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评论：“（谢）安之宰天下，思深而道尽，复古以型今，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
……
史学家的评论大略如此，总之，谢安的清静宽简之政，对于当时大局刚刚稳定下来，国力仍十分虚弱的东晋来说，是十分有好处的，在他执政期间，官吏们也都理顺了心气，没有一个官员因为触犯条律被处死，而我们的老百姓们，也因此过上了一段安心平静的日子……
第三：发展才是硬道理
看看这个东晋，从公元317年建国，到现在不到60年，本来一开始就不强大，中间还经历了王敦和苏峻两次内乱，又老得跟北方作战，国家穷啊，老百姓的日子就更别提了，现在能不人心惶惶，踏踏实实种地，就已经求之不得了。
谢安接手时，国家就是这个样儿，那怎么办？没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他376年执政，当年就调整了税法。规定：第一，把以前的按田纳税，改成按口纳税；第二，王公以下，一视同仁，有户口的，全都交税；第三，服兵役劳役的，为国家作战的，就不用交。
那么就来说说这个“口税法”的作用：
==繁荣经济，增强国力==
其实，“口税法”的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除了封了王、公这样高爵位的，不管你是不是贵族，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你是国家的公民，就要交税。
原来，国家又按土地收税，士族享受特权，不用交，而且士族家家都有大片土地（谢家也不例外），那政府又能收上多么来？再看平民这边儿，一家子人，总共就这点儿地，俩人种就行了，剩下的就闲着。
现在好，这些闲人也都被调动起来了，国家里有的是事儿等着大家干呢。这样儿，种地的就会更加用心地种地，有余力的，就去开垦新地，首先农业得到了发展；那不想种地的呢，就去经商，贩运，开小作坊，这样商业也能活跃起来；如果还不行，你就是笨，就是什么也干不好，那就去投军服兵役吧，还有军队在接着你，一来就不用交税了，二来国家正等着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呢。反正是，这几条路，随你挑，政府就一个原则，你不能在那儿闲着等救济。让老百姓都开始动脑子干事儿，这样，国家经济才能繁荣起来啊。
这回改革，对于个人来说，交的税到底是更多了，还是减少了，现在说法儿不一致，有人说多，有人说少。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个财政收入，可无疑是增加了。那么东晋虚弱的国力，庞大的军费支出，也能改善一下儿了。
这样一来，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能够得到好处。那为什么会是“双得”呢？因为经济发展起来，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呀。可分的东西多了，大家才能都过得更好。
==珍惜土地，抑制兼并==
这个“口税法”还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它能更好地抑制一直让东晋政府头疼的土地兼并问题。
那时，不管是士族还是庶族，这些地主们变着法儿地收买吞并农民的土地，而且是屡禁不止。穷人把地卖给了地主，变成佃农，就不用交税，所以不得已时，就常常把地卖了。但一实行“口税法”，农民却一下子珍惜起自己这个饭碗来了，没了地，我也得交税呀，那我干嘛还要卖给你？我还嫌地少呢。于是，地主们再想轻易从农民这儿弄走土地，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顺利推行，业绩斐然==
“口税法”从谢安执政当年开始实行，虽然是剥夺了士族的一些特权，但在谢安的坚定推动下，一直都实施得很顺利，没有引起任何社会波动。整个太元年间（从376年之后），东晋的经济渐渐地恢复了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变好。其实这段儿时间，正是东晋最好的小康时期了。
《宋书》这样记载当时老百姓的生活：迄于太元之世，……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晋书》的描述：至于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
。。。。。
历代的史学家们，也对谢安在这时实行“口税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不一一例举了。倒想起，淝水之战是在太元八年（383年）发生的，恰恰就是在东晋的这个时候，所以前秦的大多数朝臣，才会劝阻苻坚，不要在这时攻晋啊。
最后回头瞧一下儿这个政策：
它其实很简单，就三条儿。并没有一大堆规定，没有去命令老百姓，你必须如何如何，否则就如何如何。它只是改变了一些方式和关系，然后很多结果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没有拿着鞭子去逼迫，而是让老百姓自己主动地去做。现在，连征兵这件事儿，都比以前顺当多了吗。
这里正体现了道家政治思想的特点噢。正像老子所说：最上乘的君主治理国家，让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百姓并不感到是你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反倒认为，这些好日子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这样的君主才是最高明的呀。
第三章 用人之道:先人品,后才能
上面，我们说了谢安在国家大政方面的作为，这里，就来说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用人之道。这也是自古以来评价宰相政绩的标准之一啊。
一说起用人，大家肯定就会想起“用人唯才”这个词儿，如果哪位宰相能做到这一点，就肯定会得到人们的称赞。不过，要说起谢安的用人，还是有些不同的。应该说，在这个“唯才”之前，还必须要加一个“唯德”。也就是说，他提拔官员的时候，第一件事儿，不是看你的才能，而是看你的人品。如果你真是“德才兼备”，那当然最好。如果你人品不错，却没有什么干实事儿的能力，他不会任用你，但却有可能和你成为朋友，他不认为一个人没实际能力是什么缺点，他甚至还乐于替你去摆平好多事儿。谢安的朋友里有一批这样儿的人物呢。但是，如果你品质不好，就算你有天大的才能，对不起，他也不会用你，而且也不会同你交往。
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不好评价，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不过有一个好处倒是显而易见，这就是，这样一来，国家的政治就会很清明。
就比如：一个单位里，这些人普遍人品都不错，那污七八糟的事儿就特别少，有人碰到困难，别人都会出来帮一把，大家都用好的东西去对待别人，这样，不但工作能完成得又简单又顺利，大家的心情也都很舒畅。但是，如果这个环境里有那么几个人品不咋的，一门心思踩着别人往上爬，暗地里动心眼儿耍手腕儿，那就糟了。这就会一马勺坏一锅，他们能搞出各种各样的花样儿，把所有的事儿都弄得又复杂，又阴险，有时为了一点儿小利益，就掐个没完。而时间一久，这种风气就会形成，好人总是吃亏，于是也就变得不好了。
所以，谢安执政这一段时间，史书称“德政既行，文武用命”，史家评“政治清明”，还是跟他这个用人“先德后才”有很大的关系。
这里，正面反面都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先来说说正面的：
徐邈：这位是京口人，从小就人品端正，举止有度，勤奋地读书、做学问，很有见识。谢安了解后，十分欣赏他，这就属于“德才兼备”型的呀，于是谢安就把徐邈推荐给了孝武帝司马曜，后来做了中书侍郎。徐邈也的确不负谢安的希望，在中书一干10年，为官清简宽宏，为人稳重缜密，从不参与后来皇室那些阴险的权谋。司马曜欣赏他的学识，又敬重他的为人，一有疑问，就去向他请教，要不是一不留神被张贵人弄死了，他还想任命徐邈担任更重要的官职呢。
范宁：这一位，跟徐邈相比，就有个性得多了。他最大的个性就是——刚正不阿。范宁也极有学问，而且，他还有个极大的爱好，就是开学校。从前桓温当政时，范宁受到了压抑，桓温死后，他才当了个余杭县令。当县令的时候，他就大办学校，召收四方的学生，讲授儒学，一时间，就连这一带的社会风气，都因为他的大力办学，好转了不少。谢安十分欣赏他，也举荐他当了中书侍郎。他跟徐邈，一起辅佐司马曜，本来挺好，但范宁为人太刚正了，结果那个谗佞的王国宝就容不下他，最后被排挤出了中枢。后来范宁当了豫章太宋，接着大办乡学，招收四方学生，甚至自己出钱给学生当费用。百姓们也都特别拥戴他。到了清朝时，余杭、扬州一带的百姓还给他塑像，把他看成和韩愈一样的先贤呢。
说到这里，就有个挺有趣的问题了，这两位，都是很得谢安爱重的，也的确是“德才兼备”型，不过，他们俩可都是“儒学”名士啊，跟那时的风流玄学人物，根本不是一个路数儿。谢安自己，也是一个极典型的玄学名士吗。那么他为什么还会这么看重他们呢？这里头的原因，应该有两个：
一个，谢安的治国之道，是道家思想无疑，但很多方面，他其实也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的。我们历来成功的政治家，其实大多数都是外儒内道型，只不过，不同的人，儒道所占的比例不一样罢了。谢安应该算是道家比例极高的一位了，但是他也并没有完全扔了儒家。
另一个，这很可能是出于他的长远打算，他希望司马曜长大以后，不要像他老爹司马昱那样，“当个名士真不错，可怜不幸做君王”，毕竟这天下是司马家的，他谢安这个位置不可能长久，真要长久这事儿就不对了。所以，他是做了一系列振兴皇权的事，这个后面还会说到。向司马曜推荐正直博学的儒士，也是他要“振皇权”的一个步骤。当个名士，逍遥山水间，这没问题。但当个皇上，却整天清谈，啥实际事儿都不会干，那可不行啊。
说完了正面儿的，我们就来再看看这两个反例。
不过说起这两位，那可真是了不得，个个尊贵无比，而且还跟谢安关系极近。这两位就是——谢家自己的女婿，琅邪王氏的王珣，太原王氏的王国宝。
有才无“德”的王珣
首先说，这里这个无“德”，是指谢安的想法。其实王珣这个人，就是比较热衷于仕途，也颇有心机，懂得相时而变，在谢安去世后，他通过自己的经营，当了尚书令这样的大官呢。其实要说，这也是琅邪王氏的一个特点，“狡兔三窟”的王衍，“善处兴废”的王导，都有这个味道。王谢这三家大族，琅邪王氏是比较会为自己家打算的，这也是人家始终能保持“第一高门”这称号的原因之一。太原王氏比较忠直，变通上差一些。陈郡谢氏呢？从谢安以后，是“素退为业”，不争权不夺利，啥也不参与。不参与，那这显赫自然就不如人家了。像王珣这样的人，要在我们现代社会里，可算是有本事的了。但是，他就是入不了谢安的眼。
王珣是琅邪王氏里最尊贵的子弟了，他是王导丞相的嫡孙，娶了谢万的女儿为妻。王珣从小就很有名气，是一时的才俊，书法也非常好。就是这么一个人，谢安却看不上他，后来竟跟王家离婚了。那时候轻视礼仪，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王献之娶了郗家的小姐，后来郗家败落了，王家就逼着王献之离婚，再娶司马昱的新安公主。王献之心里老大不乐意，临死还念念不忘前妻。不过，毕竟人家是男家提出来呀，离了也不丢人。但谢家是女儿啊，谢安居然也不在乎，女儿回来，咱们另嫁他人。这名节礼法，在他眼里几乎就是视同无物。
谢安为什么这样看不上王珣？史书说，因为王珣同桓温十分密切，和谢安之间就产生了嫌疑。不过，这里面很可能还有一些内情。
桓温最亲近的这两位手下，郗超和王珣，其实他们俩不大一样。郗超这个人不像王珣这样看中功名，他帮桓温更多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但王珣就不同。桓温对王珣来说，更重要的是仕进的手段，其实这也无可厚非，谢安、王坦之他们也是这么出来的，但关键在于，他当时还跟桓温一条心。可等桓温不行了，他这“心”也立刻没了，又跑回朝廷来了。那从前他对桓温那一套就全是假的。这在谢安眼里，可就是“无德”了。他就不喜欢这样儿的人。
而且王珣回来的时候，桓家势力还强，谢安正在煞废苦心地削弱桓家呢，王珣这个见哪边儿势强就往哪边儿倒的人物，要在朝廷当个官儿，哪怕做个侍中呢，也保不齐跟桓家里应外合。桓家不是一向朝里没人吗，这回就整好有了。所以，谢安也不想让他当重要的官儿。但是王珣出身好，名望好，朝里那时候还有王彪之，他还是谢家的女婿。人家推举王珣，还以为谢安会十分高兴呢。谢安想拦都未必能拦得住。结果，一不做，二不休，谢安和王家离婚了。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女儿的原因为导火索什么的（比如像道韫那样儿的抱怨），反正结果就是，两家绝婚。
这下儿对王珣的打击可是大了。他这个尊贵的“王丞相嫡孙”，人家根本不放在眼里啊。而且倒霉的是，谢安从来没有这么决断地反对过谁，虽然人们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却都认为，肯定是王珣的不对，谢安不会不讲理。结果，王珣这个人的人品，就被无形中打上了一个大问号，也没有人再跑出来推举他了。谢安当政的时候，他就只当了个黄门侍郎（在门下省，归侍中管），直到谢安去世，他才在官场有所作为。
这件事儿多少还是个谜，后人说的“王谢交恶”，就是指这件事。但是，这么说也不太确切，因为“王谢”并不是真的“交恶”，除了王丞相这支跟谢家“不通问”之外，王家剩下的人跟谢家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比如王献之他们。而且有说法说，这是谢安借机打击琅邪王氏，其实也不是，如果这么说的话，他就不该这样看中王献之了。其实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王珣这个人身上，谢安是不能认可他的这种善于权变的个性。这的确可以看到，谢安对“品质”这个东西的重视程度，两家离婚时他还是吏部尚书，远没有现在这样显赫，但却根本无视王家的尊贵，也不怕得罪人家，也真是够有个性。
无才也无德的王国宝
这位先生，可能不少朋友听说过吧，后来，司马曜猜疑谢安要谋反，大多数的谣言，都是从他这儿开始造的。他这辈子最出名的，一个就是会谄媚，一个就是好弄权。当然了，什么贪婪、好色、奸诈等等，他也都各占一票，如果说每段历史当中，都会有一些这类的垃圾人物的话，那么王国宝就是这段儿历史中的典型。最后他也没得什么好下场，好多年后，王恭起兵反司马道子乱政，司马道子就把他扔出去当替罪羊杀了。
王国宝是王坦之的第三个儿子，他们太原王氏家风忠正，王坦之竟然生出了这么一个活宝，也真是让人感叹。谢安是把小女儿嫁给了他。估计那时他要知道王国宝是这德性，肯定就不会答应这门婚事了。
没多久，谢安就发现了，这女婿是真不怎么样。要人品没人品，要才华没才华，要跟王珣比起来，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王珣也热衷仕途，但比他玩儿的有档次得多。王国宝想借着岳父的权势飞皇腾达呀，甜言蜜语，整天地讨好。却不想，这反倒引起了谢安极度地反感，结果任他是自己的女婿，就是不给他高官做，只让他去当个尚书郎。人家王国宝居然对谢安说，以他的出身，应该到最重要的吏部去当官儿，别的他都不感兴趣。他以为，仗着他们家还有岳父的势力，这天下就是他的了。谢安这个烦，就不理会他。反正就个尚书郎，要干就干，不想干别干。王国宝这下儿恼羞成怒了，自己是他的女婿，他居然就能这么不给面儿！但他又惹不起谢安，就恨恨地跑到司马道子那儿去了，天天跟他腻歪在一块儿，岳父那条路走不通，那就借着这个王爷，让自己升官吧。
谢安就这么压抑了自己的女婿。但这件事儿，却给他种下了祸根。人常说，天下最不能得罪的，就是小人。是啊，就算你做了错事，害了一个好人，但这个好人很可能会原谅你；但你根本没做错事，却让小人不乐意了，那就不行了，你就等着吧，小人有的是手段，准备给你下套儿呢。到后来，王国宝谄媚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再蛊惑孝武帝，一天到晚猜疑谢安，这个根儿就是从这儿来的。
说到这儿，谢安的用人思路就比较清晰了，万事不论，人品先行，也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亲戚，你到底是什么出身。这也可以看到，谢安虽然一向为人宽容，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却是很坚定的，哪怕会给自己惹来麻烦，也不会去妥协。应该说，当时这个“文武用命”“政治清明”，跟他这个以“德”为本的用人之道，还是有很大关系啊。
第四章 振兴皇权:扶植司马曜
说起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有点奇怪了，谢安不是总揽朝政吗？那振兴皇权，扶植司马曜，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历来这种“权臣”不都是巴不得，皇权越弱越好吗？这里，就得说说东晋那种特殊的政治制度了。
实际上，这种“共天下”的格局，本身就是不对的，它是从王导以来形成的一种习惯性的并且还能暂时稳定的模式。这跟我们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可是有本质的区别。现在的西方，那是法律承认，君主就是个象征性的摆设，而政权呢，是在内阁，总理就是首脑，所以大家就都是相安的。但是东晋，虽然也差不多是这样儿了，但在法律上，皇帝可还是第一把交椅啊。其实这个“门阀政治”是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形式，对东晋来说，是一种约定成俗的东西，是不正常的。说白了，就是高门士族通过自己的势力，窃取了一部分皇权。
东晋所有的皇帝，即便是在王导谢安这种不想篡位的执政者当权时，他们心里也都是很不舒服的。他们认为天下是自己的，等到能不跟他们“共”的时候，就一定要让他们走。所以，皇室和这个当轴执政者之间，始终都有点儿问题。这就是谢安要扶持皇权的原因，皇权太弱了，司马曜就会怕他，但皇上一怕他，紧跟着就会提防他了。如果，他和司马曜之间出了问题，那就会两败俱伤，谁也好不了，而且国家也会大乱。虽然扶植皇权，他就会损失一些自己的利益，甚至把皇帝养大之后，皇帝就可能会为难他，但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自己）长久的稳定，他还是选择了去扶植司马曜，而不是欺负人家。因为最根本，他从来没有对司马家的天下感过兴趣。
其实在谢安的心里，他看到的总是这个大局，每个人都是这个大局中的一枚棋子，他自己也是，这个大局该他得到的时候，他就得到，该他牺牲的时候，他就会去牺牲，总是一种顺应的态度，所以终其一生，不管在什么样的困境下，人们都没听到过他一句抱怨的话。这看上去的确有些不可思议啊。
瞧瞧他是怎么培养司马曜的：
第一件事：讲儒家经典
司马曜还没亲政的时候，他就提议司马曜学习儒家经典，为将来治理国家做准备。关于这个，《世说》里有一个小故事：皇上要讲习《孝经》，谢安就召集当时一些官员在自己家里先温习，到皇上那儿不能说错了啊。这时车武子就对袁羊说，“我有什么问题就使劲地问谢安他们，不问呢，怕有好的东西没听到，问呢，又怕他们嫌我麻烦。”这时袁羊说了句很绝妙的话：“你什么时候看到明镜怕被人频繁地照，清澈的流水怕被和风吹拂呢？”
“被人当镜子照”，也真是够累，不过倒可以再次看到，当时人们对谢安，到底有多么推崇。
第二件事：推荐儒学名士
既然学了儒家经典，身边也得常有好老师，于是，谢安就给司马曜推荐了徐邈和范宁，这个事儿我们上面说了，这两位，特别是徐邈，一直都很得司马曜的看重。
第三件事：重修建康宫
这件事，就是一直争议最大的了。谢安刚一执政，就想给皇上重修宫殿。然后好多人都不同意，特别那时候王彪之还在世，一听谢安要修宫殿，立刻就急了。就说，宫室破旧，稍微修缮一下儿就行了，现在强寇在外，怎么能做这种劳民伤财的事呢！王彪之是元老啊，谢安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算了。但是等王彪之一去世，转了年，谢安就请司马曜先住到会稽王府去，开始重修建康宫。不过，工程进行得很顺利，安排得也合理，到了七月，就完工了，老百姓也没有任何抱怨。
关于这件事儿，争论很多。常见的说法是，因为谢安这个人一向喜欢奢华，重修宫殿也是他这种性格的反应。但要这么说，就有一件事儿说不通，这历来要重修宫殿的，可都是这个皇上自己，没听说哪个大权在握的执政大臣，死活非要给小皇上修宫室的，那宫室修得再好，也不是谢安来住啊。所以，这么说也并不确切。谢安肯定是有他的意思。这里，我们倒不妨参照一下儿《明成皇后》。那里面，大院君不是就死活要给皇帝修景福宫吗，而且不惜劳民伤财，但为什么呢？大院君有段儿独白，很感人，还对比了我们紫禁城。总之意思就是，朝鲜是个小国，一座宏伟的宫殿，是这个皇室、这个国家最基本的象征啊。所以他才不惜力气，一定要修那个景福宫。谢安在这里，也很可能是这个意思噢。不过，他不是大院君那样的狠人，建康宫的重建并没有弄得劳民伤财，一切都很顺利。所以，这个“重修建康宫”也很可能是他振皇权的一个步骤，只是他不可能对别人说出来罢了。
建康宫的重修一直很顺利，不想到了最后，却出了点儿小麻烦。于是就有了那个十分经典的故事——王献之拒题太极殿。
太极殿可是新宫里最重要的宫室啦，不知是司马曜的意思呢，还是谢安的意思，反正最后执行者是谢安，他命人把牌匾送到他最喜爱的长史王献之那儿，让他来题。王献之一看，立刻就不乐意了，哈哈，那时的名士是很讲骨气的，“白眼向权贵”嘛，王献之自己高兴写幅字送给你，没关系。但你命令他干这种为“世俗做粉饰”的事，他觉得谢安是瞧不起他。戴安道就曾经宁可把琴摔了也不弹给权贵听。王献之这一生气，立刻把谢安划到“权贵”那个行列里去了。
他就对这来人说，你把它拿走，不然我就扔到门外去！来人一瞧长史真厉害啊，只好讪讪地给谢安抱回来了。谢安肯定是笑了半天，然后想，好啊，不听话，行，你等着。没过两天，王献之陪着谢安一起，路过太极殿，谢安忽然想起什么，瞧着王献之说，哎，子敬啊，你顺着梯子爬上去，把字题了吧。从前魏朝的韦诞他们，可就是这么干的。王献之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其实谢安是成心跟他开玩笑，他也不管了，恨恨地说，你知道为什么魏国那么快就亡了吗！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就忿忿地走了。谢安瞧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王献之这话，也很有些道理啊。结果，王献之这个太极殿就是没题，谢安也没再难为他，没准儿最后就只好自己写了。
怀柔桓冲——上下同心
桓冲那边儿我们好久没说了。那么淮南之战后，桓冲那边儿怎么样呢？他的日子不好过呀。主要是觉得心里愧得慌。他退回江南，谢安给他送粮。他不救襄阳，谢安仍然什么也没说。而且他不出兵的理由是，秦兵强大，要保存实力。其实就是畏秦，再有，就是要保存桓家的实力。
但是，你再看看谢玄，说起来人家是个晚辈，都能临危不惧，在关键时刻拼死保卫国家，你桓冲是国家的上将啊，却又怎么样？他自觉脸上无光，越想越不是滋味，干脆就上了道表，请求辞去荆州刺史的官职，连章节等等都一块儿送到朝廷来了。
谢安立刻表示，不同意。然后还是啥也没说，只派了一个人到荆州，名义上是帮助桓冲参谋军事。这个人就是曾经跟谢玄齐名的张玄。其实，这也算是他的一个表态了。桓冲要再这样，可就不太好了。
桓冲心里这个不舒服，谢安对他是仁之义尽，他这么干，也的确有点儿说不过去。我们谢太傅的以退为进的怀柔政策，终于又看到了效果。一段时间以后，桓冲竟然主动出兵了！很快，他就夺回了筑阳和武当两郡。不过，他还是觉得秦军太多，想保存实力，这时候慕容垂他们又分头进攻邓城和新野，桓冲还生了病，结果又退回上明去了。
但无论如何，从此后，桓冲已经没有退路了，再不积极出战的话，那就只剩丢人了。而且现在谢安如果有命令，他也一定会全力去支持，他心里欠着人家的呀。这才有了后来，淝水之战前，东晋上下游团结一心，相互策应，牵制秦军，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里，跟我们谢太傅处理大局的态度关系很大噢，细想他对待桓冲的态度，他并没有跟桓冲急，也没说一句不满的话，更没想使什么招儿制他。他还是那个思路，我不是逼着你怎么样，我会让你主动去怎么样……又想起余嘉锡先生那句评语：“至于谢（太）傅处置桓氏，实具苦心”，的确是这个意思呀。
第五章 清谈与“误国”
终于说到这个话题了。既然是说谢安，咱也不能光拣他好听的说，有争议的，也该拿来论一论，这样这个人才完整啊。勿庸置疑，谢安是支持清谈的，一个清谈大家，一位清谈领袖。王导也是如此。关于他的清谈，故事也有一些，最有名的是两个。
第一个：畅谈《渔父》
支道林、许询、谢安等等高僧和名士们都到王蒙他们家聚会，谢安环顾着大家，忽然有点儿伤感，就说：“今天真是高士会啊，既然时光这么难以留住，这样的盛会也不能常有，所以大家就一起畅所欲言，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吧。”名士们一听都说好，于是许询就问王蒙，你有《庄子》吗？（哈哈，废话，那时候，这名士们的家里，啥没有也不能没有《庄子》啊。）王蒙立刻拿来，随手翻开，一看正是《渔父》这一篇，于是拿给谢安，让他拟题。谢安拟好题，就请大家各自发挥，阐述自己的心得。高僧支道林第一个说话了，一谈就谈了七百多言（这是按字数论，就是700多字的意思），说得是既精致又优美，才思文辞都非常不一般，大家听得这个佩服，人人赞不绝口。紧跟着，名士们都一一发了言。谢安是出题的，所以轮到最后才说。他等到大家都说的很尽兴之后，才开始谈他的看法。没想到这一谈，居然就一发不可收，一下儿就说了一万多言。而且是才气不凡，文采俊逸，再加上他意气飞扬又从容洒脱的神情，竟让满座的宾客都听得着了迷，觉得听着都是种享受。支道林听完，立刻赞叹说：你一言切中要旨，然后直入佳境，说得真是太好啦……读了这个故事，谢安这“风神潇洒”的气度，真是如在眼前哪。
第二：与王羲之的争论
这个故事很有名，也恰恰是通过这件事儿，我们谢太傅对“清谈误国”这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表态，弄得王羲之是毫无办法。故事的大略是这样儿：
那是他们俩都在建康的时候，有一天，俩人就一起到冶城（离建康很近）去游玩儿。然后登上城头，极目远眺。这时王羲之一看谢安，只见他沉默中望着远方，渐渐现出了悠然暇想的神色，仿佛已经不再置身在这尘世间了一样。王羲之是谢安最好的朋友，他是十分了解谢安的。谢安那满脑子的老庄，他也清楚得很。
于是，他就由谢安推崇老庄，想到了名士们整天清谈玄虚，越想越觉得心里不舒服，然后就对谢安说，安石啊，你看，那大禹王为了勤劳政事，双手双脚都长满了老茧；周文王为了国家而忙碌，老是忙到好晚好晚才吃上饭，即便这样，他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呢。可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正是处在危难之中啊，难道不是人人都应该为国效力吗！这些官员们整天清谈，荒废政务。文章倒都写得不错，可这对国家有什么用外！这清谈可不是现在应该提倡的呀！
其实王羲之为什么非要对谢安说这些呢？他是指望谢安能接受他的“金玉良言”，然后率先废了清谈，谢安在名士中影响大呀，他要先干了，其他的人不就好办多了吗？其实王羲之说得很好啊，没有哪句不对，而且他是把谢安当成朋友，句句都是发自腑肺的真心话。
那么再来瞧我们谢太傅是怎么回答的。他也没说好还是不好，只是看看王羲之，然后淡淡地说，当年秦国任用商鞅，施行严厉的法制，秦朝后来又怎么样呢？两世而亡。难道这也都是清谈惹的祸？王羲之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你这不是强辞夺理吗！但无论如何，人家谢安的态度已经表明啦，你让我不再清谈？对不起，我不乐意。王羲之瞧着他，是一点辙也没有，谢安不是个喜欢扯皮的人，这他知道，谢安要不想改，再说什么都没用。王羲之是除了闭嘴以外，别无选择。
这件事儿大概是发生在谢安42岁到50岁之间，那时候，他的官还没做大，王羲之也还在世。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看这件事儿呢？
应该说，谢安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在外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就会尽可能地追求自己心灵的自由和满足，甚至不惜以物质条件来换取。在他看来，清谈玄理，给他带来了美好的心灵享受，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这与你们外人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改？
谢安可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也不想名垂青史。所以，不少史学家和朋友说他是晋室的“忠”臣，就总让人觉得有点儿偏差。也许从他做的事儿来看，倒是个忠臣的路数儿，但是，他可不是为了“尽忠”才这么做的。这说不上是抬高了他，还是贬低了他，因为这不是他的思路。其实他的思路也很简单，那就是顺应大局。而这个大局，其实就是自然。在他眼里，山水是自然，庙堂同样是自然。所以，虽然他不得已出山，不得已当官儿，不得已扛东晋的天下，但他总能够调节自己去顺应，能够一生“风宇条畅”，并把一切都做到无懈可击。山水和官场是一样的。他把自己和外界的关系理顺了，不让任何事情处在斗争当中，所以外面的事情可以做好，而自己也能快乐。这对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来说，何其难也！！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一种人生境界——出处同归。
有这样一件事，谢安去世之后，有一回，桓玄问谢道韫：“当年谢太傅高卧东山，没有想作官的意思，后来为什么又出山了呢？”谢道韫想了想，庄重回答说：“对亡叔来说，出山和不出山，又有什么差别呢？”……道韫的确是她叔叔的知音啊。
当搞懂了谢安的思路之后，对他这个“清谈”，还有后面要说的“奢华”，也就能够理解了，也就不会去指责他。但是，我们不从他这个角度去看，而是从对国家的影响来评价的话，却又不能认同，反倒觉得王羲之被气得怪可怜。关于太傅这个“清谈”的事儿，其实，王安石的这首诗还是比较客观的：
谢公功业自超群，误长清谈助世纷，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
第三：关于“清谈”
这里，多少该为“清谈”正正名。一说起“清谈”，大家立刻就会想到“清谈误国”，几乎都快变成一个成语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说，“清谈误国”这个词儿，其实它跟“红颜祸水”的意思差不多。我们把后面两个字挡起来看，那么“红颜”是个好东西吗？是的。它跟“祸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清谈”也是这样。是因为当年西晋的大清谈家兼宰相王衍同志，因为“清谈”误了国，所以这个词儿才流传了下来。
那么就来瞧瞧，这“清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首先，“清谈”到底谈的是什么呢？是谈“玄”，具体说就是《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还有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它是非常好的哲学思考和讨论，老庄思想到了那个时代才和人们的生活结合得这么近。正是因为有了“清谈”，有了玄学，魏晋南北朝的文化才会绽放得如此绚烂。实际上，“清谈”这个活动，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甚至艺术价值的。
其次，“清谈”有它一定的规则，可不是几个人在那儿胡侃。而且清谈的名士们，都非常看重为人的品质，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做“君子”，做光明磊落的人（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另说，但大家都有这个愿望）。这对我们现在这个几乎越“小人”越能得利的社会来说，是完全不能想像的。有时，“清谈”起来，他们可能会争得很厉害，但又都很虚心，一旦发现对方有理，就会很坦率地认输。另外，“清谈”是很讲究引征和辩驳的，引征事例都是有理有据，他们都不会轻率地去褒贬人物和事物。
那么“清谈”到底误不误国呢？应该说，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