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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19节
小说作者:张宏杰   内容大小:302 KB  下载:饥饿的盛世(出书版)txt下载   上传时间:2016-11-22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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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事实清楚,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广州海关的贪污事实很快被送达皇帝面前。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向皇帝汇报说,外商所述基本属实:“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38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

  李侍尧很快就做出了判决:

  一是惩处腐败。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

  二是免除部分陋规。但是由于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

  三是同意英国人提出的一个小小要求,就是带来的自己消费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

  这三点都是英国人的要求。

  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了:

  一是英国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外贸制度的要求被斩钉截铁地驳回,告以中华体制,不可变更。

  二是处理“汉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尧处理此案时,皇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防他们对中国内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国人直接闯到天津大沽来告御状,显然是有中国人在背后给出主意,至少也是顾问。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会对告御状这么门儿清?此事必须查清楚。

  因此,李侍尧在调查广州海关的同时,倒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到底哪些中国人在英国人告状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经过细致调查,两个人物被确认与此事件有关,一是执笔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一是与洪仁辉有密切交易关系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

  皇帝命令,将替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砍头。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被处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罚,以为其他敢于交通外国人的华人戒。

  三是将敢于北上告御状的英国人洪仁辉抓起来,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方式。中国政府处理民众上访,一直是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好脸子,以免鼓励这种歪风。所有带头上访者,不管有理没理,最后从来没有好下场。

  出了这样的事,皇帝认为是对外国人管理不严所致,他命令两广总督重新研究制定对外国人的管理办法。李侍尧精心制定了《防范夷商规条》,上报皇帝,立刻得到了批准。

  这些规定有的是新订,有的是重申,具体内容如下:

  按中国政府的规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间这个贸易期内可以在中国广州停留进行贸易,其他时间必须回国,或者居于澳门,绝不许在广州过冬。

  在广州期间,他们不许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须退回。“十三行街”两边都要派人严守,禁止外国人随意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中国商人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一次。

  外商不得任意与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也不许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经常雇用中国人到浙江等地打听各种物价高低,民间俗称为“千里马”。中国政府得知后严厉禁止,一旦发现,则严拿究治。

  外商除了“通事”和“买办”外,不得雇用其他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英国人说,“他们只能在地方官员佯作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雇用仆役”。

  外商无事不许出门闲游,不能到广州城内观光,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

  外商不得在中国进行板球、足球等体育活动。

  外商出门,只能步行,不许坐轿。

  外商不得学习汉语。刘亚匾被处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读书。(直至嘉庆年间的1807年,英籍教士马礼逊到广州学习汉语,还要遮住房间灯光,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

  规定还重申,外商不许带老婆来中国。因为番妇袒胸露臂,有伤风化。另外,中国政府一贯不欢迎外国人在中国久住。如果携带妻儿老小一同住在中国,很容易乐不思蜀,欢送不走,平添不安定因素。

  洪仁辉做梦也没想到,他自以为将留为后世传奇的上访就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外国商人的受约束状态进一步加剧,而他自己更是被关在澳门的囚牢里,苦苦熬了三年。天朝声威不可挑战,东印度公司的同仁们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只好任他一个人在中国人的监管下受苦。洪仁辉在写给英国同行的信中说:“我被关在一幢像笼子似的四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上锁,每晚七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

  在另一封信里,他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浮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肿纹,在伸脚时非常疼痛,希望医生给一些药物治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这就是中国和英国第一次交往的结果。

  经过这次挫折,英国政府决定,必须派出使团,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否则中英间的贸易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因此才有了开头的那篇禀文。

  事实上,早在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怀抱着种种梦想,给中国皇帝写过一封小心翼翼的信,派遣商人纽伯莱送往中国,不幸的是,这封信在中途被葡萄牙人截获。

  英国人无可奈何。那时的英国还是欧洲二流小国,只能任凭葡萄牙的欺负。

  如今是今非昔比了。从万历十一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已经从一个无名小国崛起成为头号强国。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迈出了崛起的第一步。其后的英国革命结出了宪政之果,使英国率先在人类社会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宪政制度调动起了英国全国的活力。1652年到1674年间,英国连续多次打败了荷兰,将今天的美国彻底划入其殖民圈。1756年到1763年,通过七年战争,英国又彻底打败法国,将印度和加拿大归于自己的统治,成为海上霸主。此时的英国早已称雄欧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们称自己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个是小小三岛,另一个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只有八百万,另一个人口多达三亿。但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有充分的底气来与东方巨人握握手了。

  使团的团长是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这个使团规模十分庞大,成员多达七百人,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当然还有水手和士兵。这个使团不但是到那时为止的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甚至也创下了欧洲历史的纪录。

  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与中国互派大使。希望与中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

  当然,英国最迫切的目标是促使中国政府改革外贸体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贸易,以减轻中国官员对外商的剥削和刁难。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大的胃口,他们还打算劝说中国开辟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宁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还打算提出一个他们自己也感觉有点过分的要求:给英国人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堆放货物,并长年居住。此外,还有一个不是最重要的,却为全体欧洲人所关心的任务:“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戛尔尼使团分乘安装了六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朴茨茅斯港乘早潮出发了。

  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人确实动足了脑筋。

  多年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使他们深知中国政府的骄傲自大和刚愎自用。他们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中国,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寿。当官不打送礼的,给皇帝拜寿,应该会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吧。

  因此刚刚接到任命通知后,马戛尔尼就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求改正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

  对于使团的规模和座舰,英国人也是精心考虑。马戛尔尼认为,要使中国对英国重视起来,必须使使团的外表令人注目。“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以他特意安排以兵舰作为大使座舰,并派轻装步兵和野战炮上船以作检阅之用,以直接展示英国军力。

  在准备礼品过程中,他们更是费尽了苦心。他们知道,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西洋物品的人。他们也知道,其他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士已经向中国传播了一些欧洲的科技产品。不过那都是一百年前的技术了。“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他们要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欧洲技术进步的产品,准备让中国人大吃一惊。

  他们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

  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与英国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英国人判断得很准。乾隆皇帝被这些还没有到来的礼品吊足了胃口。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几个月,皇帝就已经降旨给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几省最高长官,命他们无论何时遇到英国船只,都要马上稳妥地护送进京,不得迟误:“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要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

  对于使团船只到天津之后的搬运问题,皇帝想得也很周到。他提前吩咐:“该贡船到达天津时,若大船难于进(海)口,着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知之。”

  皇帝的心急火燎一目了然。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1793年7月26日,他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两位中国官员登上了“狮子”号。寒暄过后,他们开门见山地询问起“贡品”情况:“中国官员对于特使携带的礼品更是关心,正式请求先将礼品单送呈皇帝阅览。这项请求自始至终是中国方面所最关心的问题。所有同使节团沿途接触过的中国官员以及在广州同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方面接触的中国驻广东官员无不提出这一个问题,足见他们对携带的礼品是如何的重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并不是他们重视,而是他们知道皇帝心急。

  如他们所愿,英国人提交了“贡品”名单和详细的说明。它们被迅速转交给了皇帝。

  英国人到达北京时,皇帝正在承德。他的八十三岁生日将在这里举行。皇帝命人将运到北京的英国礼品画出图样,飞马送到承德供他观览。由于一些礼品太大,运输到承德可能损坏,皇帝特意指示,比较大的八件礼品在北京安装,其余那些,随“贡使”一起运到承德,让他先睹为快。

  皇帝在承德等了几天,礼品图样一直没有送到,这引来性急的老皇帝一通训斥:

  贡使于十七日到园,距今已有六日。今日本报到来,朕以金简等必将如何装饰,及西洋人并首领太监在旁观看,是否得其安装方法,大概情形分晰附本报具奏,乃竟无一言奏及,殊为不解!……金简、伊龄阿、徵俱着传旨申饬……仍着金简遵照昨降谕旨,逐一开具尺寸清单,一并迅速具奏,勿再迟延干咎。(《乾隆上谕档》)

  皇帝对礼品的关注显然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国人把这个理解成对英帝国的重视。与此同时,皇帝在使团北上的一路上又下达了大量指示,指示地方官员对英国人给予最高标准的礼遇。这使英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使团很有可能顺利完成使命,开辟中英贸易的坦途。

  两个国家彼此的柔情蜜意一直持续到使团到达承德。

  就是在这里,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不愉快。原因是中国官员提出,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这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节大吃一惊,他立马拒绝了这一要求。

  误会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英国人采取了祝贺生日的伪装,而这很容易被中国人理解为称臣纳贡。而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环节,加重了这个误会。

  传统中国对翻译的要求不仅仅是“准确”,那些对皇帝心思揣摩得十分透彻的中国翻译深知怎么样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所以在翻译时,他们往往将外国来文的语气加工得十分“恭顺”。前面提到的那篇皇帝读后认为情词极为恭顺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的呈文,其实原文并不怎么恭顺,翻译们却在汉文中添加了“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等原文中根本没有的“惯用语”。同样,英国国书经过中国翻译加工后,也味道大变。

  国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绝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

  改头换面之下,就成了如下内容:

  咭唎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咭唎国大红毛及佛郎西依拜尔呢雅国王海主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我们能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行着。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要把各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长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翻译们自作主张,让英国国王在信中欢呼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又删去信中英王说他自己“仁慈为怀”,关注臣民与全人类的幸福,及其军事威力强大,“远及世界各方”,对战败的敌人,“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等语,反而把这样内容加在乾隆身上,改写成英王赞扬乾隆“大皇帝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皇帝“恩典”,“都要保护”。

  读了这样的译文,能不认为英国人是前来进贡的吗?

  “平等精神”和“等级观念”,这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矛盾焦点所在。在英国人眼里,他们对中国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而在中国人眼里,国际关系中根本没有平等二字。凡是到中国来者,都是向中国表达顺从。中国人处理国内事务时,以等级制度为原则来获得秩序。他们处理外交事务时,也依然如此。朝贡体系的核心精神是等级制度,是基于文明不平等而产生的政治不平等。

  而马戛尔尼的头脑中,文明国家的外交是平等的。英国人是以英国绅士的姿态,挺着腰板来到中国的。航行几万里,只为了给中国皇帝磕个头,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东方向英国开放贸易,并使英中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那个时代英国人头脑里装着的是欧洲社会流行的启蒙运动的信念,那就是外交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而扩大国际贸易对全世界都有益。欧洲人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扩大生产,互通有无,提高就业水平,改善人类整体的福利。在起程之前,马戛尔尼说过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启蒙时代的话语。

  因此,英国人说:“在地球上我们必须渴求的唯一东西是贸易自由。我们比地球上其他商业国家拥有更多的工业、更多的首创精神和更多的资本,除了开拓市场我们别无所求,让我们忠实地与对手开展竞争吧。”正是在这种信念下,马戛尔尼被授权向乾隆表述说“大英帝国除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外别无所求”。(《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一 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3)

  然而,在乾隆时代,这是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的观点。中国人的财富观是静态的,他们不相信贸易会增加整个人类的财富。在西方人眼中,利润是压倒一切的。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利润从来不屑一顾。在中国人眼里,天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英国人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个三跪九叩之礼,而中国人也实在不能理解英国人为什么拒绝做这个并不难学会的动作。两个民族的思维,实在是大相径庭。

  英国人拒绝行礼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朝野。中国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

  英国人记述道,他们会见和砷谈判觐见礼仪时,遇到了一副阴沉的脸色:“和中堂接见公使的时候坐在正中一个铺着绸的高椅上,两旁有四个大臣。”“他们见了我们也不起立,态度冷漠,语气傲慢专横。”英国人感觉和砷故意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他们似乎决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关于在此之后的争执的记载,已经汗牛充栋,没有必要在此罗列。事情的结局众所周知:因为英国人拒绝行礼,整个中华帝国都极为不悦。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英国人同意单膝跪地,随众俯首,中国人也不再勉强他们非要把头碰在地上。晋见因此勉强得以举行。

  不过从此之后,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餐桌上的菜少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不再可口。其他丰富的供给也减量一半,甚至英国人所住的宾馆档次也降低了一格。中国官员的脸色冷淡下去。一切都表明,这个帝国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但是,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是实力论者。他们都十分清楚,国家的实力主要建立在军事及物质基础之上。因此,英国人对于此行还抱有希望。他们认为,皇帝看到那些代表英国国力的礼品后,会改变对英国人的态度。

  确实,英国人的倨傲并没有影响皇帝对英国礼品的关注。

  皇帝首先看到的是运到承德的体积较小的礼品,内容如下:

  二百匹呢料,两台大望远镜,两支气枪,两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银;二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八发子弹);两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七匹;两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还有一大批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

  皇帝细细观看了这些“贡物”,不过略感失望。皇帝期望的是看到“自行人”“机器狗”那样匪夷所思、巧夺天工的玩具。他并不需要呢料,在他的印象中,英国的呢子除了做帽子外别无用处,而他并不需要那么多帽子。至于枪械他也应有尽有。老人恋旧,虽然这些英国枪支做工很别致,但他用不太习惯,况且大生日的舞刀弄枪不太适合,所以他也没有试用。至于“千里镜”,在康熙年间就传到过中国。这两架大的望远镜他看了半天,除了别的望远镜是从正面看,这是从旁边看,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明白赫歇耳望远镜与普通望远镜的本质区别,而中国并无这样的人才。英国人在写礼品清单时,十分强调这架望远镜的特殊之处,还特意强调了它是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可是英国人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在翻译时,翻译图省事,语焉不详,而且漏掉了牛顿的名字。

  这些东西让皇帝兴趣索然。

  真正让皇帝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印刷品,喜欢绘画的皇帝承认这批画作确实十分精美。留在圆明园没有北上的巴罗写道:“(这批印刷品)主要是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为了易于接受,用黄色的摩洛哥革装订成三册。皇帝对这批肖像极其欢喜,派飞骑来到圆明园,(向英国画家)索要每一个人的姓名、爵位和官衔,并将其译成满文和中文。”

  看过之后,皇帝命人把这些贡品摆在澹泊敬诚殿前,供中国百官观赏。

  虽然对这些小件礼品有些失望,不过对于那些留在北京的大件,皇帝还是充满期待。毕竟,这些东西用了三千人才运到,光安装调试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其新奇巧妙,应该可想而知。

  为了早点见到这批礼品,皇帝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后都要举行的狩猎活动,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皇帝没有进城,而是直接去圆明园看贡品。因为马戛尔尼不愿在他面前下跪,所以他没法叫马氏陪同讲解:“皇帝一到圆明园,便前来观看礼品——这是当时在场的丁维提告诉我们的。他宁愿表现出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态,因为他知道马戛尔尼不会来向他夸耀这些‘贡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获悉皇帝参观的事。”

  然而皇帝的反应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之外。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希望。它向中国人立体而清晰地展示了太阳系的全貌。中国人的宇宙观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阶段,而英国人已经通过仪器,直观地告诉了中国人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然而在翻译过来的清单中,这个仪器被称为“天文地理大表”,中国人认为,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甚至认为它和那种被称为“八音盒”的音乐装置类似。

  皇帝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这架奇怪的大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他关心的是里面的机关消息是不是与以前见过的钟表有什么不同。然而,据中国匠人汇报,并无新奇之处:据派出学习之西洋人及首领太监、匠役等佥称,连日留心看得大表内轮齿枢纽运转之法,并无奇巧,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

  皇帝因此对它就没了兴趣。

  至于地球仪,皇帝更看不上眼。因为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宁寿宫、乐寿堂里的地球仪已经放了上百年了。英国人想要通过地球仪展示的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而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皇帝根本看不懂。况且翻译也没有提到什么新航线的问题,只翻成:“天下万国四州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亦有海洋路道,及画出红毛船只。”

  对于那架“地理运转架”,皇帝和中国官员只注意到了其座架花纹一般,不如宫中旧藏:“地理运转架一件……座架上装饰花纹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

  唯一引起皇帝兴趣的是帕克透镜。英国天文学家在皇帝面前卖力地做着各种示范。他将一块金属放在透镜前面,一会儿工夫,金属熔化了。皇帝十分惊奇,由此得出了结论:“无论透光镜或望远镜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欧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仪器来。”

  这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不过皇帝并不以为奇。西洋人的长处就在于制造这些淫技奇巧而已,于人生日用并无大的裨益。试想,谁会用这样笨重的家伙来点火呢?只有和砷表现出了漫不经心的兴趣和一定程度的敏锐。“和砷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

  帕克透镜的表演以哄堂大笑结束:“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皇帝又看了一眼气压计,确定了他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在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中国人重视的是“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如英国人所愿,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

  皇帝扫兴地走了。不过基于他不同寻常的英明伟大以及他的军事素养,他后来还是补看了一下英国火炮的演练。不过很不幸,他们没有用英国炮手。“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

  这次没有英国人目击的演练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此之后,这些欧洲的最先进的迫击炮就再也没有被搬出来用过。总的来说,皇帝认为英国人是一个爱吹牛的民族,开始所称的极大极好的贡物,只不过是“张大其词”,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国人自制的“精巧高大”。

  皇帝总结说:

  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英国使团还有一样撒手锏。这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尖产品,但使团成员几乎个个认为它会在中国打开销路,这就是英国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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