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奋接到诏书后拒不从命。

　　诸葛恪给孙奋写了一封恐吓信，大意如下：“当初，孙霸如果接纳忠言，居安思危，就不会有被处死的惨剧发生。你该以孙霸为戒。若你心怀不轨，我宁愿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也不会辜负了国家。”

　　仅仅十个月前，在魏国的颍河之上，司马懿曾对王淩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我宁愿负卿，也不负国家。”

　　孙奋明白了，如果自己再抗命肯定死无葬身之地。最后，他不得不服软。

　　孙休倒没像孙奋这么执拗，老老实实地去了丹杨，但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遭到丹杨太守李衡的苛刻对待。这位李衡，在任丹杨太守以前正是诸葛恪的幕僚。

　　孙权临死前让孙奋、孙休掌兵，可不料自己刚死，这两个儿子就被诸葛恪整垮了。

　　接着，诸葛恪又让镇守南荆州重镇公安的弟弟诸葛融严加戒备边境诸将，禁止任何守将以吊唁孙权为由擅自来建邺。如此，边境诸将也就不会威胁到诸葛恪在朝廷的地位了。

　　诸葛恪以强硬手段压住了朝廷、藩王以及边境众将，成了吴国地位最高的权臣。

　　巢湖大堤

　　在巢湖以东，是濡须水（即是今天的裕溪河）的入河口，这里属于吴国境内，称作东关（今安徽省巢湖市）。坐落在巢湖西北岸边的则是魏国军事重镇——合肥。合肥与东关隔着巢湖遥相对峙，是魏吴两国东部边境的主要战场。

　　孙权驾崩过了大半年，到公元252年12月，诸葛恪会集大军进驻东关。时已寒冬，诸葛恪身穿一件厚实的皮裘，迎着飕飗冷风站在巢湖岸边，抬手指着濡须水的入河口下令道：“就在那里筑堤坝。在堤坝的东侧和西侧建两座城，全端率一千人留守西城，留略率一千人留守东城。”如此一来，巢湖水通往长江的河道被阻塞，湖水上涨势必对魏国合肥造成干扰。两座城池依山傍湖而建，成为守护东关大堤的桥头堡。

　　诸葛恪在魏国的边境重镇旁插下了两颗坚实的钉子，旋即率军返回吴都建邺。

　　没多久，魏国获知诸葛恪在东关的举动。司马师把辖区与吴国接壤的四位军事统帅——荆州都督王昶、豫州都督毌（guàn）丘俭、扬州都督诸葛诞、徐青都督胡遵召回京都，商议对抗吴国的战略。

　　王昶懒得管淮南的事，他提议率荆州水军沿长江顺流向东，直插吴国腹地，沿途攻略长江南岸城池。常年来，魏国对吴国的战争都是从江北纵向深入江南，但王昶却打算沿着长江从西打到东，横扫吴国北线。他的战术相当激进，这一方面源于他多年治理荆州水军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是为争口气。原本，他曾统领荆、豫二州，可在正始年间，豫州却被曹爽强行划分给了毌丘俭。

　　毌丘俭则有些低调：“我不认为当前是讨伐吴国的良机，不如先踏踏实实储备军粮，等条件成熟再伺机而动。”他从王昶手中接管统领豫州的时间不长，自忖实力不济，再加上豫州虽与吴国接壤，但并非主战场，因而提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策略。

　　胡遵镇守青州和徐州，虽然徐州与吴国接壤，但因为地理因素，这里也无缘成为两国相争的主战场。当年曹丕东巡时想经由徐州讨伐吴国，最后也只能隔江观望，无从下手。可是，胡遵不甘受冷落，他希望借此战让自己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但他若想伐吴就必须绕道扬州诸葛诞的辖区，还得在淮南开战。于是，他提出了另一个策略：“伐吴须多路进攻，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我打算与王昶、毌丘俭、诸葛诞四道并进。我和诸葛诞负责攻克巢湖大堤。”他想：只要把战争规模搞大，自己也就能顺理成章地掺和进来了。

　　司马师听着三位军事统帅完全站在各自立场上拿出的三套方案，心里有点犯难。他扭头询问诸葛诞：“你的意思呢？”

　　诸葛诞言道：“若想不受制于人就该先发制人。我建议让王昶进逼江陵，毌丘俭进逼武昌，二人牵制住长江上流的吴国军队，臣与胡遵围攻巢湖大堤，等吴国援军一来就能集中兵力与之决战！”诸葛诞的策略和胡遵不谋而合。

　　“嗯……”司马师沉思片刻，又问一旁的傅嘏，“你怎么想？”

　　正始年间，傅嘏备受曹爽排挤，乃是司马家族的忠实党羽。他先是对当前局势详尽分析了一番，最后说道：“下臣认为，毌丘俭的策略更妥当。咱们先稳住局势，吴国土崩瓦解是大势所趋。若逞一时之功，兵行险道，未免冒失。”

　　在四位军事统帅中，主战派王昶和胡遵都是司马家族的嫡系，诸葛诞和毌丘俭则曾是曹爽旧党。毌丘俭希望保存自己的实力，诸葛诞却支持胡遵，明显表现出转投司马师阵营的意思。而傅嘏竟公然支持毌丘俭，这让司马师略感不爽。“你说得不对！伐吴攻略，以诸葛诞之议为定论！”

　　公元252年12月底，司马师下旨，命王昶攻向江陵，毌丘俭攻向武昌；胡遵、诸葛诞两军合流剑指东关，这二人的目的即摧毁巢湖大堤。同时，司马师为了提拔司马昭，更让司马昭担任此战名义上的最高统帅。

　　“我把节钺交给你。但战场上的事你不用过多掺和，听胡遵和诸葛诞的就行了。”

　　司马昭接过节钺，点了点头。

　　巢湖上的浮桥

　　公元253年1月，司马昭遵从哥哥的命令坐镇后方，胡遵、诸葛诞会合七万大军抵达东关。二人远远望向壮观的巢湖大堤，但见在堤坝两旁，巍峨耸立着两座城池。

　　这天，巢湖附近正下着冰雹，天空电闪雷鸣。一道电光划过，两座敌城黑漆漆的影子映在湖面上显得分外凶险。

　　“若要摧毁堤坝，必先攻克这两座城。”诸葛诞喃喃自语。

　　胡遵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分析道：“两座城池依山傍水，想要攻城，只能通过巢湖渡到对岸城下，依我看，不如在湖面上搭建一座浮桥，方便我军往来奔波。”顺带提一句，三十年前，夏侯尚围攻江陵时在江面架设浮桥就遭到董昭的劝阻：“这是自寻死路！在平地用兵尚且艰险，更何况是摇摆不定的浮桥上？浮桥深连敌阵，桥面狭小，若被敌军摧毁，我军尽成降虏。”后果不出董昭所料，夏侯尚仓皇撤军才幸而得免。

　　“搭建浮桥怕不太稳妥吧……”诸葛诞有些拿不定主意。

　　“敌城内仅有一千吴军镇守，只要全速攻下，就不会有危险。”

　　“既然如此，你从浮桥上攻城，我在岸边策应。”

　　当时，胡遵官拜征东将军，位阶高于诸葛诞的镇南将军，不过，二人分别掌管自己州的军权，基本上属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谁也管不了谁。几天后，一座横跨巢湖，可供数千人往来奔波的浮桥即搭建而成。

　　在寒风凛冽的湖面上，魏军前锋将领韩综焦急地督战：“攻城！攻城！一定要赶在诸葛恪的援军到来前攻下来！”这位韩综是十几年前受政治迫害叛逃到魏国的吴国名将韩当之子。此时，虽然有浮桥供魏军通行，但桥面稳定性极差，韩综的攻城战没什么进展。

　　几天过去了，护卫巢湖大堤的东西二城池仍在全端和留略的坚守下矗立不倒，而诸葛恪已经带着四万吴军赶赴至东关战场。这场战争中，双方统帅俱是琅邪诸葛氏族人，诸葛诞论辈分是诸葛恪的族叔，不过二人各为其主，自然全无同族情分。

　　这个时候，吴国援军的前锋丁奉判断：“四万吴军行动缓慢，若延误战机，一旦魏军占据有利地形，势必难以抵挡。”于是，他亲率麾下三千人径自奔赴前线，然后命士卒脱下重甲，穿着简陋的装备，在敌阵前虚张声势。

　　适逢漫天飞雪，魏军部分将士在巢湖浮桥上饮酒取暖，他们对丁奉这支看似不堪一击的吴军根本不屑一顾，渐渐放松了警惕。而在岸边驻防的少部分魏军，正紧盯着敌城，对丁奉的援军也视而不见。

　　“封侯受赏之日近在眼前！冲！”丁奉突然高喊，三千吴军向巢湖岸边的魏军砍杀过去。

　　离丁奉不远处，一位吴军将领摘下头盔，任凭披散的头发在风中飘曳，继而，他仰面朝天引吭高歌，身后的将士也齐齐和声呼应。唱毕，他一瘸一拐地率本部兵冲向魏军。这人名叫留赞，正是巢湖大堤东城守将留略的爸爸，时已七十岁高龄。史书中描写，留赞每次临敌都会以这种方式鼓舞士气。他早年脚踝因受伤不能伸直，一气之下竟自断脚筋，经过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术，他脚踝最终能够伸直，但也留下残疾。

　　正奋力攻城的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纷纷跑上浮桥企图逃离战场，却跟桥上大批魏军挤成一团。转眼间，局面已是一片混乱。

　　“时机已到！”诸葛恪坐镇中军，挥舞手中令旗，“全军进攻浮桥。”

　　吴将朱异率主力舰队猛撞浮桥，数千魏军跌落到巢湖中被活活冻死。这位朱异和“南鲁党争”中被害的朱据是同族，属于“吴郡四姓”中的朱氏。

　　此刻，在巢湖岸边的魏军大营，诸葛诞眼睁睁地看着浮桥上的魏军土崩瓦解，却完全无计可施。

　　“禀告将军，前锋统帅韩综被俘！”

　　“乐安太守桓嘉殉国！”

　　前线败绩接二连三地传来。诸葛诞和胡遵见败势已定，只好下令撤军。而另两路魏军——王昶和毌丘俭也因东关主战场失利，各自撤回驻地。

　　战后，吴国太傅诸葛恪凭借东关大捷加授都督中外军事（中央军最高统帅），兼任荆州牧、扬州牧。

　　前文说过，州牧拥有一州绝对军政大权，东汉末年州牧林立造成诸侯割据，到了三国时代已鲜有州牧，魏国的州都督和州刺史，实际上是将州牧职权进行拆分。而吴国领土除了最南边的蛮荒地区——交州外，就只有长江以南的扬州（江东）和荆州，诸葛恪这三项任命，几乎等于握有吴国全境的军政大权。

　　江东诸葛氏在诸葛恪手里达到了巅峰。

　　危机公关

　　魏国东关之战打得一败涂地。

　　朝廷公卿顾忌司马师的面子，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帅司马昭，只能弹劾诸葛诞和胡遵。实际上，纵然司马昭只是挂名主帅，并没亲自制定这愚蠢的战术，可一旦战败也脱不开干系。司马昭心里发虚，他想揪出一个人承担战败的责任，遂问幕僚王仪：“这次战败，到底是谁的责任？”

　　王仪回答得直截了当：“责任在主帅。”

　　司马昭没想到王仪敢公然指责自己，一时失去理智居然将王仪处死。可是，他这么干适得其反，更引得朝廷议论纷纷。

　　司马家族的威望面临着巨大危机，就在这时候，司马师上疏：“战败之责跟众将无关！是我没听傅嘏的话才导致了今天的败局。”唐代许嵩在《建康实录》中写道：“遵（胡遵）等勅诸军为浮桥渡。”对于东关之败，胡遵、诸葛诞等人肯定责无旁贷。但司马师把他们的过错全揽到了自己身上。

　　无论谁都明白，司马师一直待在朝廷，他只是发起战争，却没参与战争。经他这么一说，胡遵等人无不对他感恩戴德。

　　接着，司马师又说道：“唯有司马昭，身为主帅难辞其咎，故请朝廷削除他的爵位。”

　　然而，爵位对司马家族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司马昭接受了削爵的处罚。他明白，大哥这么做正是为了保住家族的威信。

　　东关之败，魏军死伤数万人，众将大多损失惨重。不过，唯有一名将领带着他的部队全身而退，毫发无损。这人名叫石苞，官任徐州刺史。

　　石苞在正始年间担任司马师的僚属。早先，司马懿见到石苞后曾嘱咐司马师说：“石苞品行不端，你用这样的人可得小心些。”

　　司马师回道：“昔日齐桓公不介意管仲（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名相）奢靡，汉高祖不计较陈平（刘邦麾下杰出的谋略家）贪污，石苞虽不及这两位古人，但也算得上是位贤才。”

　　石苞没有辜负司马师的信任，在曹氏藩王迁居到邺城期间一度调任邺城，帮司马师严密监视藩王的一举一动。

　　关东战败后，司马师破格提拔石苞为青州都督。

　　此前，胡遵任青徐都督，他虽未被降职削爵，可他管辖的青州却从此划拨给了石苞。

　　另外，诸葛诞和毌丘俭作为被司马师怀疑的疑似亲曹派势力，均被相互调换了辖区，诸葛诞从扬州都督转任豫州都督；毌丘俭从豫州都督转任扬州都督。这种平级调换，一方面提醒他们战败之责，同时尽量照顾颜面；另一方面是避免他们在一个地方任职太久形成稳固势力。

　　这是司马师继承司马懿权柄后经历的第一战，本应以惨败收场，却在他的完美演绎下将危机化为无形。

　　几乎与此同时，雍州刺史陈泰（陈群的儿子）上疏，请求朝廷准许他讨伐屡次滋扰边境的胡人游牧部落，此事得到了司马师的首肯。可不承想，因为陈泰这封上表，边境两个郡的百姓担心要服兵役，纷纷举旗反叛。

　　陈泰很是惭愧：“二郡反叛都怪我草率行事。”

　　然而，司马师将陈泰的过失全揽到了自己身上：“二郡反叛是我的错，跟陈泰无关！”

　　在高平陵政变时，陈泰曾出面劝曹爽放弃抵抗，为了这事，他一直备受煎熬。而今，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必须得受司马师一个大大的人情，这让他内心更加纠结。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宋元史学家胡三省这样评论：“司马师引咎自责，让那些本该获罪之人对他感恩戴德，由此巩固了权势。正所谓盗亦有道，更何况是要盗窃国家社稷呢！”

　　一桩离奇的谋杀案

　　东关大捷让诸葛恪信心爆棚，他打算再接再厉发起更大规模的伐魏战争，这次，他决定跟蜀国联手。于是，诸葛恪派幕僚李衡前往蜀国，拜见卫将军姜维。诸葛恪为什么要跟姜维沟通？这不能不说他消息灵通，因为蜀国刚刚发生了一起大事。

　　已经冷落蜀国太久了，自诸葛亮死后，蜀国在蒋琬和费祎治理下进入了很长时间息兵养民的稳定状态，卒如诸葛亮死前的安排。

　　其间，蒋琬官拜大司马、录尚书事，兼领益州刺史，执政十二年，开府治事八年。开府，指那些顶级重臣拥有建立自己幕府的权力，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个府即指诸葛亮自己的幕府。通常情况下，只有大司马、大将军、三公这一级别的重臣才有资格开府。重臣一旦开府，俨然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跟朝廷分庭抗礼的小朝廷，权力极重。蒋琬开府后屯驻在汉中，他虽然也多次让姜维率军攻入雍州西部，但战争的规模都很小，只是以攻代守。

　　蒋琬死后，费祎官拜大将军、录尚书事，兼领益州刺史，执政七年，其中开府治事不足一年。也就是说，他刚刚被刘禅允许开府几个月便死了，让人想不到的是，费祎乃横遭暴死。

　　就在魏国和吴国结束东关之战的翌月，也就是公元253年2月，正逢农历春节，费祎在益州汉寿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岁首年会。

　　“恭贺大将军开府！”同僚逐一向费祎敬酒。

　　费祎开怀畅饮，自蒋琬死后，他足足等待了六年，终于在去年获准开府。此刻，他意气风发，一杯接一杯地狂饮，不知不觉已昏昏睡去。聚在费祎身边的同僚见状，纷纷知趣地散开，以免打扰到他。

　　突然，睡梦中的费祎被胸口一阵刺痛惊醒。豪饮过后肉体感觉异常迟钝，他缓缓睁开眼，左将军郭修模糊的面孔浮现在他眼前。

　　“大将军，下官给您敬酒！”可是，郭修手里握的却不是酒樽。

　　费祎艰难地咳嗽起来，鲜血从口中喷出，他这才注意到，一把利剑正插在自己胸口。

　　“郭修……你……你为什么要杀我？……”费祎凝视郭修的眼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仿佛有所醒悟，“难不成……你是……”这话还没有说完，他便魂归西天了。

　　“大将军被刺杀啦！”酒席宴立时陷入混乱，众人呼唤侍卫，“快！快拿下凶手！”

　　郭修毫不畏惧，他冷漠地环视着将他团团围住的侍卫，然后抽出费祎胸口的利剑，自刎而亡。

　　大将军费祎被左将军郭修刺死，这桩谋杀案不仅震惊蜀国朝野，就连魏国和吴国也大感惊诧。

　　郭修究竟是什么来头呢？他原本在魏国身份低微，投降蜀国后官拜左将军，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可是，这位左将军大人屁股还没坐热，竟干出这种自毁前程的疯狂举动，且根本就没打算全身而退。他图的是什么？另外，他来蜀国时间不长，究竟能跟费祎结下多大梁子？堂堂一个三品左将军，就算要刺杀政敌也该指使手下去干，但郭修居然亲自操刀实在不正常。

　　众所周知，侦破谋杀案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找到被害人死后的既得利益者。那么，费祎死后，谁得利便是本案的关键点。

　　其一，郭修连命都没了，他肯定不是既得利益者。

　　其二，费祎是蜀国最大的鸽派执政者，他以反对北伐被人称道，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与皇帝刘禅、绝大多数同僚以及巴蜀百姓相同的政治理念。这就将嫌疑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其三，有人怀疑魏国是本案的背后主谋。抛开费祎身为鸽派重臣的立场不提，单说郭修从被俘，到遣送成都，又受封高官厚禄才得以能接近费祎，这中间存在无数偶然因素，绝不可能事先安排好。再有，直到刺杀事件发生的八个月后，魏国朝廷才后知后觉下诏追谥郭修，这也从侧面印证，魏国事先根本就不知道，即使知道后也觉得很无厘头，因为费祎一死，蜀国鲜有的鹰派重臣姜维上台，开始频繁举兵侵入魏国疆土，这分明是给魏国带来了莫大麻烦。自然，魏国不可能是刺杀费祎的主谋。

　　到底谁从中得利？于是，费祎的政敌，同时也是费祎死后唯一的既得利益者——鹰派重臣姜维入镜。

　　自诸葛亮和魏延死后，姜维是屈指可数对北伐念念不忘的人，等到费祎执政时，姜维每次想出兵伐魏均被费祎束手束脚，终费祎一生，每次拨给姜维调遣的士卒从没超过一万人。而费祎死后，姜维终于挣脱了束缚，集蜀汉军权于一身，并将蜀汉再度拖入频繁北伐的时代。

　　不过，姜维跟郭修又是什么关系？让我们从史书的蛛丝马迹中深入寻找。

　　在《魏氏春秋》中记载，郭修原是雍州平民（另一说法为中郎，相当于一个地方小公务员，总之身份很低），一年前被姜维俘虏后送到成都，官拜左将军。从平民（或中郎）晋升到左将军，这简直匪夷所思。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可以拿两个同样从魏国归降蜀国的人做一番比较。

　　第一个是出自魏国名族的夏侯霸，他在魏国时官拜右将军（三品），因政治避难逃到蜀国，官拜车骑将军（二品），比他之前的官位提升一级。对了，他还是刘禅儿子的舅舅。

　　第二个是被诸葛亮寄予厚望的“雍凉上士”姜维，他出身雍州天水郡豪族，在魏国时任中郎（这和郭修一样），投降蜀国后成为诸葛亮的幕僚，随后几年里，他凭借无数军功，才渐渐混到了卫将军（二品）。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以上二人都是主动投奔，再反观郭修，无论他是平民也好，中郎也罢，乃是一介俘虏，且在毫无作为的情况下居然一步登天，仅半年就当上了左将军（和夏侯霸在魏国时的官位平级），如果没后台是绝不可能的，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

　　假设说郭修有后台，他的后台又是谁？纵观蜀汉那些位高权重的重臣，和郭修同样出身且是老乡的唯有一个姜维，而郭修又恰恰是被姜维俘获并送到成都的。由此推断，郭修的后台极有可能就是姜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