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条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受约束，不宜与华人来往，恳求给予靠近广州的一块地段或一小岛，以资使用，作为水手商人栖息养病之地，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谓小岛，是曾经经过彼地、而且做了认真描述的香港岛。《南京条约》第三条则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公行垄断，而《南京条约》第五条取消公行，任由英国人自由贸易：“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马戛尔尼要求中国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按照中国宣布的关税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当然，《南京条约》在马戛尔尼的要求之外，还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国人以后来中国可以携带妻子。如果说其他各条都是在英国人的炮舰威胁下应允，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的话，只有这一条被中国官员认为对中国很有好处。负责谈判的中国官员耆英对皇帝解释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禁外国人携家眷居住广州，“立法本严”，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也有弊端。因为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无所系恋。性压抑使他们脾气暴躁。现今允许外国人带老婆住在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暗柔其性”。英国都是女人说了算，用妇女的温柔改变英国人的性格，以后就好打交道了。

　　这番高论令乾隆的孙子道光连连叫绝，立马批准。

　　三 帝国的遗传基因

　　1960年八九月间，对英使团出使中国这段历史有专门研究的法国汉学家佩雷菲特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考察。回忆这次中国之行，他说：“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他在中国几乎看到了马戛尔尼们写过的一切：

　　……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他说：

　　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他发现：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当然，从1960年到现在，确切地说，从马戛尔尼时代到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马戛尔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访华，恐怕会修改自己的结论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说自己无求于人。我们已经张开怀抱，做出了拥抱世界的姿势。外国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受到的不再会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见的热情。中国的外表也已经变得五彩缤纷，蓝和灰统治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令他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外交传统中，有许多千年不变的核心成分。

　　他们会遇到一样热情淳朴的百姓。

　　虽然统治者对外国人的来访有种种险恶的估计，但从乾隆时代起，老百姓们就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而来，向中国的统治者致敬的。英国人记载说，“下至中国的兵士和水手们都对客人彬彬有礼，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自招待热诚。整个使人感到我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从很远地方来向他们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们的地位虽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应有的喜悦情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他们会遇到一样铺张的招待。

　　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贫困，财政如何困难，招待外国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统治者，这绝不是难事。葛剑雄先生说：“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

　　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乾隆前后连续多次下达详细的谕旨，亲自认真安排这次对外宾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接待英国人，皇帝特意任命长芦盐运徵瑞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此次接待工作。为此还特别为他加恩晋爵，赏戴花翎。

　　英国人刚刚出发不久，皇帝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详细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

　　在估计贡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对接待的原则做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唎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因此，当使团的船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他们发现两名朝廷命官携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数量：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一千个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仅仅是一个见面礼。在后来的行程中，中国人的慷慨一直让他们吃惊。使团的总管巴罗说：“我们至此所经历的款待、重视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当东则说：“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团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看来中国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费以求尽到对于使节团的豪华供应。”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动员了这么多的官员，这么多的厮役，这么多的船只，来做招待工作。这些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和厮役据说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励他们做好这项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队欢迎的兵士，有搭起来的彩牌楼和特别准备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费用俱由皇帝一人担任起来。”

　　“皇帝陛下的这个意旨被所有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严格遵守。一位使节团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微小的衣物，承办招待的官员立刻买来，但无论如何不肯收钱。他说，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

　　在其后的赏赐环节，英国人将要更为惊讶。英国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热情接待经过英国商人之口先行传回了伦敦，整个英国欢欣鼓舞。

　　英国使团的出使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出使也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如果单纯从经济方面衡量，英国人的收获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只上，装满了中国皇帝赏赐给他们的礼物。

　　自从听说英国人要来后，皇帝就开始为他们准备礼品。在英国船只到达天津后，皇帝派人询问的第一件事是贡品名单，第二件事则是使团名单。这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准备给英国人的礼品。皇帝的心很细，他的赏赐不仅限于官员，每一个英国人，从正使直到黑人仆从，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备有奖赏。对于这个前所未知的国家，他准备大大施恩，让这些地处偏僻的远夷对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惯例，外国进贡，皇帝只赏赐其国王及正使等正赏一次。而此次英国来朝，皇帝前后赏赐了他们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国人的桀骜不驯和妄加请求令皇帝十分生气之后，那些原来准备好的礼品仍然一样不差地发给了英国人。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赏赐的礼品共130种，3000余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次数之频，前所未有。皇帝一贯乐于展示他的大方。生气归生气，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能丢。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上，皇帝也特意提及这一点：“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虽然中间因为礼仪问题一度降低了饮食标准，但宽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给予英国人高规格的照顾：“公平而论，中国朝廷和他指派来照料使团的众人，自始至终表现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顾无微不至，态度真诚友好。至少对我们这一行人是如此。”这是巴罗的话。

　　在路上，已经与英国人无话不谈的“王大人”向英国人谈了这次招待的花费：“王大人告诉我，为了支付接待我们使团的开销，他们受命从我们所经过的各省银库，每天提取5000两白银（合今天币值1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600磅标准纯银。在北京是每天从户部领取1500两。”

　　巴罗由此估算，他们一行，使北京花费了51.9万两白银，即17.3万磅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约1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王大人告诉我，为我们服务的人一般不少于1000，很多时候大大超过1000。我相信他没有夸大其词。”

　　巴罗算了一下账，说他们这次出使，英国本身所花费的，不过8万磅。“对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数额的1/4。”（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那么英国人都从中国运走了些什么东西呢？以下是档案资料中的几次赏赐的部分礼品：

　　第一次给英国人的见面礼是：

　　特赐国王玉如意一，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玉双解瓶一，战图一盒，红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盘四，绢笺、蜡笺各五十，挂灯四对，绣锦香袋八盒，绣香袋、连三香袋各四盒，宫扇十三扇，百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粉四盒；正使龙缎、妆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二，倭缎八，丝、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四，瓷碗六，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六，扇二十，普洱茶团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干二盒；副使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二，瓷碗二，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四，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副使之子龙缎、妆缎、素缎八，丝缎、锦、漳绒、羽缎、绫各一，花缎、纺丝各二，瓷碗、瓷盘各四十，锦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盘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笔官、总后官二员，每员闪缎、妆缎、倭缎、蓝缎、绫各一，瓷碗、瓷盘各二十，锦扇十，普洱茶团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总兵官、管兵官、听事官、管船官等七员，每员妆缎、闪缎、蓝缎各一，瓷碗、瓷盘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团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八月十三日生日当天：

　　赏正使大卷八丝缎、锦缎各二，瓷茶桶、瓷碗、瓷盘各二，宜兴器一；副使大卷八丝缎三，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盘一；副使之子八丝缎二，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盘一；副使之子绘画呈览，赏大荷包二；通事、总兵等官九员，每员八丝缎二，瓷碗二。

　　八月十四日：

　　于清音阁赏正使御笔书画册页一，玉杯一，瓷盘、瓷瓶、漆桃盒、葫芦瓶各二；副使玉杯一，瓷器、漆桃盒、葫芦瓶各二，小荷包一；副使之子瓷器四，漆桃盒二，瓷瓶一，小荷包一；通事、总兵等官九员，每员漆桃盒二，瓷器四。

　　最后一次正式赏赐，礼品清单是：

　　二十九日，于太和门颁给敕书。赐该国王百花蟒缎二，袍缎、线缎各四，紫檀彩漆铜掐丝珐琅龙舟仙台一，玉器八，玛瑙盂盘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芦器十四，文竹挂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册页二，画绢二十，洒金五色字绢笺纸、白露纸、高丽纸各二十，墨六匣，各样扇四十，普洱茶团八，六安茶八瓶，武彝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四盒，藕粉、莲子各二盒，藏糖三盒。又，随敕书赐国王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画绢、白露纸各百，洒金五色绢五十，五角笺纸、高丽纸各二百，宫扇十三，十锦扇百，连三香袋四盒，十锦香袋八盒，锦香袋四盒，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二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挂灯十二，墨二十匣；正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倭缎各二，蓝缎、青花缎、彩缎、杭绸各三，绫、纺丝各六，茶叶二瓶，茶膏二盒，砖茶二块，大普洱茶团二，刮膘吉庆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玛瑙葵花碗一，玛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蓝缎、倭缎、青花缎、彩缎、绉绸各二，绫、纺丝各四，茶叶四瓶，茶膏一盒，砖茶二块，女儿茶十，白玉全枝葵花洗一，花玛瑙菊花瓣碗一，葫芦器藏糖二匣；副使之子龙缎、妆缎、倭缎、青缎、蓝缎、锦、漳绒、帽绒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总兵官、副总兵官二员，每员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青缎、帽缎、锦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三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通事、管兵等官四员，每员龙缎、妆缎、漳绒、锦、蓝缎、彩缎各一，绫、纺丝各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代笔、医生等官九员，每员龙缎、妆缎、锦、漳绒、蓝缎、彭缎、绫、纺丝各一，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贡使从人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吹乐、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内地护送官二员，大缎各二；贡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丽布、波罗麻、兼丝葛各二；留存贡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丽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罗麻各一……

　　这些礼品，大部分取自内务府六库贮藏多年的精品，有不少更是专供皇帝、皇后使用的极品。（《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除了这些礼品，英国人更大的收获是两样，一样是对中国军事防卫情况的调查，另一样是取得蚕种和茶树苗。

　　在访华的整个行程中，英国人时时刻刻能感觉到中国人的防范心理。对他们参观的要求，中国官员经常拒绝。在使团船只泊岸时，中国官员禁止使团人员上岸散步，避免他们探听中国情况。佩雷菲特说，他20世纪60年代来到中国时一样能感觉到“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

　　这种防范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

　　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可以加给中国人的最重的罪名之一。马戛尔尼肯定想不到，他这次来访，差一点给一个普通中国百姓带来灭顶之灾。

　　此人名叫郭杰观，浙江宁波人。他已经去世的父亲郭端早年曾在广州与英国人做过生意，会说些简单的洋泾浜英语。乾隆十九年（1754年），英国人北上宁波，郭端也曾在这里与英国人达成过交易。郭杰观小时候听见父亲说英语感觉很好玩，就学了几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因幼时听见我父亲学说话，我也跟着学了几句，不过如吃烟、吃茶等话，此外言语我并不能通晓。”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郭端去世，郭家渐渐败落。郭杰观靠当私塾老师为生，从来没与英国人打过交道，这几句英语也自然没了用处。

　　没想到，这几句英语给他惹来了大麻烦。

　　英国使团到达中国，登陆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宁波附近的定海。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地方呢，是不是这里有什么汉奸？这让浙江地方官大惑不解。他们于是在定海和宁波查找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家，正在给小孩子上课的郭杰观于是被抓到了官府。虽然严刑拷打，可是郭杰观还是交代不出他与英国人的关系，于是他又被送到北京。在北京挨了几顿好打之后，军机大臣们终于确信“郭杰观只系训蒙穷苦乡愚，所供尚无狡饰”。他的父亲同夷人确实有过联系，不过那是40年前的事。现在怀疑消除了。不过大学士们仍然觉得他那几句英语万分危险，令地方官“随时留心查察，勿令滋事”。

　　但奇怪的是，如此严密的防范居然没有妨碍英国人做他们最想做的事：测绘中国沿海以及城市防卫情况和弄到蚕种和茶树苗。

　　印度总督康华里勋爵曾希望把蚕丝和茶叶的生产引入孟加拉。马戛尔尼在中国顺利地弄到了蚕卵，也把蚕和生产过程的一些情报送到了印度。他在茶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1794年2月28日，马戛尔尼从澳门写信给康华里勋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几株优质茶树的树苗。多亏广州新任总督的好意——我与他一起穿越了中国最好的茶叶种植区——我得以观察和提取优质样品。我责成丁维提博士把这些树苗带到加尔各答。他将搭乘‘豺狼’号前往。”在经过一片精心种植着漆树、马桕和茶树的平原时，马戛尔尼的确顺利地叫人挖掘了这些树苗：中国的陪同人员这一次未加干涉。佩雷菲特说：“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将要百倍地偿还这次出使的费用。”

第九章 烈日余晖

　　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一 权力平稳交接

　　老皇帝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多就醒了。贴身太监早就料到这一点，老皇帝轻微的鼾声一停，他就从地上站起来，开始给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后，老皇帝就垂衣静坐在御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个小时后的阳光。

　　这已经是近年来的常态了。《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之后，睡眠即开始减少，“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更何况今天的日子是多么特殊。就在三小时前的交子时分，大清帝国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号永远地成为了历史。今天已经是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个小时，就是因为心中惦记着今天的“禅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心中把所有的环节又盘算了一遍，再一次确认，万无一失。

　　从乾隆中期开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全大清帝国关心的焦点。

　　处处争第一的乾隆在子女数量上没有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共有过三十二子二十女，而乾隆一生共育有二十七个子女。其中十七男十女。其中五子五女早殇，因此长大成人的是十七人。

　　在十七个儿子当中，乾隆最喜欢的，无疑是孝贤皇后所生的两个嫡子了。

　　在立志事事超越前人的乾隆看来，大清王朝建立以来的最大遗憾是没有一个皇帝是以嫡长继位的，所以即位之初他就暗下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

　　但无奈两个嫡子都早夭，连丧两个嫡子后，二十多年间，皇帝没有再提立储的事。

　　皇帝不提，臣民却不能不想。对于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来说，“储位空虚”是国家之大危险。皇帝一旦有故，则天下必然动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东巡沈阳时，一个锦州生员金从善就拦路呈词，要求皇帝尽快明立太子，并说：“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唐文基《乾隆传》）

　　皇帝闻言大怒，看来天下人竟然已经普遍认为自己不立储君，是因为“贪恋宝位”了。最好面子的乾隆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攻击？于是在杀了金从善之后，皇帝向全国颁布“明发谕旨”，向天下公布了自己的计划。皇帝说，自己绝不是贪恋权位之人，早在刚刚登上皇位之际，他就已经向上天默誓，只当六十年皇帝，而把在位时间最长的纪录留给祖父康熙：

　　天下人也许会窃窃议论我贪恋宝位，不肯立储。岂不知我登基之初，就曾焚香祷告上天说：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我不敢相比，如果我能统治六十年，一定会在八十有五岁时传位皇子，自己退休下台。（《清高宗实录》）

　　皇帝还告诉天下，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他就已经秘密立储。不过此事他只告诉了几个军机大臣，所以天下人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此谕一出，关于谁是继承人的猜想在民间进行得更热烈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猜猜哪个阿哥将成为下任皇帝也是极好的谈资。

　　其实，这个谜说难则难，说简单也很简单。

　　乾隆三十八年之时，十七个儿子中，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五阿哥、七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和十六阿哥都相继亡故。

　　其中大阿哥的亡故，就与立储有关。

　　想立嫡子不成，皇帝却把气撒在庶子身上。皇帝对儿子和女儿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在女儿面前是个和蔼可亲的慈父，高兴时甚至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儿子面前却一直板着面孔。他对阿哥们的态度，完全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为了压制他们的政治野心，防止历代争储故事重演，乾隆对皇子们管束极为严厉。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前，除皇四子、皇六子因出继为宗室亲王之子而获爵位外，其他皇子一律没有爵位，不论年龄多大，结没结婚，都只能规规矩矩待在宫内成天读书，不得与外界任意交往，犹如高级囚徒。对于有了爵位的那两位皇子，也严格限制其器用，不许使用亲王服制，规定“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清高宗实录》）皇子的限制之严，待遇之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有时候，他对儿子的提防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孝贤皇后去世时，庶出的皇长子永璜二十一岁，皇三子永璋十七岁。接连两个嫡子去世，显然使他们两个继承储位的概率大增，因此虽然他们在皇后的丧礼中行礼如仪，中规中矩，皇帝却怎么看着都不顺眼。皇帝怎么看他们，怎么觉得他们的悲痛是装出来的。大行皇后的梓宫（梓木做的棺材）刚运到通州，皇帝就没头没脑地下了一道严旨，指责大阿哥在丧礼中举止茫无所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后丧期刚满百日，皇帝又当着满洲王公大臣的面痛责大阿哥对嫡母之死“并无哀慕之愧”，三阿哥“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

　　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

　　在专制时代，不孝是极大的罪过。而皇帝意犹未尽，又杀气腾腾地挑明说，大阿哥、三阿哥对母后之死幸灾乐祸，有觊觎神器的野心。因此，这二人绝不能成为太子人选：“大阿哥、三阿哥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把他们诛杀。但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大阿哥、三阿哥日后若心怀不满，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让他们兄弟相杀，不如朕在之日杀了吧！”怒气冲冲的皇帝转过脸来又告诫满洲大臣，今后如有人奏请立皇太子，“朕必将他立行正法，断不宽贷”！（《清史稿》）

　　其实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两个皇子的表现并无太大不妥。皇帝的这些激烈言辞不过是他在孝贤皇后之丧中的失常举动之一，然而两个儿子却难以承受这样猛烈的打击。因为这一番惊吓，大阿哥永璜竟患了重病，并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忧惧而死，上距严厉的廷训不过一年零九个月。

　　闻听大阿哥惊惧成疾，从皇后之丧中清醒过来的皇帝也十分后悔。弥留之际，皇帝亲临皇子寝处视疾，素幔中的大阿哥泪汪汪地对亲临视疾的皇帝说：“儿不孝，不能送皇父了！”

　　皇帝痛悔不已。

　　为弥补心灵上的不安，皇帝追赠永璜为定安亲王，使他成为诸子中第一个得封亲王爵者，并且其名号由永璜长子绵德继承。绵德因此成为乾隆诸孙中第一个未降等袭封亲王的。皇帝并破例让绵德即于皇长子所居别室治丧，不必迁移外所。终其一生，皇帝对皇长子一支都给予了特殊的关爱。

　　虽然因为防范过甚痛失亲子，皇帝此后并不在防范子孙方面有丝毫放松。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长孙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私下“相见送礼”。按理说，皇孙与京城官员见个面，接受个小礼物，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在皇帝眼里却是无法原谅的。老皇帝严厉处分，革退了绵德的王爵，废为庶人，罚他去守泰陵。并将秦雄褒发遣伊犁，连绵德的师傅也受到处分。同年七月，一个山西小吏向出继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迟处死，四阿哥也因背了个黑锅，于几个月后忧惧而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山西巡抚喀宁阿风闻六阿哥和皇次孙建储有望，就向六阿哥永瑢及绵恩呈递请安片子，并“送鱼数尾”。绵恩等鉴于前事，惧不敢受，将其事奏报给皇帝。皇帝因此褒奖绵恩，喀宁阿受到传谕申饬。正是由于皇帝的严厉果断，使诸子诸孙十分注意约束自身的行动，终乾隆一朝未发生争储之事。

　　除掉死去的那些阿哥外，十二阿哥因为生母那拉皇后为皇帝所厌恶，根本没资格列为皇储人选。四阿哥和六阿哥早已分别过继给履亲王允祹和慎郡王允禧为孙，因而也被排除掉了立为皇储的可能。皇帝真的要决定立储大事，就只能在八、十一、十五和十七阿哥这狭小的范围中做一抉择。

　　八阿哥永璇是皇帝身边最年长者，他文才不错，书法赵孟，妩媚可爱，也能画平远山水，但为人轻躁，做事颠倒。有一次皇帝分派诸皇子去西郊黑龙潭祈雨，八阿哥本当值班，却遍寻不见。一问才知道他带着亲随侍从忙中偷闲到城里玩去了。在严峻苛刻的皇帝看来，这无疑是不能容忍的重大过错。加以他又有脚病，仪表欠佳，皇帝对他不抱期望，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封个仪郡王了事。

　　十一子成王永瑆更具文艺天分。他的诗文精洁，尤工书法，早年学欧阳询、赵孟书，出入王羲之、王献之笔法，临摹唐宋各家名帖，均造极诣，独创所谓“拔镫法”，名重一时，论者以为清朝自王若霖以下，成王一人而已。同时代享有盛名的书法巨擘还有铁保、翁方纲、刘墉，与成王并称四大家。乾隆是个风雅天子，每每临幸成王府第，观赏他的书画佳作。不过，对十一阿哥的寄情翰墨，皇帝也并非一味赞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的一天，皇帝见十五阿哥永琰手持扇上有题画诗名，落款为“兄镜泉”三字，一问才知“镜泉”是年方十四五岁的十一阿哥别号，皇帝以为天家子弟不当如此效仿汉人陋习，所以下旨斥责，不许宗室贵族取号，因为过于文弱，难免丢掉满洲的勇武，并说这些细节“所关国运人心，良非浅鲜”。皇帝对十一阿哥的不满尚不止于此，这位阿哥柔而无断，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怪脾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吝啬。据说一次乘的马死了，即命烹马肉代膳，当天王府即不举炊。传出去，成了整个朝廷的笑话。这样的人，显然也无人君之相。

　　至于十七阿哥永磷恐怕是兄弟几个中最不成器的。这个老儿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性情也轻佻浮躁。年纪稍长，就常常溜出宫禁，一身便服去外城狭路曲巷寻花问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皇帝八旬万寿庆典前大封诸子，六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都封了王爵，永磷只封个贝勒，从此对皇位彻底死了心。他曾对亲近的人说：“即使皇帝多如雨落，也不会有一个雨珠儿滴我身上。将来哪位哥哥当了皇帝，能把和砷府邸赐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和砷败后，他的同胞兄长嘉庆皇帝果然将为王公大臣垂涎的和府赐予永磷一半，从此，永磷燕居邸中，唯以声色自娱而已。

　　唯一还不让皇帝失望的，只有十五阿哥了。

　　和其他三个皇子比起来，皇十五子永琰不是最聪明的一个，却是缺点最少的一个。

　　十五阿哥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立为太子时年仅十三岁。他的生母魏氏，是汉人出身，系内务府包衣，外祖父为内管领清泰，身份并不高贵。

　　但这个孩子有其他几个不及的优点，“以勤学闻名”。他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史载他“以不学为戒，故三冬甲夜，孜孜于退食之时，游情于圣贤之籍”。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另一个突出之点是他的孝顺与“端淳”。在乾隆的严厉督责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克制自己，不为任何声色所诱惑，不做任何出格过分的事情。正史笔记，绝少关于他的负面记载。

　　虽然有清一代，严禁皇子与大臣交接，然而通过皇子师傅这一渠道，朝野上下对这几个皇子也并非毫不了解。据说，在四个皇子中，年仅十三岁的皇十五子是最懂事、最勤奋的一个。当时出使天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见闻时多次说：“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皇子见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朝鲜李朝实录》）

　　岁月不待人，年过花甲的乾隆必须做出决定。他在传位密诏中小心翼翼地写下了永琰的名字，不过放下笔后，他一直不能驱走心中的忐忑。毕竟，十三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继承人来说，是太小了，这棵看起来不错的幼苗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谁也不能确定。乾隆三十八年冬至，六十三岁的老皇帝到天坛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向苍天祷告：“我已经秘密立永琰为皇储，然而此子年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永琰有能力继承国家洪业，则祀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贤能之人，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继承大统。我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为祖宗江山计，不得不如此。”（《清高宗实录》）

　　虽然感情丰富，然而在这个政治超人心中，儿女之情与帝王的责任感比起来，恰如鸿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对永琰也比较满意，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六十年（1795年），永琰一直身体健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举行传位大典的这一刻，在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