七年（1782）春，时任御史的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唯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也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同。乾隆皇帝命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和御史钱沣一起查办。钱沣知道和珅必然袒护国泰，便先数日微服至良乡，见和珅仆役骑肥马往山东送快经过，暗下记住其容貌，待他回来时，便喝令左右搜其身，果然得到国泰写给和珅的私信，言及已借银填库备查等情。钱沣立即持信上奏，但乾隆皇帝宠爱和珅，没有追究。和珅还打算收买钱沣，遭到拒绝。查案时，和珅与国泰还想做手脚，但钱沣坚持封存府库，彻底清查，国泰终于被揭穿。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初八，因查实国泰、于易简亏库银二百余万两，乾隆皇帝不得不命二人在狱中自尽。此案全赖钱沣出力，为此被和珅记恨。不仅如此，因乾隆皇帝一向宠爱国泰，钱沣也由此得罪了皇帝，不久就被找借口降职，再也没有得到重用。乾隆六十年（1795），居住在北京云南会馆的钱沣准备弹劾和珅时，被和珅派人用毒酒害死。在他枕下，还发现写了几千字的奏本底稿，其中开列了和珅二十多条罪状。除政声清廉外，钱沣的书画也名气很大。其书法摹颜、欧、米诸家，而又自成一体，笔力雄劲，结构严谨，气势开阔；其楷书代表作有《枯树赋》、《冒雨寻菊序》、《守株图诗》、《端阳竞渡序》。其画以马为主题，尤喜画瘦马，风鬃雾鬣，筋骨显露，神姿逼人。］

　　当年七月，乾隆皇帝先是任命跟浙江没有任何瓜葛的盛柱为新一任的浙江布政使，叮嘱他秘密查访王亶望查抄家产情弊。盛柱果然不负众望，到杭州上任后不久就密奏皇帝说：“检校（王）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清史稿卷三三九陈辉祖传》）意思是说，最初由浙江粮道王站柱经手的查抄底册清单和送到京城入官的物品对不上。

　　盛柱还举出了实例，如王站柱底册上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但解缴内务府进呈册中并没有这些金子，仅仅是多列了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白银，显然是有人用白银抽换了黄金。另外，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呈册中却没有。

　　乾隆皇帝接奏后如获至宝，连下两道谕旨：第一道是派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和刑部尚书喀宁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逮捕已经升任河南按察使的王站柱，再会合正在河南办理河工的大学士阿桂，一同前往浙江对质调查；第二道则是给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的，要求陈辉祖在阿桂等人到达之前，先会同浙江布政使盛柱提齐人证和文卷。此时的乾隆皇帝还只是认为负责抄家的官员营私舞弊，万万没有想到总督陈辉祖正是这一大案的罪魁祸首，他甚至还说：“陈辉祖深受朕恩，必不肯同流合污。”没想到事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记闷棍。

　　当年九月，阿桂将审问王站柱的结果上奏。据王站柱供称，当时查抄王亶望货财时，他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物品，造册后再交给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底册一式三份，分别送交闽浙总督陈辉祖、布政使衙门和粮道衙门。同时，王站柱还为自己和经手抄家的官员辩护说：“我若果有不肖之心，岂肯将底册留于浙省作为后人把柄？”这话相当有力，立即为王站柱摆脱了嫌疑。他主管粮道衙门，既然没有问题，剩下有问题的就是闽浙总督陈辉祖和当时的浙江布政使国栋了。这样的大案，总督陈辉祖实在难脱嫌疑。

　　乾隆皇帝接到阿桂奏折后大惊失色，同时也失望之极，“竟系陈辉祖营私舞弊，抽换抵兑，实出情理之外”，立即下谕将陈辉祖和时任安徽布政使的国栋革职拿问。

　　此时，陈辉祖也上奏为自己辩解说：“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际。我觉得有理，便同意了。”但国栋却指证了以银换金、偷梁换柱均是受到陈辉祖主使。

　　经过反复审讯查证，陈辉祖最后终于承认：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他曾偷换过玉器字画，并以四五万两白银盗换了价值九万余两的黄金，纯获利白银四五万两。这些银两已交其妻舅，令开典铺生息；还有杂色金一千余两，也由其妻舅易银营运。

　　陈辉祖侵吞的这些财产，以及他本人原有巨额的家产，自然全部被籍没充公，尽数落入了乾隆皇帝的口袋。老皇帝这才怒意稍平，说陈辉祖虽然“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但还是与王亶望之罪有区别，“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只一盗臣耳”。

　　当年年底，在“盗臣”的定性下，陈辉祖被判为斩监候，等来年秋后处决。前浙江布政使国栋、衢州知府王士瀚、嘉兴知府杨仁誉在查抄家财时，通同作弊，从中分肥，均判斩监候。杭州知府杨先仪、钱塘知县张翥直接经手其事，却有意不闻不问，均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前浙江按察使李封、前浙江盐道陈淮“难辞徇隐欺饰之罪”，被革职发往河南河工效力赎罪。

　　之前，陈辉祖亲弟弟陈严祖已经因甘肃捐监冒赈案被杀，他本人竟然在受命惩治贪污犯、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利令智昏，居心不良，可见当时的官场早已经是贪污成风、无所不至了。只是陈辉祖运气不好，他贪货谋利，损公肥私，而这“公”刚好就是皇帝的口袋。乾隆皇帝偶尔想起来，还是觉得无法咽下这口气。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初三，陈辉祖还没有等到秋后，又被查明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亏空仓谷银钱多达一百三十余万两，被乾隆皇帝赐令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这是由甘肃捐监冒赈案引发的又一起大案，直接导致了又一位总督被杀。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甘肃捐监冒赈案余波犹自未平。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皇帝偶读《严嵩传》，突然联想到于敏中堪比严嵩。因甘肃捐监最初是由于敏中力主重开，老皇帝又回忆起甘肃捐监案来，认为酿成这王亶望、陈辉祖两起空前巨案的真正元凶应该是于敏中，心中又开始不痛快，特意下了一道诏书说：“迨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之事败露，王亶望等侵欺贪黩，罪不容诛。因忆此事前经舒赫德奏请停止，于敏中于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部中免拨解之烦，闾阎有粜贩之利，一举两得，是以准行。讵知勒尔谨为王亶望所愚，通同一气，肥橐殃民。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遽行奏请？王亶望岂敢肆无忌惮？于敏中拥有厚赀，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使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今不将其子孙治罪，已为从宽。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盛典，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朕久有此心，因览《严嵩传》，触动鉴戒。恐无知之人，将以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比朕，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清史稿卷三一九于敏中传》）于敏中最终被撤出了贤良祠，他一生的恩宠荣华终于全部化为乌有。

　　至此，十二年之前开始的甘肃捐监冒赈案才最终宣告结束。不过，这并不表示乾隆朝的贪官污吏就此终结。相比于他所亲信任用的和坤，于敏中、王亶望、陈辉祖不过是小贪而已。

　　和坤在查办甘肃捐监冒赈案当年即被任命为“兼署兵部尚书”，“宠遇日隆，威势日加”。在查办陈辉祖贪污案后，和珅又晋封为一等男爵，再予轻车都尉世职，旋调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从此大权在握。一时之间，“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风头无人能及。有人将其居住地戏称为“补子胡同”，意指身着补服来往于其家的官员如同人墙。和珅也趁机以权谋私，擅权纳贿，作威作福。他每办一事、每到一处必然要大捞好处，侵吞公帑，搜刮民脂民膏，如此日积月累，家中珍藏的宝物竟然比皇宫大内还要多还要好。

　　据说有一次，一位阿哥（皇子）将乾隆皇帝喜爱的碧玉盘打碎了，吓得不知所措。有人出主意让他赶紧去找和珅帮忙。和珅起初还故作为难，阿哥双手奉上一串正珠朝珠，说尽了好话，和珅这才答应帮忙。第二天，和珅就给了阿哥一个碧玉盘，成色比原来打碎的那个还要大还要好。可见和珅之富有，连皇室都不能及。

　　乾隆晚年，觊觎皇储之位者甚多，唯独十七阿哥璘说：“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唯求诸兄见怜，将和珅邸第赐居，则吾愿足矣！”（清昭梿《啸亭续录》）显然对和珅邸第不胜仰慕留恋。璘为嘉庆皇帝同母弟，在他心目中，皇帝之位尚不如和珅邸第，可见和珅邸第是何等豪华了。

　　对于和珅操柄权政和贪污纳贿的作为，乾隆皇帝并非不知道，但却始终置之不理，除了和珅善于为他捞钱外，还有诸多感情因素在里面。和珅虽然赢得了乾隆皇帝完全的信任，但其人积怨朝野却是不争的事实。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帝乾隆病死，享年八十九岁。清廷的国势在乾隆一朝达到了鼎盛，也正是在他手中由盛而衰。

　　乾隆皇帝一死，和珅立即失去了依靠。正月初八，乾隆尸骨未寒，嘉庆皇帝即下达逮捕和珅、抄其家产的谕令。

　　关于和珅的家产，《清朝野史大观》说共计白银八百兆两（即八亿两）。当时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七千万两白银，和珅当了二十年阁臣，其积蓄已经超过国家十年的岁入，可谓十分的骇人听闻，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贪官。他辛苦积累、半世经营的财产被查抄后自然全部落入了嘉庆皇帝的腰包，所以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至于和珅那座豪华宅邸，也被嘉庆赏赐给了同母弟璘。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嘉庆皇帝还禁止大臣谈论和珅财产。当时有个名叫萨彬图的副都统，力陈“和珅家产甚多，断不止此查出之数”，揭发说和珅有四个使女专门掌管金银账目信息，应予逮捕后严刑审讯。同时，还建议应对和珅宅院进行挖掘，以寻找窖埋金银。不料嘉庆皇帝看到奏章后立即将萨彬图革职，还发布上谕，明确说：“嗣后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珅赀产妄行渎奏。”显然，这位和珅财产的最大受益者不愿意落下“好货之主”的恶名，因此反而不愿意人们知道和珅到底有多少家产。

　　财产到手，嘉庆皇帝便宣布和珅有二十大罪状：以拥戴自居（指和珅为讨好嘉庆皇帝送玉如意）；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乘椅轿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妄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指和珅偷娶江南进献给乾隆的美女黑玫瑰）；于各路军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皇考圣躬不豫，毫无忧戚之情，谈笑如常；皇考力疾批答奏章，字迹间有未真，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拟；兼管户部报销，竟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厅番众两千余，抢劫达赖喇嘛商人牛只，肆劫青海，竟驳回原折，隐匿不办；皇考升遐后，谕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结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等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所抄家产，楠木房屋奢侈逾制，多宝阁等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屿无异；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百姓称“和陵”；所藏珍珠手串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埋银三百余万两；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等等。

　　当年正月十八，嘉庆皇帝命和珅在狱中自尽。死前，和珅写了一首《狱中对月诗》。其中写道：“月色明如许，嗟余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终于明白“百年原是梦”，他不过是“廿载枉劳神”而已。

　　虽然最大的贪官和珅死了，但清朝的颓势已经无可挽回。乾隆当朝，国势号称极于鼎盛。且看他执政的六十年间，西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乾隆三十九年（1774），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乾隆四十八年（1783），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次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西方这些巨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完全改变了世界格局。而就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嘎尔尼，还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傲慢宣称“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看不到西方科技的进步，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这正是中国落后的开始。

　　伍、李毓昌之死

　　嘉庆皇帝即位时，清朝国势日衰，国库空虚，全国各直省府库亏空，财政危机日益突出。为了应付危机，嘉庆皇帝不得不开始清理亏欠，于是相继有地方官吏勾结侵蚀国库大案被揭发出来。嘉庆十一年（1806），直隶司书王丽南舞弊案发。这起被嘉庆皇帝认为性质比当年甘肃捐监冒赈案性质更为恶劣的案件，就发生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而更可怕的是，这起大案历时十年，隐匿时间比历时七年的甘肃冒赈案更长。

　　自嘉庆元年（1796）起，直隶司书王丽南就私自雕刻了两颗藩司和库官的假印，联合其他州县官员张麟书等人，开始用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各种手段侵蚀国库：有将司发库收小数帖改大数者；有将领款抵解钱粮又蒙混给发者；有串通银匠，给予假印批收者。共侵吞定州等二十四州县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

　　起初，甘肃捐监冒赈案发时，被视为惊天大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然而，仅仅二十五年后，就发生了直隶官员串通作弊侵帑案。一个小小的直隶司书，竟敢私雕假印，舞弊营私，令嘉庆皇帝“殊堪骇异”，十分震惊地说：“这是我朝未有之事。从前外省不肖官吏作奸犯科，如甘肃捏灾冒赈之案，最为重大，不过也只是借办赈为名，虚报侵肥，从没有身任州县，与胥吏等勾连一气，公然将正项钱粮，私雕假印，挖改公文，虚捏报解，抵冒分肥，至三十余万两之多。”虽然此案涉案官员品级均不高，金额也不及甘肃捐监冒赈案，但在天子脚下，目无法纪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被称为清朝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大案。

　　案发后，虽然涉案官员都受到了相应处罚，然而一叶知秋，吏治全面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库钱粮亏空严重，均成为嘉庆一朝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特大命案李毓昌之死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案涉及人物上到两江总督、下到长随，更因为案情离奇复杂、审理过程费尽周章而轰动朝野，被称为清代的奇冤大案。

　　嘉庆十三年（1808），暴雨连绵，黄河决口，江苏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洪水泛滥成灾，房倒屋塌，饿殍遮道，无数百姓失去了家园，沦为灾民。清廷为此紧急启动了救灾放赈机制，并要求地方官员必须派出精干官员下去查赈，务求赈灾钱粮发放到灾民手中，以表示朝廷是真心“恤民”。两江总督铁保和江苏巡抚汪日章不敢怠慢，立即选派了官员，分赴灾区。

　　其中，有十一名官员被派往山阳县查赈。山阳县为淮安府所在地，也是这次水灾的重灾区，朝廷专门为之拨银九万九千两赈济，因而派往山阳的大多是老辣干练的官吏，如府知事余清扬，同知林永升，州同龚国烜、谢为林，教谕章家璘，县丞张为栋，训导言廷璜，典史吕时雨及从九品温南峰、黄由贤十人。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新科进士李毓昌。

　　李毓昌，字皋言，号荣轩，山东即墨人。出身贫寒，却自幼好学，以品学兼优闻名乡里。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到江苏候缺。到江苏赴任不久，李毓昌便赶上了江苏水灾，于是奉命以查赈委员的身份前往山阳县查赈。

　　这一年，李毓昌刚好三十六岁，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步入仕途。从奉委之初，他就决定要秉公办事，消除侵冒，做个廉明的“清官”。同行的十名官员中，自有人年纪比他小、学问比他差，但论到官场的潜规则，他却着实是个新手。一进入山阳境内，便能看到县内土地荒芜，农事凋敝，受灾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困苦。李毓昌不由得十分不安，愈发感到此行责任重大，恨不得长上翅膀，早日赶到山阳县衙了解放赈情况，而其他官员却无一例外地熟视无睹。

　　起初，李毓昌还频繁催促众人快行，但结果只招来众同行的白眼和冷言冷语。李毓昌的亲信长随李祥惯于见风使舵，立即向主人示意不要再说。不料李毓昌是个执拗的脾气，李祥反而由此招来了主人一顿呵斥。其他官员听到耳中，难免会觉得指桑骂槐了，更加觉得李毓昌不顺眼。幸好还是教谕（明清制度，府学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均为学官，负责教育生员）章家璘出面婉转劝解了几句，才没有令局面太过尴尬。但自此之后，除了章家璘外，其他人都与李毓昌主仆疏远了。

　　九月二十八日，一干人到达山阳县城。山阳知县王伸汉热情出迎，款待查赈委员一行。面对眼前堆积如山的鸡鸭鱼肉，李毓昌不由得想到了沿途看到的灾民，实在难以下咽。只是他刚一提及赈灾一事，王伸汉便巧妙地岔开了话题，其他官员也纷纷寒暄打岔，弄得李毓昌连个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时候，李毓昌突然留意到王伸汉身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看。那双眼睛，有一点审视，有一点警觉，有一点提防，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意味，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绝对不是什么善意的目光。一直到后来，李毓昌才知道，那个不断盯着他看的彪悍的随从，就是王伸汉的心腹长随包祥。

　　好不容易等到酒宴结束，李毓昌还要再提查赈一事，王伸汉一摆手，笑着说：“大人路途鞍马劳顿，此时夜色已深，有话明天再说。”立即命人将各位查赈委员送往早已经准备好的馆舍。在此情形下，李毓昌也不好再说什么，又见其他同僚均已经退席准备入客房休息，也只好从命。

　　李毓昌被带进了客房，他的三名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在旁边的厢房另有歇处。客房布置得很是华丽，实在与遭受了水灾的山阳形象不符合。李毓昌心中已经对这山阳知县王伸汉起了反感，待打开放在床正中的一个包袱，发现里面有三百两白银时，他恍然有些明白了。他立即去打开门，打算找王伸汉问个究竟，却发现适才紧盯着自己不放的长随包祥正站在门口。

　　李毓昌问道：“你是谁？”包祥道：“小的是王知县的长随，名叫包祥。”他虽然竭力用谦卑的口气说话，但神态却甚是倨傲，尤其是一双眼睛精然有光，全然不像一个下人。李毓昌很是疑惑，又问道：“你在我门口干什么？”包祥道：“知县大人派小的来看看大人对这里的安排是否满意。”李毓昌指着床上的白银：“那这是……”包祥道：“一点小小的见面礼，每位大人都有。还请李大人笑纳。”又刻意加重了语气：“其他各位大人都已经收了。”李毓昌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即扬声叫李祥等三名长随收拾行李，连夜离开了县衙的馆舍。

　　这一夜，对李毓昌主仆四人来说真是个不眠之夜。他们找尽了城中的客栈，却没有一家店敢收留。最后还是一个好心的店家指点四人前去善缘庵投宿，这才勉强有了个落脚之处。

　　善缘庵的客房与衙门馆舍相比，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但李毓昌却心安了许多。他虽然初入官场，但并不是不懂世故之人。山阳知县王伸汉一上来就对前来查赈的官员大行贿赂之事，显然是内心有鬼，赈灾一事必有蹊跷。而其他查赈委员已经接受了贿赂，与王伸汉沆瀣一气，定会知情不举，自然不再是同路人。他已经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就独自带着三名长随下乡查赈，要把其中的真相查个明白。此时，心事重重的李毓昌丝毫没有留意到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都流露出了怨恨不满的神色，尤其以李祥为甚。

　　次日，九月二十九日一大早，李毓昌向庵中僧人问明道路，径自带领三名长随直奔山阳乡下，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山阳县下辖四十乡，每乡约数十村。这一查就是整整一个月，到十一月初，李毓昌在查完两个乡后，带着三名长随回到山阳县城善缘庵处。李毓昌明显心情不佳，总是一个人在房内长吁短叹，似乎有满腹心事。没过几天，十一月初六的夜晚，他突然在善缘庵的住处悬梁自尽了。

　　噩耗传到李毓昌山东老家，家人无不悲痛欲绝。尤其是李毓昌妻子林氏又是伤心又是不解，疑窦丛生：她丈夫秉性刚毅，寒窗苦读，曾多次参加会试，这次好不容易中了进士，金榜题名，又候补了知县，步入了老爷的行列，正是春风得意之际，怎么会突然上吊自杀呢？然而，不解归不解，淮安知府王毂已经以李毓昌自缢身亡定案，她一个妇道人家，又能怎样？眼下还是先办理丈夫的后事要紧。

　　当年十一月十六，李毓昌叔父李泰清受托从山东赶到山阳，准备迎李毓昌灵柩回乡。山阳知县王伸汉亲自领着李泰清到善缘庵开棺验尸。李毓昌灵柩被停放暗室之中，且棺底用木凳四面垫起。据王伸汉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尸体腐败。年迈的李泰清为了最后看侄子一眼，不得不踩着板凳俯视棺材，只见李毓昌面色惨白如纸，眉目模糊不清。李泰清一时悲从心来，实在不忍心再看。于是就此盖棺。王伸汉还特意送给李泰清白银一百五十两作为路费，表示对李毓昌壮年而逝的同情。

　　当时正值冬季，寒风凛冽。李毓昌灵柩运抵老家山东即墨后，因天寒地冻，便暂时搁置在李氏堂屋中，预备等到春天凝土解冻后再行下葬。

　　嘉庆十四年（1809）二月，李毓昌妻子林氏在检点亡夫遗物时，偶然发现一件皮马褂上有斑斑血迹。另有一页禀帖残稿，稿中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陷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等语。林氏本来就觉得丈夫死得无原无因、不明不白，这下更是疑心大起，立即找来叔父李泰清商议。李泰清检验皮马褂后，确认为血衣，也开始怀疑李毓昌是被人谋害致死，决定重新开棺检验。打开棺材细看尸体，这才发现李毓昌的面白是用石灰涂抹而成，口鼻间还留有些许血渍，而尸体的手足指甲、牙尖、心窝、肚脐均为青黑色，呈现出明显的中毒迹象。古代一般用银器来检验毒药，李泰清拿了根银簪伸入尸体口中，银簪立即变为黑色，证明口中确实有毒。至此，李毓昌系被害身亡已经是确认无疑的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山阳知县王伸汉是个臭名远扬的大贪官，平时就爱雁过拔毛、敲骨吸髓，以鱼肉百姓、搜刮民财为能事，弄得一方百姓怨声载道。水灾发生后，他不但置饥寒交迫的饥民于不顾，反倒把水灾看成是借机发财的良机，一方面虚报灾民人数，冒领赈银，另一方面缩减实发数目，大肆克扣。这一年，山阳县领得赈银九万九千两，有二万五千两都被他中饱私囊落入了个人的腰包，几乎占全部赈银的四分之一。刚好此时，李毓昌等一行查赈委员来到山阳，王伸汉生怕吞赈之事败露，立即挨次贿赂查赈委员。其他委员都还好说，只有李毓昌执意不受，并立即搬离县衙公馆，改住到善缘庵，由此令王伸汉忌恨不已。

　　而李毓昌随即率三名长随赴山阳乡下查赈，勘验受灾程度，逐户查核人口、赈票及领取赈银数目，并登记造册，再与原山阳县所报之放赈名册逐一核对，核实有无漏赈和冒领现象。到十月底，李毓昌复查完两乡，已经完全掌握了山阳知县王伸汉借放赈之机虚报户口、克扣赈银的实据。他将所发现的问题逐一列出条款，亲自草拟呈文，准备上报负责查办赈务的江宁布政使杨护，并揭发王伸汉贪赃枉法、趁灾打劫的所作所为。

　　自从李毓昌搬离衙门馆舍后，王伸汉一直寝食难安，他派出亲信长随包祥监视李毓昌的一举一动。得知李毓昌将要检举揭发自己贪污罪行后，王伸汉大为恐慌，急忙写了一封书信，请李毓昌速回县衙。

　　县衙早就准备好了各种珍馐美味，王伸汉又殷勤劝酒，诱之以利，说：“你初入仕途，还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想想你这些天日赴茅舍，访贫问苦，天寒地冻，如此劳累，却只是慕虚名而失实惠。我私下认为你不该如此。”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旁边也摆出了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不料李毓昌义正词严地答道：“为官之道贵在清廉。我并不是不想得实惠，而是不忍心向垂毙的饥民攫取口食！你私下克扣赈银，实非民之父母所为。我不敢自污以欺天，不过我必会将实情呈之上台，以救生民于水火，以正朝廷之律令！”说完拂袖而去。

　　王伸汉见李毓昌无法收买，感到大祸即将临头，非常恐惧，立即召来长随包祥商议对策。包祥原本是江洋大盗，为人心狠手辣，后因盗案事发被官府追捕甚急，赖王伸汉庇护才得以逃脱，从此投效王伸汉门下，甘为长随。因其人遇事有谋略，深得王伸汉信任。

　　之前包祥暗中监视李毓昌主仆时，曾经听到李毓昌长随李祥暗中咒骂李毓昌，决定先去找李祥打探一下情况。打听之下才知道，李毓昌已经将所查户口的清册及揭发王伸汉私吞赈银的禀帖写好，并准备于三天后的冬至起程，前往淮安府。

　　王伸汉听到包祥转告的情况后，更加六神无主，如坐针毡。包祥倒是非常镇定，说：“事到如今，与其束手待毙，身败名裂，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先将李毓昌除掉，便可灭口，再无后患。”王伸汉听了一震，半晌无言，但又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就问道：“如何除法？”包祥胸有成竹地说：“李毓昌平时管束手下甚严，他手下之人不能捞取半点外快，多有怨恨之声。特别是长随李祥，不久前曾被李毓昌当众责骂，心中更加厌恶其主。如果大人许以重金，授以密计，足能促使李祥除掉李毓昌。这其中过程，可如此如此……”王伸汉微一思索，便命包祥依计而行。

　　于是包祥出面，先是邀请李祥小酌。畅饮之时，包祥有意提到李毓昌不会为官。李祥如遇知己，大谈李毓昌为人之刻薄。包祥趁机许以白银五百两让李祥除掉李毓昌。起初，李祥闻言后骇然，愣了半天才说：“害人绝非儿戏，若是事发怎么办？”包祥笑道：“有知县大人从中周旋，决不会连累你的。”又告知李祥自己本为巨盗，被官府捕获，因王伸汉出面周旋也脱了罪。利欲熏心的李祥经不住利益诱惑，当即同意。

　　当下，李祥叫来另外两名长随顾祥和马连升，说明事由，二人也欣然同意。包祥便将如何下手行事的机宜面授三人。

　　嘉庆十三年（1808）十一月初六，王伸汉下请柬邀李毓昌到县衙赴宴，被李毓昌婉言拒绝。王伸汉便亲自前往善缘庵相邀。李毓昌虽然对王伸汉十分厌恶，但碍于情面，只得同往。酒席间，王伸汉只字不提查赈之事，这倒让李毓昌松了一口气，完全没有看出对方其实是心怀鬼胎。在王伸汉的殷勤劝酒下，李毓昌被灌得酩酊大醉，自己都无法独力行走。王伸汉于是派长随包祥带人送李毓昌回善缘庵。

　　此时已经二更天，夜色已深，善缘庵中僧人俱已就寝。包祥将李毓昌送回善缘庵时，趁机将一包砒霜塞到了李祥手中。李祥会意地点了点头，包祥这才离开。

　　浑然不省人事的李毓昌被扶回卧室和衣而睡。半夜时，李毓昌酒醒口渴，便叫人上茶。李祥早已将砒霜投入茶中准备好，闻声立即端上。李毓昌接茶后一饮而尽，不一会儿便毒性发作，腹痛难忍，颠仆狂吼，从床上滚落下来。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过来查看，见地上的李毓昌神色骤变，口吐鲜血，已经奄奄一息。三人急忙上前，顾祥扶住李毓昌的头。李毓昌有气无力地喝问道：“你要做什么？”一旁的李祥冷笑着说：“仆等不能事君矣。”一旁的马连升解下腰带，紧勒住李毓昌咽喉。可怜李毓昌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是身边之人对自己下手，挣扎了一会儿便气绝身亡了。三人又将李毓昌的尸体悬挂于房梁上，伪造出上吊自杀的现场。一切摆弄好后，已经是十一月初七的清晨。

　　初六夜，山阳知县王伸汉和长随包祥也都没有入眠，在县衙焦急地等待消息。终于到了初七清晨，李祥等三人来到县衙报案，声称其主李毓昌几日内不知何故心神不宁，已经于夜间自缢身亡。王伸汉和包祥这才如释重负，相视而笑。

　　接到报案后，王伸汉带着包祥亲往善缘庵查勘。一进卧房，不先检查尸体，而是先行搜出李毓昌箱内的纸稿销毁，那些正是李毓昌准备向江宁布政使呈送的禀帖及户口清册。清理现场后，王伸汉派人将案情报知淮安知府王毂，还暗中送上了两千两白银，名为修缮府第的费用。而在这之前，王伸汉为了达到克扣赈银、中饱私囊的目的，已经向王毂打点过两千两。这次王毂一收到白银，便已经猜到了李毓昌之死十之八九有蹊跷。他带人来现场验尸，看到李毓昌面色青紫、口鼻出血，明显为中毒症状，心中顿时明白了。他心中正琢磨如何妥善收场，刚好此时仵作李标验完了尸，大声喝报道：“尸口有血。”

　　尸口有血还能以自杀结案？王毂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杖责这个不识时务的仵作，并命其再验。可怜李标已经年过七十，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打。不过他毕竟在衙门里当了一辈子仵作，挨打后也立即会意过来，再次验尸时，便擦去了李毓昌口边的血迹，又用石灰涂抹呈现青紫的面孔，以掩人耳目。最终，李标报验结果时隐瞒了死者中毒实情，王毂这才面露喜色，以李毓昌悬梁自尽而草草结案，并派人前往山东通知李毓昌家属迎灵柩回故里发丧。

　　案子结了，最欢喜的人莫过于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喜滋滋地来衙门找包祥，索取五百两酬金。不料包祥不但翻脸不认账，还恶狠狠地威胁说：“你们三个图财害主，本应治罪。若是泄露半句，定叫你们身首分家。”李祥等人这才知道遇上了更阴险毒辣的主儿，但出于畏惧，一个字也不敢多说，只好含恨而归。王伸汉不如包祥狠决，还是怕事情败露，之后又安抚了李祥等三人，并将李祥推荐到淮宁县衙当长随，将顾祥推荐到吴县当差，马连升则被推荐到宝应县内。

　　本来一切都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天衣无缝，哪知道当初山阳知县王伸汉到善缘庵验尸时，忽视了一张收在李毓昌身穿的皮马褂内的禀帖，也就是后来李毓昌遗孀林氏检出的稿中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陷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字样的残稿。而后来淮安知府王毂验过尸以自杀结案后，李祥等人为李毓昌装殓，将皮马褂脱了下来，收在一边，李毓昌叔父李泰清到来后，便作为遗物交给了李泰清。带血的皮马褂和禀帖残稿后来成了开棺验尸的有力凭证。

　　在山东即墨，当林氏和李泰清发现李毓昌死于被害后，悲痛难名，决意为亲人申冤。刚好这个时候，另一即墨官员初彭龄回到老家探亲。

　　初彭龄，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以“清介”自许，以“报称”为心，素来以耿直敢言而闻名于朝野。就在三年前，铁保新任两江总督、初彭龄调任安徽巡抚之时，寿州发生了一起特大命案：武举张大有与侄子张伦争夺女人，投毒将张伦及一名雇工害死。因张大有家境富有，通过苏州知府周锷打通了两江总督铁保的关节，最后以张伦等被毒蛇咬伤致死定案。结果初彭龄从中发现了端倪，查出真相后，张大有伏法，铁保也因为失察褫官衔、降二品顶戴，虽然铁保不久又官复原职，但初彭龄不畏权贵的美名却是传开了。

　　初彭龄与李毓昌同籍，曾有师生之谊，得知李毓昌英年而逝后既感愕然，又深为惋惜。李泰清趁机将李毓昌之死的种种可疑之处告诉了初彭龄。初彭龄听后义愤填膺，立即亲写诉状，敦促李泰清携诉状到京师都察院（清代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去控告。

　　就在李泰清及李士璜（李毓昌堂伯）要离开山东赴京告状之际，初彭龄又派人通知李泰清，要他立即将李毓昌灵柩在堂屋中就地掘坑深埋，以防有人前来窃尸焚骨，失去最关键的凭证。初彭龄久经宦途，饱经世故，对官场的险恶了如明镜。果然，就在李毓昌灵柩被深埋后的几天，听到风声的王伸汉派“盗贼”前来窃尸，但已经晚了一步，李毓昌灵柩已经被深埋入窖。“盗贼”无法下手，只好取走李氏大门前的旗杆顶子，以此为凭据回报王伸汉。

　　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初，李泰清和李士璜到达北京，立即赶到位于紫禁城天安门（即明朝的承天门）前的宫廷广场西侧宫墙外的都察院具控喊冤。左都御史特克慎接了诉状，李泰清将事情经过告知，并将血衣、禀帖残稿、银簪等证物呈上。特克慎一听说新科进士、朝廷命官李毓昌被人谋杀，显见案情复杂，便暂时收了诉状，没有明确表态。

　　几天后，初彭龄也到达北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回京述职，但也十分关心李毓昌一案。回到北京当天，初彭龄赶到都察院询问李毓昌案情。特克慎并不知道诉状其实就是初彭龄所写，正想了解案情经过，认为初彭龄与李毓昌同乡，肯定知道内情，便将诉状交给他看。初彭龄假装看完诉状，说：“李毓昌是莱州府人氏，我祖籍本是登州府，并非同乡。”他这样说，则可以有效地避嫌。特克慎果然征询初彭龄的处理意见。初彭龄说：“李毓昌是朝廷命官，竟然被人谋害，此案重大之极。可事关其他朝廷命官，难免棘手。不如将诉状呈上，请皇上御批最为妥当。”特克慎深以为然。这样，在初彭龄的巧妙安排下，李毓昌命案被直接送到了嘉庆皇帝面前。

　　前面已经详细讲过嘉庆皇帝当时内外交困的处境，他正为吏治腐败、朝廷官员贪风泛滥而焦头烂额，接到都察院呈递的李毓昌命案诉状后，当即火冒三丈，立即下了两道圣谕：一是命山东巡抚吉纶立即派精干大员到即墨把李毓昌尸棺运到省城详验；二是命两江总督铁保及江苏巡抚汪日章将山阳知县及有关人证火速解京，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直接审讯。为了防止出现类似之前铁保徇私舞弊的情况，嘉庆皇帝在谕旨中特意强调说：“若不悉心研鞫，致凶手漏网，朕断不容汝辈无能之督抚，唯执法重惩，决不轻恕！”

　　山东巡抚吉纶之前已经因为在失察仓书舞弊一案中被降二级留任，此次接旨后不敢怠慢，一面调集精兵强将组建成验尸团，其中包括山东布政使朱锡爵、山东按察使张彤、济南知府徐日簪、武定知府金国宝、登州知府石俊、历城知县王嵩、嘉祥知县周以勋、德州知州周履端、阳谷知县王吉，这九名省、府、州、县官员作为监验官，一面派出人马赶到即墨调运李毓昌尸棺到省城济南。

　　尽管天子亲自批示要调查此案，山阳知县王伸汉仍然在作最后的努力。当吉纶派出的人马在即墨重新挖出李毓昌尸棺时，王伸汉的亲信包祥已经赶到济南，出重金买通了将要为李毓昌验尸的仵作。同一时间，李泰清等人也赶回了即墨，准备参与取棺验尸。只是他们对仵作已经被王伸汉买通一事尚懵然不知，完全蒙在鼓中。一方面是皇帝严查命案的圣旨和亲人为死者申冤的决心，一方面是凶手不肯坐以待毙的挣扎，案情由此更加复杂，真相还能大白于天下吗？

　　六月十一日，在山东布政使朱锡爵、寿光县县丞王会图、安丘县县丞杨遇春、即墨县知县谭文谟和李毓昌亲属李泰清、李毓奎、李毓庄等人的押护下，李毓昌尸棺到达山东省城济南南门外校场。校场已经搭好席棚、设下案桌，做好了验尸的准备。

　　六月十二日，验尸开始。此时，李毓昌死亡已经有八个月之久，尸体早已开始腐烂，从身体表面已经无法看出是毒杀还是上吊自杀。经过商议，监验官决定按宋代著名法医学家宋慈名著《洗冤录》中的蒸骨法进行蒸骨验尸。而这一点早已为山阳知县王伸汉所料到，他让买通的仵作在验尸时暗中放入了咸盐。这样，在盐的作用下，骨头蒸完后呈现绵白色，看上去并没有中毒迹象。

　　在场监验官无不面面相觑，如此大费周折，甚至惊动了皇帝，众人都以为必然是一桩大冤案，谁料竟然还是要维持原判。幸好此时李泰清上前尝了验尸的蒸骨水，发现有咸味，于是痛哭不已，要求重新蒸验。山东布政使朱锡爵同意了，他很有心机，第二次蒸验正要开始的时候，他突然叫停，走上去亲尝蒸骨水，发现仍然有咸味。至此，仵作作弊一事败露。朱锡爵大怒下，命人当场将作弊仵作杖毙。另取干净水蒸骨后，骨头全黑，李毓昌中毒已经是确认无疑。

　　不过此时又有新的疑点出来：新蒸骨骸中龟子骨仅呈微青色，而心坎骨又全无青色，这是怎么一回事？当场有名经验丰富的仵作对此解释说：“人中毒后，毒先入四肢，毒气攻心才能毙命。死者肯定是先中毒，但毒气还未攻心之前，他已经被勒颈而死。这样一来，毒气没有到达心尖，所以心坎骨无青色。”

　　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但又有新的问题冒了出来：那就是李毓昌中毒后，到底是自己上吊还是被他人勒死后吊上屋梁？本来，在中国历史上，用上吊自杀来掩饰勒杀的情况非常普遍，《洗冤录》中记载有可以通过检验勒痕的做法来识别，通常勒杀后再吊上屋梁会在脖子上留下两道勒痕，还有一些其他迹象明显区别于自己上吊。但此时李毓昌尸体已经腐烂，无法从勒痕来辨别，监验官只能完全靠分析推理来解决疑惑。如果是李毓昌自己上吊，那么他的口鼻怎么会出血？即使是口鼻出了血，一个上吊之人又怎么会用自己的马褂衣袖去擦血迹呢？如此推断起来，李毓昌必然是他杀，但事实经过如何，就需要人犯的口供来证实了。

　　至此，山东济南这边的验尸工作在历经波折后终于结束，验尸经过和结果被如实上奏朝廷，李毓昌尸骨也被重新装殓运回即墨。

　　而另一边李毓昌命案的案发地江苏也早忙成一团，两江总督铁保和江苏巡抚汪日章派出大批人马缉捕涉案人犯。李毓昌长随李祥、顾祥，淮安知府王毂，山阳知县王伸汉及其长随包祥、张祥、余升，厨子钱升等先后被捕，解往京师。

　　李毓昌另一长随马连升本被王伸汉推荐到宝应县任职，但他自从害死主人后难以自安，没有到职便躲回了山东聊城老家。不过，他家中贫困，无以为生，后又不得不到京师谋生做长随。李毓昌案发后，震动朝野，马连升惶恐无助，干脆主动到刑部投案自首。

　　七月初三，全部人犯都解到了京师，由刑部收监，会同军机处严审。由于铁证如山，经过多次对质后，案情已经真相大白，各案犯均低头认罪。谋害李毓昌的元凶王伸汉也供认了吞赈在前、行贿在后及杀人灭口的全部过程。

　　据清人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王伸汉本来拒不认罪，有一天熬跪倦极，便向审讯官员求一杯茶喝。审讯官员命左右端了一杯茶给他，不料他接过茶后并不喝，而是瞪着茶杯良久。也许是他想到了当初李毓昌喝毒茶的情形，这之后，王伸汉便吐实招供了。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场自杀的戏剧性场面。淮安知府王毂深知罪责难逃，决意自杀。他将随身带的玻璃小镜砸碎后，用碎片划伤了自己的腹部和颈部。但很快被狱卒发现，救治了过来。不过当班狱卒也因为疏于防守被“交部察议，各行研鞫”。

　　更可笑的是，涉案人犯已经在北京认罪后，两江总督铁保竟然还糊里糊涂地上奏说：“此事尚毫无端倪，容再加体访具奏。”又说：“铺叙鬼神之词（指李毓昌托梦给妻子林氏一事）以为破案之来历。”本来他跟李毓昌命案并无直接干系，但他模棱两可、醉生梦死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嘉庆皇帝，决定拿此案开刀，将这位总督一并处置，以达杀一儆百之效。

　　嘉庆十四年（1809）七月初十，审理结果下达：谋杀李毓昌之主犯王伸汉立即处斩，并抄没家产，其长子流放乌鲁木齐；长随包祥刑夹后斩首；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因谋害主人，属于大罪，按“雇工人谋杀家长，照子孙谋杀祖父母者，皆凌迟处死”。受贿的淮安知府王毂绞立决；为李毓昌验尸的仵作李标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派往山阳的查赈委员除李毓昌、章家璘拒绝贿赂外，其余九人均因受贿被流放，且抄没家产；除此之外，嘉庆皇帝亲谕定论处罚五名朝廷大员：两江总督铁保革职，流放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回籍；江宁布政使杨护降职，留河工效力；江宁按察使胡克家革职，留河工效力；淮扬道道台叶观潮革职留任。

　　而死去的李毓昌被赏加知府衔，优厚安葬。嘉庆皇帝亲制《悯忠诗》五排三十韵，刻石立于李毓昌墓前。李毓昌之嗣子李希佐被赐举人身份，允许直接参加会试。李毓昌叔父李泰清也被封为武举。

　　嘉庆皇帝如此优恤李毓昌，并重惩涉案官员，自然意在力挽颓风。这桩号称“山阳大狱”的惊天大案最终以沉冤得雪的欢喜结局落下了帷幕，但南漕北赈的吏治积弊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一叶知秋，清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第三章　刺马案

　　无论马新贻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来历，案发后的审讯调查过程和结局却充分彰显了中央皇权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无可奈何。从始至终，刺马案的本质不过是清朝中央集权和地方军事集团的较量，而最后还是以清廷的公开退让而告终。

　　楔 子

　　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国力日益衰败。就在此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破了清王朝妄自尊大的天朝迷梦。中华民族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有民变纷起之忧，外有列强瓜分之患。风雨飘摇中，就此掀开了近代中国没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