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结果可谓煞费苦心，表面做足了文章，公开处置赵晋、王曰俞、方名等一干查有实据的考官、举子，为江南士子出了一口气。看起来，似乎比前任钦差要厉害得多，但在互参案上，一如他们的前任张鹏翮所奏，称噶礼与舞弊案无关，张伯行所参噶礼各款“皆虚”。

　　已经被免职的张伯行倒是依旧无所畏惧，又上了一道奏折，说：“科场舞弊只惩从犯，不惩首恶，难抚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枉法封疆大吏，此风若长，大清朝刑律将名存实亡。我张伯行革职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请陛下再派贤臣重新审理。”

　　康熙皇帝看了三审的结论和张伯行的奏章后很是感叹，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多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但他也知道科场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满汉大臣之争，即使再追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没有应张伯行的要求再派钦差审理，只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就穆和伦等所审的结果进行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四审。

　　四审之前，康熙皇帝特意召见相关官员，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清史稿》）然而，议奏的结果是：噶礼、张伯行二人不思和衷协恭，互相讦参，有失大臣体统，都应撤职。最后还是康熙皇帝下旨：噶礼著革职，免于严查深究，由漕运总督赫寿接任两江总督；张伯行著革职，但留任江苏巡抚。这样，这桩轰动一时的江南科场案最终以互参案了结。

　　而本已经被从轻处理的噶礼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他恼怒母亲曾经在皇帝面前替张伯行说话，与弟弟色勒奇、儿子干都勾结，暗中在母亲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母亲。东窗事发后，被怒其不争的康熙皇帝赐令上吊自尽，色勒奇、干都也被斩首。

　　又传说噶礼自尽时向监绞官行贿，因此还没有气绝就被放下来装入了棺材。噶礼躺在棺材里等了半天，也不知道时日，实在不耐烦了，便开口问道：“我可以出来了吧？”谁知道监绞官还没有走，棺材周围还有一些人，看到噶礼突然坐起来，无不骇然。监绞官生怕受贿事泄，于是上前一斧将噶礼劈倒，连同棺材一起烧了。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六日，江南科场案中最后处置结果下达。相关人物安徽巡抚叶九思已经病故；副主考赵晋，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山阳知县方名斩立决；举人吴泌、程光奎，合谋者俞继祖绞监候，秋后处决；主考官左必蕃失察革职；请人代笔者徐宗轼、夹带作弊者席玕照一并枷责。

　　然而，奇事还没有结束。赵晋在处斩的头一天，忽然在狱中病死。一时间，谣言哄传。有人说赵晋是上吊自杀了；有人说赵晋好友王式丹杀死一名乞丐，将尸体藏在肩舆（轿子）中，入狱探望时偷梁换柱，以死丐冒充赵晋，而赵晋本人则攀着绳子逃出大狱；还有人说那具尸体就是王式丹的仆人张大。

　　张伯行听说后赶来验尸，发现尸体确实不是赵晋，于是上奏康熙皇帝说：“尸体与赵晋状貌不符，赵晋生死难明。”康熙皇帝曾经命张伯行等人在苏州审讯王式丹，株连多人，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赵晋逃走后，“通缉多年无获”，最后连王式丹也被无罪释放。

　　求取功名的科场素来是士子文人的角斗场，布满了荆棘。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江南辛卯科场案在经历一年多的审理后，最终以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落下了帷幕，虽然许多隐情尚未弄清，但康熙皇帝也不想再弄清了。不过，比较而言，康熙辛卯科场案远不及顺治丁酉科场案那般腥风血雨，这也正是时局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已经走向稳定的标志。

　　肆、顺天戊午科场案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清王朝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外有帝国列强虎视眈眈。

　　这一年，正是多事之秋，“内乱外患交迫”。先是四月初八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挑起大沽之战。无能的清廷在外国侵略者枪炮的威胁下，签订了《天津条约》。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签订了《瑗珲条约》。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和领土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原大地，更是战火纷飞。清廷为包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截断了天京的交通及粮道。太平天国主将李秀成、陈玉成为解天京之困，率部奋力与清军血战，清江北大营被彻底摧毁。

　　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应接不暇，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来就昏聩无能，当此大变局之际，更是无力应付，沮丧之下干脆日夜沉迷在声色当中。这位无心求治的年轻皇帝，被公认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无道、最荒淫、最无耻的一位，在综合排名中一贯居于末位。

　　按照天干地支纪年，这一年为戊午年，刚好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就发生在这一年。不过这场大狱，并不像顺治科场案那样牵连极广，而是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下了新的纪录。

　　当年八月初，顺天乡试如期拉开了帷幕。这一科乡试的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兼军机大臣柏葰，副主考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南宋理学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孙）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

　　柏葰，字静涛，姓巴鲁特，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之后仕途顺畅，历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以谨慎正直著称。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内五次升迁，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咸丰皇帝登极后，对柏葰也相当倚重，推其为军机重臣之首，地位显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乡试开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场考题的内容，因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会试和顺天乡试的首场四书考题均由皇帝钦命。在这次考试之前，由内阁献《四一部给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阅览后命题，《四发还内阁，命题则锁入专门的题匣。八月初，柏葰入驻贡院时，题匣钥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乡试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员向咸丰皇帝领取锁得严严实实的题匣，然后送到贡院，交给外帘官员，再由外帘官员转交给内帘官员，最后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带入场中的钥匙打开题匣，取出考题。这一套程序十分严密，基本上制止了预先泄漏考题的行为。

　　这场乡试刚刚开场之时，外帘官员便闹出了一场小风波。提调官蒋达（时任顺天府丞）认为贡院考场中供给不足，缺乏不少东西，斥责治中蒋大镛办理草率。监临（顺天乡试监临，设满人一人、汉人一人，由部开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请钦派）顺天闱乡试的梁同新（时任顺天府尹）则认为蒋达是小题大做。二人因为这点小事闹了意见，蒋达狂怒之下，不顾贡院已经锁闭，擅自出闱，参奏梁同新袒护属吏。结果，吏部议处后蒋达被革职，梁同新降为四品京堂候补，二人职务改由吴鼎昌、毛昶熙代替。这件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都察院都御史命巡视专门御史（贡院外场官员，负责搜检、巡查等事宜）分传各行户，查究草率之由，并移咨刑部定案。治中蒋大镛及大名、宛平二县令（二县为朝廷所在地，称京县，京县县令级别比普通县令高两级）均因此被降职。

　　这件事后，京师中有谣言说，贡院中某晚出现了大头鬼。有人说：“贡院中大头鬼不轻出见，见则是科必闹大案。”（《庸庵笔记》）

　　虽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场乡试主考官为素有刚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乡试结束后，阅卷进行了一个多月，于九月十六日发榜。虽然舆论一片哗然，但也并未到达物议沸腾的地步。自古以来，科举发榜后，有人欢喜有人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此场乡试结束后，柏葰更被拜为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仍然兼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内阁之外设立军机处以来，一直有种说法：“不入军机，则虽位居大学士，不得谓之真相。”（《庸庵笔记》）而柏葰一人身兼军机大臣及文渊阁大学士，便成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极人臣。即使有人怀疑科场有不公之事，但也没有想到能就此将官高位显的柏葰拉下马来。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为保证对准噶尔的战争顺利进行，设立了军机处。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地位十分显赫。军机处最初是为军务而设，并非正式机构，一旦战事结束，即当立即裁撤。但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军机处的特点有二：一是处理政务迅速；二是办事机密。］

　　一切的转机是从一个伶人（戏子）开始的。

　　当时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权重外，尚有怡亲王载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后人）、郑亲王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以及端华同父异母弟肃顺这一股势力。载垣和端华二人才能平庸，遇事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

　　顺天乡试后，刚好是郑亲王端华大福晋寿诞，端华请了一个戏班子到府中唱戏祝寿。但偏偏戏班子中的红角儿没到，大福晋很不高兴。端华派人连传了三次，红角儿总算来了，却是酒气熏天，根本无法上台唱戏。端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红角儿。红角儿吓得酒醒了一半，告诉端华说：“不是小的有意抗传，而是小的朋友中了举人，刚好赶上他今天摆宴贺喜。”端华惊讶戏子竟然也能中举，便问那举人的姓名和来历。红角儿如实回答道：“小的这朋友是满人，名叫平龄，素娴曲调，经常以票友身份上台客串小旦，如今誉满京城，也开始赚包银了。”端华听了大笑，也没当回事儿，转身就将此事当笑话讲给了众宾客听。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刚好肃顺在座，立即留上了心。

　　寿宴结束后，肃顺开始暗中调查平龄。平龄为镶白旗人，酷爱戏曲，本人戏也唱得不错，经常上台客串花旦，竟然以票友身份成为京城的名伶。当时有花旦名叫松林者，才貌俱佳，声名噪动京城，平龄号称“赛松林”，可见其名头之响。但戏唱得好是一回事，有没有学问则是另外一回事。平龄此人素来不学无术，却能得中乡试第七名，实在令人起疑。

　　当时肃顺一党忙着与柏葰争权，肃顺感觉这是个搞垮柏葰的大好机会，决意利用这次科举的岔子大做文章。于是，与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一样，戊午科场案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舞弊案，而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

　　当年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疏给咸丰皇帝，指出本年顺天闱乡试有舞弊行为，共有四件科场违规事发生：“或主考压令同考官呈荐，或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或同考官彼此互荐，或已取中而临时更改。”尤其揭发了中试举人平龄朱墨不符，引起物议沸腾。咸丰皇帝正沉迷于圆明园“四春”（四名美貌的汉人女子）的美色当中，但孟传金在奏疏中力言事态严重，又不能就此不理，便授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会审此案。主审者载垣和端华刚好是柏葰的死对头，由此兴起了清朝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科举案。

　　［清朝初年，顺治皇帝生母孝庄皇太后为了保证满人的血统，下令后宫禁止“小脚女子”（即汉女）入内。咸丰皇帝喜欢汉女，但不敢违背祖训，所以将汉女安置在圆明园。四春后为懿贵妃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嫉恨，被诬为“内侍匿小脚妇女”，借口执行祖训杀死。此事也成为咸丰皇帝逐渐疏远防范懿贵妃的由头。］

　　平龄先被逮捕，但在审问时，支吾不清，不肯交代。案子还没审清，没两天，他便莫名其妙地“瘐死”在了大狱之中。平龄的答卷被重新调出来审查，发现其墨卷（考生原卷）内草稿不全，朱卷（誊录生誊录出的副本）内有七个错谬之处被改过。追查之下，同考官邹石麟被迫承认朱卷是他所改，他以为错别字是誊录生誊录时的笔误，所以才代为改正。

　　载垣等人将审理平龄的结果上奏后，咸丰皇帝很愤慨在自己眼皮下还能发生这样的事，于是下令复查全部试卷。

　　当年十月二十日，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四人的严密监视下，刑部尚书赵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湘系经世派代表人物，后入曾国藩幕僚，与曾国藩是儿女亲家）等人在圆明园重新勘查了全部试卷，最终发现有五十多本试卷也应讯办查议。

　　其中，新中试刑部主事罗鸿禩的试卷，竟然有三百多个错别字。咸丰皇帝听说后，惊讶无比，立即派太监到礼部取得试卷，亲眼看到后才不得不信。他立即召罗鸿禩到南书房复试，复试的文题是“不亦乐乎”，诗题是“鹦鹉前头不敢言”，暗有讥讽揶揄之意。监考官则是郑亲王端华和户部尚书肃顺，阅卷官是兵部尚书陈孚恩。复试结果，罗鸿禩的答卷“疵蒙谬累”，罗氏“通关节”中举的作弊行为一览无遗，当即被逮捕下刑部大狱。余怒未消的皇帝还下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将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等候进一步的处理。

　　肃顺从罗鸿禩入手，追查到他与同考官浦安交通关节一事，又将浦安逮捕审讯，整个过程遂真相大白。原来，罗鸿禩参加顺天乡试前，托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代为通关节，李鹤龄便求助其同年进士、本届乡试同考官浦安。浦安便与罗鸿禩约好了关节暗号。阅卷时，浦安找到了带有暗记的罗鸿禩的试卷，便推荐给主考官柏葰。柏葰看到这本试卷错误百出，便让亲信家丁靳祥去告诉浦安，此本试卷不符合中试条件。

　　当时柏葰年老，许多事情都交给家丁靳祥处理。靳祥其人天资聪慧，知书达理，柏葰对其十分信任，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于是浦安竭力向靳祥恳求，并说其房中中试者只此一本。靳祥答应为浦安出头，力说柏葰不如顺水推舟，卖个人情给浦安。柏葰果然听从了靳祥之言，抽出了本已中试的刘成忠试卷，换成了罗鸿禩的试卷。

　　后来榜发，罗鸿禩果然由浦安推荐得中正榜，如愿以偿。他前去答谢浦安时，浦安告诉他说：“其实你还要多谢一个人，他就是柏中堂（柏葰）的门丁靳祥。你能够中试，多亏靳君之力。”于是，罗鸿禩送了十六两银子给柏葰，表示感谢。另有五百两银子给中间人李鹤龄，李鹤龄留下二百两，将剩下的三百两转送给了浦安。

　　肃顺审清来龙去脉后欣喜若狂，立即迫令柏葰交出关键证人靳祥。此时靳祥已经陪同分发甘肃知府的钟英（柏葰之侄）离开京城。听到风声后，靳祥立即出逃，结果在陕西潼关被陕西巡抚曾望颜拿获，押解回北京归案。不过，靳祥不久后就病死在刑部大狱中。据说他是有意自杀，以求死无对证，意在保住老主人柏葰。然而，在肃顺的威逼下，浦安和李鹤龄如实交代了主考官柏葰的受托情节，有无靳祥的供词已经不重要了。柏葰被立即逮捕，交给刑部监禁。

　　柏葰本已经是正一品大员，荣华富贵都已经是囊中之物，仅仅因为听信家丁一言，收了十六两银子，便引来此等大祸，身败名裂，晚节不保，自然是追悔莫及。虽说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渎职而已，算不上受贿，但也自知与肃顺一党素来不睦，对手历来视自己“如鲠在喉，不除不快”，好不容易有此机会，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但至多也不过是流配新疆而已。昔日和珅罪大恶极，最后也只是被赐自尽，自己仅失察之罪，不过褫职而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吧。柏葰一边这般安慰自己，一边吩咐家人收拾好远行的行李。

　　咸丰九年（1859）二月十三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四大臣联衔上奏，将案情作了详细汇报，奏疏上对柏葰的处置是“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

　　当日，咸丰皇帝在勤政殿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商议如何处置柏葰。柏葰在朝为官三十余年，老成宿望，资历很深，咸丰皇帝有意询问群臣说：“柏葰有无屈抑？”其实是感念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且已经老迈，打算从轻发落，只要有大臣站出来“乞恩”求情，皇帝便可顺水推舟。但肃顺果断敢为，“治事严刻”，好用重典，之前曾力主杀死和谈不成的宗室耆英。群臣畏惧肃顺一党的势力，竟然无人敢回答皇帝的话。而肃顺本人又及时站出来，大讲了一通“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的道理，要求立即将柏葰正法。咸丰皇帝便不再坚持，准肃顺所请，同意将柏葰“斩立决”。

　　可怜柏葰素有宽厚谨慎之名，以为至多不过是流放的结果，却等来了斩首的命令。清朝自立国以来二百余年，从无公开处斩宰相之例。此举如同晴天霹雳，不但令柏葰本人震惊，也令朝野侧目。

　　午后三时，柏葰被押赴北京南城的菜市口行刑，由户部尚书肃顺和刑部尚书赵光监斩。肃顺看到柏葰的囚车到来后，喜笑颜开地迎上前去，说：“七哥来早。”（《清稗类钞》）然后立即升座，催促用刑。柏葰被立即斩首，同考官浦安、兵部侍郎李鹤龄、新中试刑部主事罗鸿禩也被同时斩决。擅改朱卷的同考官邹石麟被革职，永不叙用。副主考户部尚书朱凤标则被革职，未及一年，旋复起用。

　　当时，柏葰朝中同僚、门生、故吏不但不敢为其求情，甚至没有一人到刑场奠别。刑部尚书赵光还庆幸地说：“此次科场之案，未令刑部会审，予幸以为幸焉。”可见朝野对肃顺一党畏惧到何等地步。只有时在江南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胜保自军中上疏，为柏葰求情，其中有“罗网弥天，衣冠扫地”之语，暗指柏葰为肃顺所陷害。肃顺与胜保遂成死敌。但胜保远在前线，且统领重兵，肃顺也无法轻易加害。后来肃顺一党与慈禧太后争权，胜保迫不及待地倒向慈禧太后一边，在铲除肃顺一党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柏葰不仅是终清一朝唯一一名因科场案被处死的一品大学士，也是中国自实行科举以来，因科场舞弊而被处死的职位级别最高的官员。

　　柏葰等四人被杀，戊午科场案并未就此终结，案情还在进一步发展中。之前，同考官浦安曾经供称他听说副主考程庭桂收过很多请托者递送的条子，并在后来烧毁了这些条子。程庭桂由此被逮捕审讯。程庭桂供认乡试开始后，他的儿子程炳采接到过几个人的条子，因为这些条子的来头都不小，程炳采无法拒绝，于是收了下来，并让家人胡升给程庭桂送食物时，将条子黏在食物盂下，带进了贡院。递条子的人，包括李旦华（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潘祖同（工部郎中潘曾莹之子）、潘敦俨（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等人，分别为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恩贡生王景麟、附贡生熊元培等人请托。不过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等人都未能中试，因而程庭桂在事后将条子烧毁。

　　程炳采被逮捕后，除了承认其父程庭桂供称的递条子的人外，又招出一个重要情节，他还接到过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送的条子。但程庭桂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条子。原来家人胡升在送陈景彦的条子入考场时，被监场御史发现。监场御史见事涉兵部尚书陈孚恩，于是将条子藏了起来。

　　条子一事涉及众多大臣之子，事态顿时严重起来。这再一次说明，科场舞弊案的发生，其本质始终是权力和利益相勾结的产物。因为儿子陈景彦牵涉入内，负责审理此案的兵部尚书陈孚恩不得不奏请回避，并自请严议。因陈孚恩与肃顺关系极好，咸丰皇帝倒没有计较，反而命他继续秉公审理此案。

　　由于请托之人李旦华和考生谢森墀、熊元培在科场案发后均已经逃回江苏原籍，刑部不得不派人前去追捕，此案一直拖到咸丰九年（1859）七月才审结。肃顺等人拟将程庭桂、程炳采父子共同斩首。咸丰皇帝念及程庭桂是两朝老臣，不忍将他们父子一起处死，于是法外开恩，只将程炳采处斩，程庭桂则发配军台效力。

　　程炳采被押赴刑场时，由于心中不服，向围观的路人哭诉道：“吾为陈孚恩所绐，代弟到案以至于此。陈孚恩谄媚权奸，吾在冥间当观其结局也。”（《庸庵笔记》）闻者皆为之挥泪。

　　案中的请托者七人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和陈景彦免死发配新疆。不久又允准李旦华等人捐输赎罪。陈孚恩、潘曾莹、潘铎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级调用，李清凤病死免罪。其他办理科场不善的官员也依例作了处理，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等数十人。戊午科场案至此结束。

　　戊午科场案并非人为罗织的冤狱，跟之前的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比起来，案情显然没有前两件科场案那样清浊难分，而且打击面和牵连度都要小得多，“同官不闻连坐，家属亦未长流”，涉案官员的家属均没有受到牵连。之所以惊世骇俗，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案，就因为最后斩了首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柏葰。而导致柏葰被杀的关键人物，则是之后声名鹊起、煊赫一时的肃顺。

　　不过，若是就此认为肃顺在此案中一心为公，意在整顿弊政，那就大错特错了。两年后的恩科会试，肃顺一心要推手下心腹幕僚高心夔（肃门五君子之一）坐上状元位，不惜以身犯险。殿试前，肃顺千方百计打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其中“纱窗宿斗牛”出自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一诗。肃顺立即将题目告诉了高心夔，让他连夜做准备。第二天，果然是这个题目。而在场三百多考生，很少有人知道此题的出处。高心夔大喜过望，自以为成竹在胸，状元已经是囊中之物，匆匆写成后，立即出场来找肃顺报喜。肃顺问了他的答卷内容后，跌足连叫道：“完了！完了！”原来，高心夔一时疏忽，诗作押错了韵，而一旦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最后发榜结果，高心夔列四等，最终未能当成进士。

　　对肃顺而言，穷究戊午科场案，虽然意在铲除政敌，有“倾轧”之实，但也确实起到了扭转颓风之效，此后，“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科场风气得到彻底扭转，持续三十余年没有科场弊窦行为。

　　戊午科场案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清朝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虽然自开创者努尔哈赤起便一直奋发图强，但论其实力，远远不足以横扫天下，最后能够入主中原，实在是机缘巧合所致。如此弱势的一个民族，在侥幸下轻易取得了中原的大好江山，统治着数量、经济、文化水平均远胜自己千百倍的汉族，居高临下之时又是何等战战兢兢。这既是终清一朝少有荒唐滑稽皇帝的根本所在，也是清朝自立国开始便对汉人防范警惕极严的关键原因。

　　乾隆以前，重臣兼部务均是清一色的清朝贵族，汉人大臣即使受到重用，也不过充当随声附和的工具，且受到严密的监视。一直到嘉庆朝以后，各地起义频发，中央集权受到冲击，清朝贵族垄断朝政的局面才开始破冰，汉人大臣在朝廷的实际职权才有所增强。肃顺出身宗室，却是一个另类，其见识、阅人的眼光均是满人中的佼佼者。他历来轻视满人，重视汉人，认为只有汉人才能挽救大清江山。而他本人因在戊午科场案力杀柏葰一事而声震朝野，成为公认的天子之下的第一人，他本人也嚣张不可一世，使得他重用汉人、以汉制汉的策略得以顺利推行。正是由于肃顺的大力推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才得以崛起于历史的舞台。正因为如此，戊午科场案也被视为晚清政治格局的关键转折点。

　　中国有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戊午科场案也是如此。表面看起来，肃顺取得了一时的胜利，掌握了全部的朝政，但失败往往就潜伏在胜利底下，而肃顺“不学无术”，“又疏于防患，计智浅露”。戊午科场案扬刀立威后，肃顺加大了整饬吏治的力度，雷厉风行，持法严厉，令大臣谈其为之色变。但其时吏治昏庸腐败，已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肃顺如此严厉酷烈的手段，自然是四面树敌，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祸根。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三十岁的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遗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辅佐幼主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野心勃勃，勾结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肃顺被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被赐自尽，其他五大臣或革职或遣，肃顺亲党陈孚恩也被遣戍新疆。肃顺被砍头的地方，就是三年前柏葰丢掉脑袋的菜市口。

　　肃顺垮台后，朝中便有人想为柏葰翻案。慈禧太后素来痛恨肃顺，却也不敢轻易答应，只是谕令礼、刑两部对戊午科场案重新进行核查。经过反复权衡后，同治元年（1862）正月，慈禧太后以同治帝名义发布上谕，只说当初肃顺等人擅作威福，因与柏葰平日挟有私仇，便借科场案之际，“以牵连蒙混之词，致柏葰身罹重辟”；但柏葰自身也有责任，只不过量刑有点重，为柏葰奏请昭雪的官员未免措辞失当；又念及柏葰为两朝重臣，且办事勤慎，赐柏葰之子柏钟濂四品卿衔；之前参与审案的吏部尚书全庆则被冠上“不能悉心核议”的罪名，降级调用；率先揭发戊午科场舞弊案的御史孟传金也饱受朝中同僚白眼，“遂摭他事发回原衙门”。

　　戊午科场案后，直到清朝灭亡，再无大的科举案发生。不过，科场弊端并未就此结束。每到考试前，递条子、通关节依然成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是因为递条子而陷入一场牢狱之灾。

　　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时任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绍兴老家丁忧。当年刚好是大比之年，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刚好是周福清的同科进士。周福清便想利用同年之谊为儿子和几个本族子弟通关节。为了避人耳目，周福清决定在半路拦截殷如璋。七月，殷如璋乘官船自京城赶往杭州，七月二十七日抵达苏州，停靠在阊门码头。早已经在苏州等候的周福清派家仆陶阿顺拿着一封写有关节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殷如璋。陶阿顺到达码头时，殷如璋正与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交谈。莽撞的陶阿顺便擅自将名帖信函交给了殷如璋的差人。殷如璋收到信后，一看是周福清的名帖，多少有些心领神会，因周锡恩在场，不便立即拆看。而岸边的陶阿顺等了许久后，依然不见回音，不耐烦起来，竟然对着官船大喊起来：“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事情由此败露。殷如璋不敢隐瞒，当即将书信连同陶阿顺送到苏州府审讯。凡信中提到的考生均被扣考，周福清则被逮捕入狱，判“斩监候”（死刑缓期）。幸运的是，当时已经是清朝末年，官场腐败成风，周家反复用钱上下打点，周福清在死缓八年后，终于被释放，但周家也从此衰败。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一度叱咤风云，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科场代考枪手——他曾经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均顺利中举。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列强侵凌日重，国内危机四伏，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重臣联衔奏请停止科举。清廷经过考虑后，接受了呈请，下令废止科举。至此，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科场积弊也随之而断绝。

　　第二章　甘肃冒赈案

　　乾隆是清朝第一个靠秘密建储制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台伊始，尚无自己的势力和亲信，执政初期为坐稳皇位费尽了心思，因而大权在握后，喜欢乾纲独断。又自诩“明君”，公然宣称“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其身边重臣也多是品行操守不良之辈。

　　楔 子

　　乾隆后期，由于乾隆皇帝本人挥霍无度，大讲排场，因而也就无法控制各级官员的贪赃枉法，以致形成了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仅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后揭发出来的贪污大案就有数十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甘肃发生过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巨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各级官员，涉案金额之巨，牵连官员之多、级别之高，都是大清开国以来所未有，并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乾隆皇帝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壹　想当清官不容易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当今天子乾隆皇帝早就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凉快去了。京城的老百姓自然没那个福分，只能躲在自个儿家中勉强避暑。在这样闷热的天气，即使是在华盖云集的京师，街上来往的行人也极为稀少。

　　突然间，从前门方向快步奔来一名五十多岁的普通老汉，满头大汗，肩上扛着一副衣褡，直奔崇文门的九门提督衙门。差役认出老汉就是前门联兴帽铺的店主张度仲。张度仲也不多说，直喊要报官。九门提督衙门大学士英廉（本姓冯，内务府包衣，汉军镶黄旗人，其孙女即为大贪官和珅正妻）刚好正在大堂办公，闻讯急忙叫人带张度仲进来。张度仲跪下后二话不说，先将衣褡放在地上，打开一看，里面全部是黄灿灿的金条。大致一数，竟然有六十根之多。

　　根据张度仲的交代，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位于前门打磨厂的联兴帽铺突然来了一位熟客——盛京（即沈阳）源有通帽铺的伙计何万有。店主张度仲亲自将他迎进来后，还不及寒暄，行色匆匆的何万有便将一副衣褡交给张度仲，托他代为保存一段时间。因联兴帽铺一向与源有通帽铺有生意往来，张度仲虽然疑惑，但也不便推辞，当场收了下来。何万有随即匆忙离开，去向不明。张度仲收藏衣褡时，发现衣褡非常沉重，其中必然藏有物品，当时便起了疑心，但由于有承诺在先，也没有打开来瞧，只是如约将衣褡收藏起来。然而，就在这两天，京城风传甘肃捐监积弊案发，恐怕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和前任布政使王亶望都要倒大霉。此刻，王廷赞正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据传已经被时下最受皇帝信任的和珅和大人扣押审讯。张度仲知道源有通帽铺的背后东家就是王廷赞，当即联想到可疑的衣褡一事，立即打开检查，结果发现衣褡内藏六十根金条，共重四百七十一两。当时黄金是十分稀少之物，人们为了保值或是制作器皿、物品，常常以银换金，导致金价居高不下。按照当时流通的情况，一两黄金至少可换取二十两白银，这六十根金条就值将近一万两银子。张度仲一个普通老百姓，哪里见过这么多钱，吓得目瞪口呆，立即屁滚尿流地飞奔去九门提督衙门报官。

　　英廉得知事情经过后，如获至宝，认定这是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刻意在转移赃款，立即发出告示通缉何万有，并在从北京到盛京的必经之地通州、山海关设下关卡，务必要将其捉拿归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十根金条转移案。

　　那么，这六十根金条到底是怎么回事？伙计何万有是什么人？他的东家王廷赞又是什么人呢？

　　一切的事情都还要从头说起。

　　在中国的大西北，有一块号称“西北明珠”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这里地处干旱区，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但却因为有黄河过境，当地人挖掘沟渠，引黄河之水灌溉土地，“岁无旱潦之虞”，因而造就了极为富庶的农业，享有“塞上江南”的美名。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宁夏平原。

　　自秦汉开始，宁夏平原就开始了引用黄河水灌溉的历史。这里沟渠纵横，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唐来渠。唐来渠渠口开在青铜峡旁，自甘肃宁朔县南分黄河北流，经宁夏、平罗会大清渠，北注黄河。根据明朝万历年间的《朔方新志》记载，唐来渠源远流长，本是汉朝故渠，唐朝武则天年间曾对旧渠大加疏浚延长，并招徕户民垦种，因此得名唐来渠，又名唐徕渠、唐渠。如此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沟渠，在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也经历着岁月的侵蚀、风雨的洗礼以及兵燹的破坏，因而历朝历代均对其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主持修缮工程的历史名人先后有唐朝名将郭子仪、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元朝水利名家郭守敬等人。

　　入清以来，先后有宁夏巡抚黄图安于顺治十五年（1658）、兵部侍郎通智于雍正九年（1731）、宁夏道钮廷彩于乾隆四年（1739）三次大修过此渠。转眼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宁夏道（治所宁夏府，今宁夏吴忠）道员（地方行政长官，正四品，低于巡抚，一般尊称为道台）王廷赞（部分史籍记作王廷瓒）得知唐来渠年久失修，多有溃决之处。而唐来渠又刚好经过府城西面，王廷赞担心渠水危害府城中百姓，便决意效法古人，大修唐来渠。

　　由于清朝没有专门的经费拨给地方行政，而地方财政又没有法定的收入，也没有相应的经费预算和决算制度，地方长官一个人的收入不但要支付整个衙门的行政开支及部分属吏的薪水，还需应付上级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捐。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个地方道员要拿出一笔不菲的款子来修复唐来渠，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王廷赞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亲自出面，四处借了一笔钱，为此费尽心思，才得以重修了唐来渠。

　　这位王廷赞，说起来也是个人物。他长年在西北为地方官，廉洁奉公，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因而在当地深孚众望，是位颇有名望的好官。举例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赞时任张掖（今甘肃张掖）县令，拿出帑藏，花巨资重修了自明朝嘉靖以来便已经废弃的甘泉书院。此后，甘泉书院成为河西的教育中心，学风严谨，人才辈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廷赞时任巩昌府（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知府，出资在西巩释来家沟修建一座石桥，时人称为“王公桥”（同治年间左宗棠西征时重修此桥，改名“永定桥”，当地人称为“神桥”，至今犹存），这是老百姓对王廷赞的衷心赞誉。

　　就在大修唐来渠的这一年，王廷赞被提拔为甘肃布政使（治所兰州，今甘肃兰州）。他的前任王亶望则由于捐监赈灾“有功”，“成效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为浙江巡抚，前往油水更多更肥的浙江一地赴任。

　　清朝的地方行政机构采取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制。省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巡抚。总督一般管辖两省至三省（四川总督只管一省），同时兼任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又称“制军”、“制台”。巡抚之制始于明朝，但当时无固定辖区，一直到清朝时，巡抚才成为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并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又称“抚军”、“抚台”。总督、巡抚之下设布政使，简称为“藩台”或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财赋之出纳，以及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国家政令均由其向府州县宣布，权力很大，品级与巡抚同，是从二品官。另有按察使一职，简称为“臬台”或是“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为正三品官。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为三大宪。省之下设道（道是监察区，并非行政区），置道员。道以下设府，知府为行政长官，掌管一府的政务及所属州、县的赋役、诉讼等事。顺天府和奉天府因为分别是京师和陪都，地位较一般府要高，设府尹为其长官。府之下设县，置知县。

　　清朝初年，全国共有十八个行省。甘肃当时属于陕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管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份。康熙年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不久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并将治所从巩昌移至兰州。乾隆年间，裁甘肃巡抚，改以陕北总督行巡抚事，称陕甘总督，并迁陕甘总督府至兰州。当时的甘肃下辖区域不但囊括今甘肃境域，还包括今新疆、青海、宁夏的一部分。

　　对于常人而言，从正四品的道员一跃为从二品的布政使，绝对是件大喜事，但王廷赞却是且喜且忧。在从宁夏赶往兰州的路上，他一会儿忧心忡忡，一会儿眉头紧锁，全然没有升官的喜悦，倒让跟随他多年的王长随着实困惑了。

　　王长随名叫王亮侯，长随是他的职业。不过，虽然长随号称“官之仆隶”，还是与“契买家奴”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而言，《红楼梦》第九十九回讲到贾政上任江西粮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严禁地方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跟随贾政上任的长随都说：“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于是一起向贾政告假，请求离去。贾政还不明白究竟，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于是长随们怨声载道地离去。只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奴婢一经契买，便完完全全成为主人的附属品，终身服役不说，饮食衣服也均仰之于主人，这就是贾政家奴所说的“去不了”。而长随只与主人有雇佣和隶属关系，或是松散或是紧密，相当于“雇佣工人”，有活儿干就来当差，没活儿则可以离开，即所谓“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长随的“长”字，其实是名不副实。

　　长随一词，最初起源于宋朝。当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宰相赵普为布衣之交，私人关系亲密。赵匡胤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普家，点名要吃赵普妻子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赵匡胤突然到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夜，大雪纷飞，赵普认为积雪太深，皇帝肯定不会出门，不料刚把朝服换下，赵匡胤就到了。赵普急忙唤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称“堂官”，又称“内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称“家将”，又称“内丁”）伺候换衣。赵匡胤见此堂官不离左右，举止恭敬至诚，便打趣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天子金口一开，“长随”的称呼从此传扬开去，成为堂官的别名。赵普的这位长随，后来还出任指挥之职，“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便是来源于此。

　　到了清朝，长随开始兴盛，大小官员普遍自己掏腰包蓄养长随。长随不但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还出现了《长随论》等多种职业书籍。正是在清朝，长随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但协助官员处理一切杂务，还成为官员与下属吏役之间的一个重要行政环节。这是因为清朝地方官员采取籍贯回避制度：自顺治开始，总督、巡抚以下地方官员均回避在本省任职，即必须易地为官。到康熙时，回避制度更加严格，官员任职之地应与其本人籍贯相去五百里以外，而不出五百里者均应回避。官员除非罢官或去职，才能回到家乡原籍，这就是所谓的“宦游”。这样，官员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面临人生地不熟的局面，而衙门里的办事吏役则大多由当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个时候，长随作为官员带来的亲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门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县衙门，长随更是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称为“二爷”。而在地方衙门里，只有地方长官被称为“老爷”，地方长官的幕友被称为“师爷”，书吏、衙役等都不能称爷。长随与长官、师爷并为衙门里的“爷们”，可见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员一般任用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担任长随，但随着长随的职业化，在官场中以此为业谋生的人便成为长随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捐纳开始盛行，更是出现了与长随相关的独特的“带驮子”现象。

　　捐纳，又称赀选、开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由朝廷将官职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卖官得来的钱财统一入库，以解决财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纳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与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则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康熙时期，捐纳官只到知县。到雍正年间，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纳。再到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则可捐至游击。

　　捐纳官职的盛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仕途竞争更加激烈，因为官员的职位、名额始终是有一定额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职位的实缺却是很少，这样，真正落实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员从候选到候补，再到补实上任，往往要等待相当长一段时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员通常在候补阶段就已经用尽了钱财，陷入了生活无着的困境。在这个紧要关头，专门从事长随行当的人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借钱给这些官员。当然，这些人不会白白借钱，投资一定要有所回报。一旦官员补实，长随则跟随他一同上任，并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为对之前借钱的报答。这就是所谓的“带驮子”，又称“带肚子”。

　　长随们之所以宁可倒贴钱给官员也要谋取这份“下三烂”的差事，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中多有“陋规常例”，凡长随经手之事都可以捞一份外快。《官场现形记》中说一个州衙门里的长随每年红包“好几千的拿”。前面提到《红楼梦》中贾政上任江西粮道，跟他的长随都是花了钱给介绍人作为“荐资”的，贾政却一心要当清官，长随们捞不到外快，仅凭薪资肯定要血本无归，这才各自离去。

　　职业化后的长随，种类繁多，有按出身划分的，但更多的是按职能划分。负责把门的叫做“司阍”或“门上”；负责文书签转的叫做“签押”或“稿案”；在公堂值勤的叫做“值堂”；负责通讯的叫做“书启”；掌管印信的叫做“用印”；管仓库的叫做“司仓”；负责税收的叫做“钱漕”；还有“管监”、“管厨”、“管号”、“跟班”等等众多名目。

　　这里花这么多笔墨来讲长随，是因为这些编外的长随将在下面讲到的案件中起到极为关键的纽带作用。

　　王长随见到王廷赞如此神色，寻思新的藩台大人可能是在担心甘肃布政使不如宁夏道道员好做。当时甘肃地处边陲，地广人稀，加上天灾不断，朝廷还经常用兵，因而全省十分贫瘠。布政使要管好这一省财赋和民政，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而宁夏道只管辖“塞上江南”宁夏平原，为甘肃下辖地域中最丰腴之处，土地肥沃，灌水充裕，一方百姓富足，地方官百无忧虑。真可谓官大有官大的难处，官小有官小的优越。

　　王长随十分机灵，当即安慰道：“藩台大人不必太过忧虑。甘肃虽然全省土地贫瘠，时有灾荒发生，但朝廷却恩准甘肃捐监。这可是一件大好事！想那王中丞（指王亶望，中丞是清代对巡抚的称呼）在甘肃布政使任上成绩斐然，全靠捐纳筹集粮食呢。”

　　［捐监，即捐纳监生，属于捐纳制度中“常捐”的一种，民间生员只要捐米一千石，就可以获得监生的资格。最初捐监只限于生员，后来范围扩大，无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靠捐纳成为监生，称为例监。捐监所收的粮食称为“监粮”，纳入地方粮库，以备荒年赈济。捐监不像前面提到的捐纳实职那样直接获得官职，但有了监生的身份后，便可以直接取得参加乡试或会试的资格。而且在清朝，要想捐纳实职，必须先有监生、贡生的资格。捐监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危机，但也成为有钱人攫取富贵的终南捷径，对科举制度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王廷赞长叹了一声，哀叹道：“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呢。”原来他发愁的并非其他，而是此次上任布政使是否能有所作为。他的前任王亶望精明能干，连乾隆皇帝都称赞他为“能事之藩司”，在甘肃任布政使三年，报捐的粮食已经多达六百多万石，报捐人数和所收粮食数不仅在甘肃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国也名列榜首。仅报捐这一项的收入，已经是甘肃省全年赋税的七八倍。正因为成绩卓越，王亶望才被升为浙江巡抚。

　　有如此能干的前任，自然给王廷赞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他虽然对王亶望捐赈所取得的成绩感到不可思议，却也十分佩服。他是一个一心想做好官的人，希图在其位谋其职，能够大有作为。然而前任王亶望如此能耐，他自认为望尘莫及，欷感慨之下，竟然有些灰心丧气，觉得前途渺茫了起来。

　　王长随了解王廷赞一心想做清官的心思，当即答道：“大人昨夜不是还手书了一幅字——‘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只要造福百姓，问心无愧，又何必一定要与王中丞比较？”

　　一语提醒了局中人，王廷赞顿时恍然大悟，笑道：“还是你说得对！说得好！”顿了顿，又道，“不过，‘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这句话，其实正是王中丞上任甘肃布政使之前向皇上当面作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