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被关进刑部大牢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唯恐株连到自己。此时，陈璧君却对汪精卫关切备至。她用金钱买通狱卒，送衣送食，常久不断。汪精卫见她如此殷勤，益感患难中同志友爱的珍贵。

　　未几，武昌起义，旬日之间，东南各省相继独立。两广总督张鸣岐，专电奏请开释汪精卫等人。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于1911年11月6日被释出狱，重获自由，暂住北京骡马市大街泰安客栈。陈壁君喜出望外，与汪精卫朝夕相处，情投意合。

　　之后，二人结婚。此时，眼见汪精卫和陈璧君终成眷属，方君瑛不觉万感交集，失声痛哭。

　　1913年新年过后，国内政局又起波澜，革命党人为反对袁世凯而发动的二次革命不幸失败。当初将临时大总统礼让袁世凯，本是汪精卫的意见，大家对他很不谅解，甚至有人说他受到袁世凯的5万元贿赂，他当然是愤愤不平。此时，陈璧君已生下婴儿，汪精卫声言不再过问革命之事了。

　　半年之后，辛亥革命后，方君瑛去法国留学。汪精卫大喜过望，忙着赶到里昂去接船。当他见到方君瑛时，两年的岁月，方君瑛已经出落成一个仪态万方的大美人了。那一种温柔婉淑的风情，与陈璧君的豪爽骄悍，恰成强烈对比。方君瑛见陈璧君一人又要学习，又要带孩子，忙不过来，便来帮助她照看孩子。这期间，方君瑛与汪精卫的关系有了发展。

　　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汪精卫夫妇受国内函促，一度回国。

　　回国以后，汪精卫再去访晤方君瑛，夜深不去。曾醒困倦先寝，他和方君瑛兴致正浓，索性移坐屋前花棚之下，情话绵绵起来。汪精卫到了情不自禁时，向她透露他和陈璧君的婚姻，没有爱情，成为一种桎梏，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也耽误了她的青春。

　　自此以后，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卫成双成对的到处游玩，不拘形迹，无形中引起人言啧啧，也难避陈璧君预先布置监视他们的耳目。于是，当陈璧君从美国返回后，一场风暴终于降临了。

　　一次，陈璧君有事提前回家，看到汪精卫与方君瑛两人在家，十分亲密的样子，陈璧君当即就吵了起来。首先责问汪精卫怎样处置她？生下的儿女怎么办？接着要和他见孙中山先生，请先生主持公道。

　　随后跑到学校对付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出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然后她大骂方君瑛是个婊子，在许多朋友中羞辱她。

　　方君瑛醒忙作解释：大家如同一家人，向来不分彼此的，两人在一起谈天游玩，谈不上谈情说爱，请她不要误会。

　　陈璧君不听，反而恶言相向：“此事与你无关，因为他们出游，你不在场。”

　　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因为此事已被陈璧君闹开，别人不明真相，自己百口莫辩。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子女的家庭，也为了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觉得只有以死明志了。方君瑛写下三封遗书，然后悬梁自尽。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再奉派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行色匆匆，仍然怀念方君瑛，日形憔悴，往往触景伤情。对于陈璧君，除了偶尔回家探望儿女外，根本不予理会。陈璧君为了让汪精卫回心转意，除了十分善视曾醒姐弟及方君璧外，尽量找机会接近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回粤，次年筹办黄埔军校，陈璧君乘机筹献一笔巨款，补助建校之用。在孙中山先生的赞许、劝解之下，汪精卫才和陈璧君和好如初。然而，因方君瑛之死造成的二人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却无法愈合了。

　　汪精卫因想念方君瑛，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模样酷肖方君瑛的女子——施旦。

　　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有个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徒然生闷气。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翌年底回国，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之后，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他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也以为她有巴结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份，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甚至陈璧君还托她在自己不在时多照顾汪精卫的生活。于是，施旦做了汪精卫的情妇。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对汪精卫开始诱降。10月，武汉、广州失守，汪精卫认为抗战必亡，力主与日本谋和，他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下决心离开重庆，于同年12月21日抵达河内。次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三原则”，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汪精卫乃于12月28日发表他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1940年底，汪精卫又以卖国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为基石，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从而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大卖国贼。充当为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日子是不好过的。汪精卫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战而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离婚了。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了陈耀祖的太上皇。

　　之后，施旦在汪精卫的身边，身兼三任：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

　　陈璧君获知后，跑到汪精卫办公室又哭又骂。汪精卫一反常态，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再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不必发怒。其实汪先生并非真正爱我，他是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我与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无非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因此和他翻脸，对你未必有利。”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期间，有一天，汪精卫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测字先生说：“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可父可师；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哥字三解，可杀可剐。”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然后匆匆离去了。

　　后来，病情剧变，不但发高烧，而且旧创痛得几乎不能行动。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

　　汪精卫知道生命快到尽头，赴日医冶，只是尽人事而已。而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

　　汪精卫到日本，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汪精卫在自己弥留之际，口中不断呼出方君瑛和施旦的名字。

　　施旦明知自己在汪精卫的心目中，只是方君瑛的影子，绝不可能和他结合，仍然不惜抛弃丈夫，拆散家庭，对汪精卫付出全部感情，真的似乎是方君瑛再生了。然而不同的是：方君瑛热恋汪精卫，是向一个当时享有革命家声誉的汪精卫献出少女的情怀；而施旦之钟情汪精卫，汪已是一个为国人所不齿的汉奸了。为一个汉好而作出如此牺牲，可悲！

　　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广东。不久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璧君躲在广州家里，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郑介民（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称是奉戴笠之命迎接汪夫人。不料却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被押往南京看守所，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据《江门日报》刊载的《陈璧君末日的故事》，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及褚民谊、陈公博乘囚车去火车站转乘火车到苏州，被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伪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陈璧君在法警挟护下，由候审室进入法庭。读完起诉书，审判长问：“被告有无答辩？”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她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之后，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当读至“处无期徒刑”一句时，陈璧君说：“我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最后，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就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

　　上海解放后，陈璧君从苏州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汪精卫全传》记述：宋庆龄与何香凝在政协会议上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说情。宋、何与陈璧君私交很深，在汪、陈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

　　何香凝对毛泽东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璧君也跟着一起跑，当了汉奸。但她毕竟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陈璧君已经在牢里关了几年，听说身体不好，能不能实行特赦。”毛泽东略作思考，答道：“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她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周恩来在一旁道：“就请宋先生、何先生给陈璧君写封信，我们派人送到上海监狱，看看陈璧君的态度。”

　　信很快到了陈璧君手中。据说，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拒绝。

　　尽管陈璧君顽固不化，监狱里的管教干部仍对她进行了挽救和教育，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傲慢的陈璧君情绪逐渐平和下来，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

　　后来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等。1959年，陈璧君离开人世。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了。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执行。在这三天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负责，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做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像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第十章 唐绍仪：身陷是非空遗恨

　　1938年9月30日上午，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先生于上海公寓的客厅接待古董商人，宾主坐定后即开始赏玩古董，讨价还价。当唐绍仪背对商人凝视古玩时，其中一名商人突然从古董花瓶中取出一把小钢斧，朝唐绍仪砍去，唐绍仪不及作声，颓然倒下，鲜血喷涌，并于当天下午4时不治身亡。

　　古董商有备而来，其后必有阴谋。幕后指使者是谁，唐绍仪又与其有着怎样的纠葛而招致杀身之祸？

　　毛泽东曾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唐绍仪甘作县长的例子警示那些对官位趋之若鹜的共产党干部：“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毛主席称唐绍仪“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

　　唐绍仪字少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一个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亲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员。唐绍仪虽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一切境缘皆始于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组织幼童公派留学之事。当时风气未开，大江南北的士绅子弟都不肯飘洋过海远赴他乡学习技艺，最后就遴选了多位风气已开的广东幼才。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赫赫有名的还有詹天佑等。

　　唐绍仪自幼就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在美留学期间，因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唐绍仪的学问大有所长，视野渐渐开阔。在美国生活的七年里，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他，为后来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础。

　　留学事业虽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但勿庸置疑，此时的唐绍仪已是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回国的唐绍仪好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幸运的是，他很快就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结识，并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

　　1881年，归国后的唐绍仪先是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也就是驻朝鲜汉城领事，在朝鲜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并与当时正驻扎在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结识，他的能力受到袁世凯的肯定和推荐。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直到1898年9月，唐绍仪才因奔父丧返国，结束了他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期间，唐绍仪得到了良好的外交锻炼。

　　袁世凯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他便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上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唐绍仪在政治和外交活动中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作绩。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的问题。唐绍仪坚持了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极力主张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从而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结果中英双方于1906年4月签订了《续订印藏条约》，使得英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尽管英国取得了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被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多次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总能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这些都是唐绍仪为民族、国家、国土、人民所做的贡献所在。

　　自1906年起，唐绍仪又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务，并做出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功绩。

　　他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时，大力主持路政，以期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并挽回我国在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的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转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又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绍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就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为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此时的唐绍仪又做了一系列在他“职”所能为范围内的努力，以求遏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他先是计划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合美国抵制日本，即依赖美国资本来开发东北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此时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继续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亲身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最后日本拉拢了美国抢先签订了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但也能从这些事情当中看出唐绍仪的爱国之心。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深受袁世凯器重，被聘任为袁士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在南北谈判中，孙中山成功团结争取了唐绍仪，使其逐步走上了孙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与孙中山携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作为袁世凯议和专使的唐绍仪少年留美时曾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他认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应该推动。基于这种思想，自唐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议就分明暗两条线，一是唐绍仪、伍廷芳的公开谈判，一是著名的“惜阴堂”密议。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旋即在惜阴堂会见了唐绍仪。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

　　在南北交涉过程中，孙中山表现出对唐绍仪的高度信任，唐绍仪也对孙中山真心地支持，在孙、袁的斗争中袒护孙而疏远袁，使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民必须解决的问题。

　　唐绍仪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稳定为中心，在和谈中并没有把袁世凯的意思全部传达，而是先劝说袁世凯迎合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并一直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议和过程中一直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正因为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袁世凯之意，被袁世凯中途撤消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然而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的影响，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袁世凯陷于较被动的地位。

　　在南北双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这样的谈判结局，在当时的情况来说，特别是对于急切盼望国家统一、实现民主共和的同盟会革命者来说，应该是大势所趋，情理之中的。身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表的同盟会革命团体，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制约下，本身就有其不可超越的局限性，好不容易夺来的革命果实，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代表袁世凯所窃取，也是必然的。

　　大家都尚在摸索行进中，唐绍仪也没能例外。至少他已经在摸索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最好。当他看清楚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的真面目时，就毅然与之相向而行了。

　　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成果，实现了其作大总统的阴谋，然而，要维护这安定的局面就必须选择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届总统，唐绍仪适当其选，是孙中山、袁世凯双方的选择。

　　南北谈判成功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必然要与袁世凯起冲突。因为唐绍仪不会是惟命是从之人，他有他的政见和抱负，有他所坚持的为国为民的“大道”；而袁世凯是不可能放弃独断专权的计划的。

　　唐绍仪少年时期就留学美国，已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这也是他当上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原因，既深受袁世凯信任，又备受同盟会肯定——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后，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于是，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内阁也因此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袁世凯习惯了独揽大权，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自然甚为不满。两人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常有矛盾，裂痕逐渐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亲袁派内阁内务总长赵秉钧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之事。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的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同盟会成员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将总理附署权抛诸一边，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他“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冷静之后，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虽然只任内阁总理不到3个月时间，但后来唐绍仪被暗杀的缘由，皆因唐曾经位及高位，政绩出色，影响力甚大而起。

　　但唐绍仪这个人却是拿得起放得下、逍遥通达之人。不然也不会有上能为总理，下能为县官的美谈。走到哪里，他都是一样的君子作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辞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他人集资创办了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对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之事，唐绍仪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并坚决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大兴复辟，唐绍仪遂与蔡元培、汪精卫等民主人士联名致电，警告袁世凯“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仍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护法运动开始后，唐绍仪也南下参加，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军政府改组后，唐绍仪又被任为七总裁之一，在护法军政府中份量不低。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经验丰富，且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故又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竭力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这主张被北方的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遂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议和历时一年余，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又表现出爱国热情，他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又多次通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后，唐绍仪又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于是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又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1931年3月16日，唐任中山县县长，遂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唐绍仪堪称大才，治理一个小县，真被他治得条条是道，门路顿开。已值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

　　早在1920年，他就曾向孙中山提出过在香山设立模范县的建议。此番设立中山模范县并由他领衔，了却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他报恩故土，“回乡办事目的”。他表示，自己并不是“为官而来”，“自当竭诚尽事”。

　　上任伊始，为了扩大中山县在全国的影响，他遍邀民国要人来唐家小住，以争取南京政府的支持。一时间，冷落多时的唐家湾宾客盈门，四方辐辏，胡汉民、汪精卫、吴铁成、孙科、张继等相继造访。自此，中山模范县名声远播。从1929年2月份开始，他就接连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在唐家湾前后环沿海地区开辟一个可停靠5000至2万吨级轮船的南方巨大良港，并将该港辟为无税口岸，以取代香港和广州港的部分对外贸易地位的建议。

　　高屋建瓴的唐绍仪深知交通事业与经济发展进步的重要关系，除了将中山港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外，他更提出了“为中山建设计，须要水陆并重”，“陆路交通，将来建成铁路，直达广州，接粤汉铁路，直通中国北部及东北部，可以联络西伯利亚到达欧洲。至于机场，将来亦有地点可以筑”的构想。

　　西风东渐，在实业救国思想指导下，唐绍仪下大力气发展社会经济。在农业方面，他提出“发展农业，以足民食；宏辟工厂，以裕民衣；修筑庐舍，以乐民居；兴治道路，以利民行”。积极发动海外华侨回县投资。

　　作为早期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深谙教育对一国发展之重要。在任期内，他不遗余力地兴办学校，培训师资，在全国率先实行义务教育，每年增加教育经费，使中山县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他还重视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福利事业，提倡体育活动，设立中山港医院，开凿机井，兴建公共宿舍、厕所等，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些举措，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但凡风物长流之所在，莫不民风和睦，乡约严整。历往如此，而今也不外。

　　唐绍仪主政五年，中山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单就财政收入，中山县一年的收入可与贵州一省的收入相媲。他的巨大成功，为中山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却使广东省的财政收入锐减，招致了“南天王”陈济棠的不满，被逼迫辞官。在中国，遍览古今，文人主政总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即便是民国钦点的“模范县”县长也难逃“地头蛇”的股掌。这不是唐绍仪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必然。没有理性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法制氛围，就不要奢望承平晏清的盛世。

　　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在中山县主政期间，是办了好事的。由于唐在中山得罪了封建地方势力和陈氏兄弟，就被他们视作眼中钉，便布下了除唐的阴谋，他们首先把支持唐的公安局长兼县兵总队长吴飞调走，安排自己的下属林树巍为县公安局长兼县兵总队长。林是个吸毒者，还明目张胆走私钨矿、牲口、五金出口，又从港澳走私大批洋货入口，唐看不过，就撤除了林兼县兵总队长之职。这样，既触怒了陈氏兄弟，又直接与林结怨。于是，“倒唐”步伐加快了。

　　林树巍有陈济裳兄弟撑腰，就布置其弟林军日率队哗变。这是在1934年10月7日，驻唐家湾的县乐特务小队长林军日，以索饷为名，突然率队围困唐绍仪的“望慈山房”入驻中山县，名为保唐，实质逼唐辞职。唐到了这个地步，只好愤然辞职，回上海去了。

　　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后，没有再参与政治。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进行到关键阶段之时，唐绍仪才因为蒋介石与日本军政府的相争而死于非命。

　　1938年抗日战场上硝烟滚滚，武汉、广州等重镇相继告危。日本在中国的战线拉得太长，人力、物力、财力均告疲乏，需要喘息，或者另谋他路拿下中国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由于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军力大减，伤亡惨重，也正值政治空前敏感之际，恐再有动乱，疲于应付。恰恰日本政府在此时策动了一个叫做“南唐北吴”的计划，欲将吴佩孚和唐绍仪拉下水，成立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以求渐进侵略中国。蒋国民政府根基一直未稳，共产党在抗日后方的威胁已另他坐立难安，这时候他更不能容许另一个政权的产生。唐绍仪就是在这场争端中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