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皇帝满意的有四点：
第一，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富于恒心和毅力。他生活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待人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他富于同情心，十分重感情。他时时处处克己忍让，生活俭朴，从不追求自己的个人享受。最为难得的是，这个皇子修养极佳，为人谦逊，很少发火，待人从无疾言厉色。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的成绩非常突出。永琰对儒家天理人心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嘉庆皇帝的外表，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缺点：他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皮肤白皙，五官端正，骨肉匀停，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脸和圆脸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
在帝位授受的那一刻，太上皇由衷地觉得，上天对自己一直是厚待的。你看，如今接受帝位的这个孩子，今年年龄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的这个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老皇帝那双慈祥中透着威严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缓缓扫向殿前广场，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权力交接一直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中最易迸发的疮口。最高权力终身制的一个最显著弊端即是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和稳定性。在任期制下，权力交接有着规范的时间和程序，授与受者都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然而在专制制度中，你无法准确预知老一代统治者何时去世，权力更替的时间因而不能确定。在任期制下，权力授受双方通常都是在健康状态下，这保证了权力交接棒顺畅自然。然而，在世袭制下，权力交接必然出现在统治者病危或者死亡之时，临终者的手已经无力有效挥动手中的权柄，在交接棒过程中十分容易出现意外：或者是权力大棒被斜刺里冲出来的冒险者夺走，或者老一代统治者被迫不及待担心夜长梦多的继承人提前推出跑道，或者是在老皇帝去世后，权杖落地，出现一段充满危机的权力真空期。所以，中国历代以来权力交接之际，不是血雨腥风、诛族灭门，就是杯弓蛇影、疑云重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皇帝都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常见的是预立太子，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太子不是容易做的。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
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也同样问题多多。史上最为失败的立太子事件，无疑发生在乾隆的爷爷康熙时期。为了解决接班问题，康熙早早立了太子，其间废而复立，折腾了数十年时间，最终的权力交接还是闹得腥风血雨，不明不白。
只有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顺风顺水。赖父亲创立的秘密立储制，他当初的即位相当顺利；如今他要再上一层楼，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继承问题，把权力交接的震动降到最低，使大清王朝的稳定不受任何威胁。
可以说，在尧舜之后的中国统治者中，只有乾隆一个人真正成功地实行了“禅让”。自从三代之后，“禅让”就成了中国专制政治中一个美丽的梦想，成了统治者“成圣成神”的标志。可惜，所有的效仿者都画虎不成反类犬。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效仿尧舜，主动禅位与子之。可是这次禅让并没有带给燕国任何的好处。三年后，“燕国大乱，百姓恫怨”，齐国几乎灭燕。在此之后出现的“禅让”，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老皇帝被逼无奈被小皇帝夺了权的代名词，比如唐玄宗与唐肃宗；就是权臣篡位的遮羞布，比如曹魏代汉。唯一一次自愿的禅位发生在宋高宗时期，不过那是因为宋高宗外惕强敌，内耽逸豫，不足挂齿。
这一时刻，不啻是中国专制政治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一个瞬间。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血腥、紧张、能量自我冲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在中国历史上，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是专制时代权力平稳交接的一个完美典范。历史学家对乾隆的这一举动一致高度评价，其中以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最有代表性：
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享年到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然则两宫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二 “千古第一全人”
对于禅让之举，乾隆非常看重。他把这一举动，当作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当成了六十年统治的完美压轴。
乾隆认为，这一举动，标志着他成了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人”。
如前所述，乾隆皇帝是史上雄心最炽、最自负的君主，他时时处处，要超越历史，创造纪录，把自己大大地写在历史上。
因此，越到晚年，他就越看重自己在历史排行榜上的位置。他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确实是伟大得无与伦比。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在这些都比无可比之后，他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比儿孙数目。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作《古稀说》。之所以对七十这个岁数如此重视，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年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另一方面，因为乾隆是大清开国以来六位君主中第一个活到了七十岁的人。在他之前，努尔哈赤寿六十八，皇太极五十一，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太祖和圣祖都接近了古稀的门槛，只有乾隆成功地跨过去了。在功业上，他早已经成为第一，如今在年龄上，他又成了第一。
在《古稀说》中乾隆与史上的六位长寿帝王进行了比较。他确信自己已经超越了其中四位，另两位元世祖和明太祖，勉强可以和自己比肩，因为他们毕竟是创业之主，而他只是继承之君。没能亲手开创王朝，这是他无法弥补的遗憾。不过继承之君也有继承之君的好处，那就是福大运大，不用栉风沐雨，九死一生，而是平安顺遂登上帝位。中国人对人生境界的向往包括三个终极目标——多福，多寿，多子孙。第一条他已经无可挑剔居于历史最前列了。而第二条他的排名也越来越靠前，而第三条他则有可能开创一个历史纪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诏书，封自己的长孙绵德为固山贝子。如前所述，绵德因为私下与官员交往，前些年被革为庶人，如今突然获得荣封，是因为他立了什么特殊功勋吗？其实不是，绵德的晋封只是因为他的府内将要诞生一个婴儿。虽然得了孙子孙女在早婚的皇室并非什么大事，但绵德府中将要降生的这个婴儿可非同寻常。如果出生的是一个男孩，那么他将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个玄孙。也就是说，他的出生，标志着乾隆将要五代同堂。这在人均寿命不长的古代，是极大的喜事。
闰三月初八，一骑快马把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了皇帝所巡幸的江宁。皇元孙诞生，五世同堂的愿望实现了。群臣额手称庆，皇帝大摆宴席，款待所有大臣。皇帝的高兴可以想见，他立刻写了一首诗：
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及外藩。
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
原来在这一刻，皇帝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上又有了新的纪录：他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世同堂的皇帝。元世祖和明太祖在这一点上也没法与他相比，在福气之大上，他已经被确认为古今第一。
乾隆五十年（1785年），皇帝又发现了另一个历史第一：他成了上述六位超过七十岁的皇帝中纪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因此作诗一首：“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大意就是，七十多岁的皇帝有六个，但在位五十年的人就我一个，我很得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十寿辰和在位周甲，乾隆皇帝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他在乾隆五十五年中所作的诗篇中说：
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
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
这首诗的意思也简单，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了，这三个里，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元世祖忽必烈虽然武功赫赫，但却没有我乾隆那样五世同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因为廓尔喀求和，乾隆亲撰《十全武功记》，将即位以来的十次战争拼凑为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
实际上，这十全拼凑得十分勉强。十次战争中，有三次是一分为二出来，即把一次战争分成两次。十次中有四次是失败的，而且对金川之战胜得尤其不光彩。
因为这个不严谨的十全武功，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并且精选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宝。自得自满之态，不能自掩。并御书“宝说”。他全面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功劳，说“十全本以纪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宝，则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过为君之一事”。
如今，这个传位大典的成功举行，意义显然更为重大。因为这是比尧舜都伟大的举动。在举行传位大典之前，乾隆皇帝终于得意扬扬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秦始皇以后，禅让都是徒有虚名。三代之时，虽然有过尧舜禹禅让的盛事，但是授受者都是异姓，充其量可称为“外禅”。只有他举行的禅位大典，是空前绝后的“内禅”，“不但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这正是他超越三代的标志性行动。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界历史上，最最伟大，最最光荣，最最有福气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完人。
三 太上皇
传位之前，老皇帝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十五阿哥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虽然已经准备了六十年，但是在禅让大典举行之际，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时时浮现出隐忧：“禅让”之名虽然如此风光盛大，但毕竟不是没有风险。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满分的。
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恳恳地阅读所有奏折，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里，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达练，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轻时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变成了只喜欢听吉祥话。他尤其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嘉庆和喜塔腊氏结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断绝，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们，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砷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砷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当然，遗憾是永远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三省边防备览》）本非宜人类所居。但是，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对这些移民的估计，保守的是十余万，有人说有百余万。（《三省边防备览》）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当时尚残留的山区本不宜耕种，因为这些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劳动与收获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虽然艰难如此，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说明大清王朝社会体制内的潜力挖掘到极限，仍然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这种廉价的乌托邦，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报应，分毫不爽。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十万，花掉饷银已经有七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和和砷入见。“砷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砷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砷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砷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点评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事实上，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耗费了清王朝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可以说，正是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正是在战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进入嘉庆三年（1798年）以来，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时，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做了“望捷”一诗，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在遗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最后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尾声 万劫不复的沉沦
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彻底丧失了复兴的机会。
太上皇帝之死使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近九十岁的老人去世，是意料中事。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这个人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在装傻还是真的胸无主见？他有没有领导国家的能力？他的执政方针和理念如何？人们对此充满好奇。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砷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疏，举报和砷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砷，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砷自尽。
嘉庆之所以如此迅速除掉和砷，更多的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砷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砷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盛的一个标志。
在和砷主政下，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洋洋地举办传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应该说，诛和砷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削剥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砷。”“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砷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砷抓起。
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诛和砷的根本目的是扼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砷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1799年（嘉庆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剑桥中国晚清史》）
借诛和砷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一大批贪官被揭露出来，受到严惩：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嘉庆皇帝。自从嘉庆元年白莲教徒首举义旗以来，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已经燃遍烽火，二十多个州县被义军控制。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嘉庆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嘉庆非常清楚，导致军事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贪污腐败。川楚军营的黑暗、腐败在嘉庆亲政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有多少支多少。
和砷一倒，嘉庆就立刻传谕诸将领：“从前带兵大员，皆以和砷为可恃，迎合钻营，虚报功级，坐冒空粮，不一而足。今和砷已经拿办，伊等失其所恃，惟当以国事重，奋发有为。”
皇帝可不仅仅是吓唬人。亲政不久，皇帝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
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前提下，嘉庆帝对军队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首先，他把镇压白莲教的数股军队统一到一起，归为五省经略大臣指挥，节制川、陕、楚、甘、豫五省军务，从此，军事指挥大权得到统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1802年）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两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新政，终于结出了鲜艳的果子。
乾隆晚年以来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漫天的腐败乌云中终于裂开了一线青天，郁闷了许久的大清臣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新皇帝亲政三年以来，他们对大清王朝的信心慢慢恢复。这个有胆有识的新皇帝，看来完全有能力力挽乾隆晚年以来的衰颓之势，使大清走出后全盛时代的迷茫期，重回向上轨道。
带着初政成功的喜悦和自得，嘉庆七年秋，皇帝骑着骏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了坝上。小时候，他曾经多次随着父皇来这里围猎，古木参天的茂密森林，万人围猎的壮观气势，猎虎斗熊的紧张气氛，让他一直魂牵梦绕。因此，在镇压白莲教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马上把“木兰秋狝”提上了议事日程。圣祖康熙开创的这个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的传统活动，在自己即位后还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今天，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了。
然而，离木兰围场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异样。这还是他记忆中的围场吗？围场周围的木栅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围场里参天的古木不见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个个惊心的伤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纵横着运木大车的车辙，有的地方因为车辆过频，俨然成了光秃秃的大路。处处是盗木者搭建的窝棚，地上经常出现燃剩的树枝，有的还冒着微弱的青烟。很显然，这是盗木者们生火做饭的痕迹。皇帝后来回忆他感觉到的震惊说：“百余年秋狝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皇家猎场，居然成了盗木贩子任意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
修养极佳的皇帝没有立刻发火。他强抑怒火，按着父皇行围的路线，带领一万骑兵中规中矩地打了一天的猎。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动物更是数以十百计。可是他奔波了一整天，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术不高明，也不是骑兵们不听指挥，而是猎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场破坏，猎物逃散；另一方面，盗猎者趁皇帝不来的这些年，一直在与皇帝分享这个皇家猎场。十分之九的麋鹿生獐等物，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
回到热河行宫，皇帝按旧例，把这两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楼祖宗御像前。过去，这座宽达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会摆上十多只野兽，而今，却孤零零只摆着一只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会是什么感想？皇帝感觉自己脸上一阵阵燥热。
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毕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朝政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谁的治下会发生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复旧日的辉煌，看来不是一日两日之功。
皇帝第二天停止了行围，开始彻查围场管理失职之事。以内务府有关官员庆杰、阿尔塔为首的十数名官员被处以降职、罚俸等惩罚。
这仅仅是无数让皇帝惊讶的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着他。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圆明园起驾回宫办事。皇帝的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直奔皇帝的御轿，手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发仓促，皇帝身边庞大的扈从部队居然没有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亲王绵恩下意识往前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这才一拥而上，拿获了这名男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案也屈指可数。按常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凶杀案。一个庞大的审问集团立刻组成，要揪出这个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种酷刑都用尽了，审问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原来，这个案子还真是十分简单，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凶手陈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业人员，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岁的瘫痪岳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找不到生计，受尽欺凌，遂对社会产生仇恨。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宫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使他得以顺利潜伏进神武门西厢房里，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