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公开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这是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侵华新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有意让中国第一流人物唐绍仪、吴佩孚分掌南北政权。日本显然想以此打跨中国的抗日力量，以华制华，尽早结束战争。拉拢劝降活动就在此时急急开始了。

　　日本先是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去劝说唐绍仪，唐以自己年迈体衰，无心再参与政治为由，多次拒绝。但由于唐绍仪声望过大，伪政府需要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支撑，所以日本始终未放弃对唐绍仪的劝说行动。南京沦陷后，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汉奸文儒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傀儡政权扶植起来后，日军依然没放弃唐绍仪。7月份，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土肥原二贤专程南下上海拉拢唐绍仪，因北方的吴佩孚明确表示“彼之出任伪组织与否完全以唐绍仪为转移”，日方更重视对唐绍仪的拉拢了。此时日方有意让唐担任南北联合政府的主事。

　　唐绍仪自1936年迁居上海以来，都是以失意政客的姿态在过悠哉生活的，在政治上的表现比较消极。经过了漫长的政治生涯，唐可能也颇有倦意，卸下公职后，虽有一种寂寞之感，但也不妨碍他安度晚年。唐绍仪的别墅位于上海法租界的福开森路，警方在他的别墅附近采取了特别的安全措施，在他的门口设岗，并派不少安南巡捕在周围来往巡罗。唐绍仪也就落得个安闲自在。早上他都到四马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气养神。每当夕阳夕下，他就在别墅园内散步，或在花荫下闲坐读书。平日在家里，经常把玩古董玉器。他是个古玩鉴赏的行家里手，每见古玩器具，他都爱不释手，历朝珍品他都如数家珍，尤其是瓷器。这也为他日后丧命埋下了伏笔。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日本兵的刺刀在大卡车上闪着寒光，军车在上海马路上来来往往。而此时上海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大批难民的涌入，与这里的异国情调极不搭调。唐绍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居简出，做起了海上寓公。

　　9月份日方加紧了对唐绍仪的拉拢步伐。9月下旬的某一天，土肥原由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陪同，坐车来到唐宅。岑德广曾于日本贵族学校就读，精通日文，故让他当翻译。会谈中，土肥原小心翼翼地询问：“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者‘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要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可这次会谈的结果，史料上都没有记载，无从知道。

　　但正是这次会谈，加紧了唐绍仪被杀的步伐。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丝毫不敢怠懈，严密监视着唐绍仪的一举一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正因近期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利受到批评而惴惴不安，见手下送来唐绍仪有可能落水的情报，以为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喜出望外之际，一面将情报呈报给蒋介石，一面加紧监视唐绍仪，任何鸡毛小事都不敢放过。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的消息后，很不高兴。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对唐对行笼络。孔祥熙先对唐说：“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如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势力的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劝他赴香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后来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之后便起身。”话是如此说，但一直滞留上海，未见动静，引得军统特务们杯弓蛇影。

　　此时最关键的就是唐绍仪自己的态度了。历来学者们都在猜测，但唐绍仪心中真正所想，还是无从得知，只知唐此时的态度非常暧昧。当下情势，如若唐愿意接受日伪势力的拉拢，则军统特务必杀之；如若唐接受国民政府的劝解，则有可能遭来日方怨恨而起杀心。

　　现今史料没有具体提及，我们也只能猜测，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

　　土肥原与唐绍仪在抗战前就有所交往，面对外界纷纷扬扬的传言，唐也只是以外交辞令推托：“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言，皆视为痴人说梦。”但这也不能表明唐有坚定拒绝土肥原的立场。面对蒋府成员的规劝，他也说宁当亡国奴不做汉奸。

　　还有传言，唐的女婿诸如年暗中与日方勾结，背着唐私自允诺日方所开出的条件。军统以为是唐绍仪所允。

　　另有一传言，军统在1月28号得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情报，一是说唐绍仪对日方表明态度，一旦中方达到相当程度上的败绩，他同意与日军进行议和。这一情报引起了军统极大的不安。因为当时武汉正受日军三面包围，摇摇欲坠，武汉会战的失败已势在必然。还有另一情报，唐绍仪买下了隔壁的花园，国民党方面也派人来动员他离沪赴港时，唐绍仪答应说，料理好家务就去香港。可巧这时候，住在唐绍仪隔壁福开森路20号的一户人家搬走，腾出一所花园洋房廉价出售。唐绍仪见价钱便宜，又带有花园，于是便买了下来，还打通了两院之间的界墙，以便把女儿一家接来同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侦知这一情况，便断定唐绍仪不肯离沪，是想留下来为日本人服务。如此，军统不得不采取行动，以防万一了。

　　也有传言唐绍仪拒绝日方的一切要求，日方恼羞成怒欲除之。

　　至此，大致可以对唐绍仪的死因做出几种猜测：

　　一是唐晚节不终，落水做了日伪汉奸，准备去日军占领区南京主持新政府的工作，而被刺。若真是汉奸的话，行刺者的答案就多了，所有爱国团体都有可能；

　　二是唐与日寇接触频繁，徘徊不去，但最终不肯出山，日方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将其刺杀；

　　三是唐绍仪保持了晚节，拒绝日方的要求。但因唐的女婿诸如年背着唐私自应允日方要求，被军统所知，以为是唐绍仪投敌，故而除之。

　　9月30日上午，一场安排周密的暗杀行动开演了。那日细雨秋风，阴霾沉沉。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门口，车上走下来古董商一行四人，安南门卫见是熟客，便拉开铁门放行，商人们一式的伙计装束，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确有好货，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据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佩之剑，另有古玩数件。

　　一行人来到客厅，管家早已上楼禀报唐绍仪，说谢大少爷又带人来出售古董，请老爷下楼过目，不多时，唐绍仪便下楼来与客人略事寒暄。宾主坐定后，其中一个古董商人抽出那把宝剑，举到唐绍仪面前，说：“此剑系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请唐总理过目。”唐绍仪接过宝剑，略一把玩，眉头微皱，以行家的口吻说：“恐非真物也，明朝军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剑，时倭寇与戚将军针锋对峙，也是有名的有名的日本倭刀。”两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此是唐为了缓和气氛，便令下人给客人点烟。因屋内找不到火柴，佣人便到屋外去取。

　　此时屋内便只剩唐绍仪一人了。商人见时机成熟，便互相用眼神示意。当唐绍仪背转身低头凝视其他古玩时，其中一个商人迅速从南宋花瓶中取出事先藏好的小钢斧，敏捷地绕到唐绍仪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不及哼声，便已颓然倒下，立时脑浆飞溅，鲜血喷涌。

　　商人们见大功告成，赶忙撤退。临到房门口时，他们还振振有词地念到：“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并带上房门出来，四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恭恭敬敬，门外的保镖、仆人见状，也没有疑心。他们就这样紧一步慢一步走出大门来，坐上那辆一直没有熄火的蓝色轿车，风驰电掣般离去。几个仆人隐约记得车牌号是6312。

　　等到仆人找到火柴回到客厅，老主人已经奄奄一息，倒在脑浆血泊之中。唐绍仪被急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医生给唐绍仪打了强心针，又输了2000c的血，仍不见效。唐绍仪一直处到神智不清的状态。当天下午4点，唐绍仪终于不治身亡。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出唐绍仪被刺丧命的消息。法租界搜捕房验了尸后，唐氏亲戚子女把唐的遗体领去，于胶州路万国宾馆设礼堂祭奠。

　　法租界捕房接到唐绍仪被刺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前往唐宅展开调查。他们用一辆装甲车守住要道路口，同时通知各处巡捕房缉捕6312号蓝色轿车。中午时分，捕房巡警在麦其路姚主路口找到了一辆空无一人的黑色轿车，经查实，这辆黑车轿车的车牌号正是6312，但车内早已空无一人，这条线索被强行切断。

　　另有一路巡捕根据唐家人提供的其中一位古董商人的地址，直扑该处搜捕，但也早已人去楼空。

　　原来这位古董商人叫谢志磐，是唐绍仪一位故人的儿子，是沾亲带故的关系。难怪唐绍仪对他疏于防范。这个谢志磐有一个胞兄，名叫谢力公，是军统的大特务。谢志磐是军统上海特区的情报员。一直与谢力公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

　　谢志磐身为情报员，利用其父与唐绍仪是故人的关系，一步步接近唐绍仪，搜集了大量情报，并配合军统特务做周密的暗杀计划。9月上旬开始，谢志磐就借倒卖古董之由靠近唐绍仪。特务们探知唐绍仪喜爱古董，不惜高价收集，便找着了暗杀良机。

　　军统先是安排谢志磐带着几名身着便装的军统人员冒充古董商人驾车直开唐宅，他们带上几件古董上品，与唐绍仪讨价还价，故作商人状，做成买卖。这只是军统设计暗杀唐绍仪计划的第一步，先让军统人员做一次演习，熟悉唐家情势，以确保日后万无一失。他们以后又来了几次，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对特别珍贵的货，还要把仆役叫开，关紧房门，独自鉴别，这更让军统部找准了下手机会。于是便发生了前文那一幕。

　　当时参与刺杀行动的还有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几个刺客行刺逃脱后，还径直跑到军统部长戴笠处邀功讨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科校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独谢志磐不够老练，事发后一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可能也因为他与唐绍仪的关系，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因此没有办法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先在一家旅馆暂时住下。不久被送进一家医院诊治，被安置在特别监护病房中，可是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偷偷在他的裤袋里放了一只手枪，总说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只手老放在口袋里。重庆侦辑所的几个特务去这家医院公干，见谢志磐的病房门紧闭着，就从窗口探视，谢一惊之下拔出枪射击，这几名特务一齐还击，当场把谢志磐打死。后来也有传言说，这是戴笠在杀人灭口。

　　事情发生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确认唐绍仪是军统特务部所杀。但是特务部为何要杀死唐绍仪，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唐绍仪被刺的消息披露后，沪上舆论一时哗然，成为社会民众街谈巷议的一大话题。国民党同人士于右任，张继等元老都向蒋介石表示不满，蒋介石遂让陈布雷起草，代表蒋介石发布了一道唁电，有“痛悼何及，顿失瞻依”云云，还以孔祥熙的名义下令褒奖唐绍仪，拨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唐绍仪的生平事迹付诸国史，让后人仿效评价。

　　而今学者们曾于1987、1989年在珠海召开过两次唐绍仪研讨会，唐绍仪之死自然成为会议的热点，沈醉先生也与会并发表了意见。他原是军统特务，是谢力公的同事，身为个中人，应该是深知其事，能够作出准确解释和判断的。但他却认同刺唐是军统的奉命行事，但却称这是“误杀”。军统刺唐显然是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由专人执行专案的，定不是误杀。当时国民党政府也已在事实上承认“错杀”，所以事发之后，军统即建议“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并由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拨发治丧费5000元，宣付国史馆立传以掩饰其“错杀”之误。因此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惨遭错杀”。

　　唐绍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既是清末的外交家，又是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清末的外交活动中身体力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民国的政治活动中，他坚持民主共和思想，并为实现这种思想，不遗余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维护民主共和，坚决反对专制独裁，甚至以自己的离职来对抗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独裁势力。

　　纵观唐绍仪的一生，以辛亥革命为界，可分为辛亥革命前的外交活动和辛亥革命后政治活动。

　　在外交活动中唐绍仪具备了民族主义情愫，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积极与列强周旋，据理力争，一定程度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屈辱，因此，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中华民族的雪耻图强的运动。

　　唐绍仪在清末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无不显示了一个曾经留学美国的留学生的胆识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减少了中国的损失。

　　在1899年的山东教案的谈判过程中，最棘手的法国教案在唐绍仪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

　　铁路主权关乎国家主权，国家对铁路的控制如何，必将影响铁路沿线经济甚至是整个国家经济及政治的发展。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为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获得了许多地方的铁路修筑权。为收回铁路主权，唐绍仪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898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铁路建成后，铁路的控制权被中英公司侵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关内为英人控制，关外为俄人控制。后来由于唐绍仪的坚定立场及杰出的外交活动，使得比、俄两国取得该区域的铁路修筑权无法实现，最终使关内外铁路全线接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

　　1902年6月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很快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有泰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的干预。清政府在严禁有泰签押的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的照会。此次谈判关乎中国西藏的主权，尽管英方代表采用了威逼恐吓，但唐绍仪的代表团不为所惧，据理力争。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利用坚船利炮作后盾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获得大量权益，因此英方试图继续施压，无意退让。唐绍仪见此情况，在征得清政府同意下，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后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唐绍仪仍在围绕西藏主权问题决不妥协的前提下参加谈判，由于唐绍有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该条约仍然失去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护了西藏主权，无异于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值得一提还有，唐绍仪在自己任内尽力收回海关的主权。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失去海关的自主权，特别是在1863年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后，西方国家利用这一便利的条件，逐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隶属度支部，辖总税务司和各口海关，任命唐绍仪为会办大臣。唐绍仪在上任伊始，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税务处的高级官员基本上是由外务部和户部中抽调的华员所组成，有力地阻断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截断了赫德的臂膀。同时为加强华员在各海关的力量，唐绍仪下令今后各关税务司应让华员发挥更大作用，并规定今后不可多用洋员，使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开始动摇，有力的打击了西方列强把持中国内政、外交的企图。可惜的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嫉妒，唐绍仪在税务处的位置并未干很久，于1907年4月该任奉天巡抚，税务处又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这种局面唐绍仪是无法掌控的，但唐绍仪在税务处任内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辛亥革命后，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渐渐萌生。唐绍仪在辛亥革命后思想转变之快，对于一个曾在清朝为官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是其他官僚所不能比的。这无不与他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的。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得唐绍仪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润，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使得他的思想得以迸发出来，从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一次南北议和就使唐绍仪的共和思想得到表露。很难想象，一个旧式官僚在一次革命中就能很快转变自己的思想，除非内心深处已具备某种思想。唐绍仪即是如此，由于早已受西方的民主思想的感染，使得他这个专制时代的旧式官僚在辛亥革命后很快就倾向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尽管他还处在袁世凯的阵营。辛亥革命发生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在与南方军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处处对南方退让，使得清帝得以退位，中华民国得以建立。

　　甚至，唐绍仪不仅毫无异议的接受共和政体，还在国民会议召开的具体办法方面提出设想：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参加国民会议，有四分之三的省到会，即可开会。当时独立各省占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唐绍仪提出此等办法，实际上已经是在为共和政体埋伏笔。从这一点上来说，唐绍仪是中国共和政体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的共和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经过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对共和体制的破坏，加上阶级属性，导致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对孙中山的通过军阀战争完成统一来恢复共和体制失去信心。但作为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学生，唐绍仪主要学习的是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所以他没能认识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只有在民主思想为全民所接受、无军人干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几千年专制思想的流毒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在中国根本上行不通。但就唐绍仪的出发点而言无疑是应当值得肯定的，他曾经对于民主共和思想的执著，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所具有的精神。

　　唐绍仪是一个具备民族主义情愫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愫和思想是进步的。他为维护民主共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很大的功绩。

第十一章 陈其美：豪情万丈毁誉殊

　　民国初年，有许多革命志士在党派之争、国家救亡运动中挥洒热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旗下的军统特务部令人闻之惊颤，其杀人无数，蒋介石只是视之平常。但有一位革命志士的死，令蒋介石痛哭流涕，还冒着危险为他亲自收尺祭奠，这位革命志士便是与蒋介石结义金兰的陈其美。

　　是谁暗杀了陈其美？陈其美又是何许人，令蒋介石如此伤感悲痛？

　　陈其美相貌清秀，素以“四捷”著称——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身为一名革命党人，他确实做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功绩，而且他还不是一个默守成规的革命党人，传言他经常“在外冶游”，花天酒地，风流倜傥，被称为“杨梅都督”。

　　后人对于他的功过是非，一直颇有微辞，那是因为陈其美有点“狠”。传说陈其美孩提时某日与伙伴们嬉戏，一个小孩玩火不慎，转眼间身上已多处着火，周遭的孩子们皆吓得不知所措，唯独陈其美当机立断，冲上前去一把抱住，拼命在地上打滚，终于灭火救了同伴。传说虽然不知道真假，但多少反映出陈其美的个人特质，而他的这种性格特质在他后来的处事手段上又留下不少令人非议之处。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市吴兴人，生于1878年1月17日，是中华民国早期政治风云人物，堪称革命元勋。陈氏兄弟共三人，长兄是陈其业（字勤士，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父），其次是陈其美，三弟名陈其采（字蔼士）。

　　陈其美年少时家境贫寒，15岁便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使其长兄及三弟能上学。典当业不仅要求待人接物要干练，而且需要广博的知识。陈其美在这个无形的课堂里，有了十二年的社会经历，在如此悠长的岁月中，饱受磨练的他吸收了许多别处学不到的知识。陈其美在当学徒的时候，已经开始对时事发生兴趣，慢慢地在潜意识中，便萌生了一种纠正社会不平与领导社会民众的观念。

　　1902年，陈其美的三弟陈其采从日本回到中国，谈话中向陈其美讲述了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大受启发，决定不自封在当铺终生，放弃了从商道路。1903年，陈其美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以担任会计为生，同时结识各方面的人物。1906年夏，陈其美受三弟陈其采的接济，东渡日本，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在这里，他认识了徐锡麟、秋瑾、张静江、谭人凤、褚慧僧、孙中山等人，并常和革命者交游。这年冬天，陈其美宣誓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立志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

　　在日本学习期间，据说有一次，陈其美早晨起床后，前往东京的西片町散步。走到一处小树林边时，忽然看到一位二十几岁的中国青年在舞剑。陈其美见到那青年长方脸、直鼻梁，面貌生得很英俊，立即产生了想跟他结识的想法，于是走上前去一问，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正在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学军事，是浙江奉化人，名叫蒋志清（蒋介石1917年以前的名字）。

　　这时的陈其美已经是同盟会员，他看到蒋介石机灵英武，又是浙江同乡，学的是同盟会中人才缺乏的军事，更产生了与之结为知己的想法。于是陈其美与蒋介石的交往日益亲密，蒋介石经常去陈其美的住处谈话，陈其美对他越来越另眼相看，倍加亲密。这两人相处，就如同兄弟。不久，陈其美便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

　　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盟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正是靠陈其美起的家。青年时代的蒋介石很穷困，18岁到日本留学才认识了大他十几岁的陈其美。陈其美回国以后，跟随孙中山活动，不久当上了上海督军，黑白黄道“路路通”。蒋介石正是在陈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见下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黄金荣，从而奠定了他在上海的基础。

　　陈其美在政坛上引起注意始于他1908年组织的反清活动。1907年徐锡麟、秋瑾被杀害后，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孙中山正面临危机，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种困境下，陈其美在上海重整旗鼓。清朝末年，上海是兴旺发达的贸易港口，水陆交通便利，尤其是电信，更是便利。上海又是商务与人文荟集之处，作为新文化的中心，新书报杂志种类繁多。上海的外国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清朝统治者在此无能为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陈其美大大利用自己性情豪放，交际甚广，长于组织，工于谋略等优势，在上海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正是陈其美在上海的反清活动，为同盟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因为陈其美在上海有社会基础，熟悉情况，后来委任为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主持日常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开始加紧筹划起义事宜。参与筹备起义的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上海支部和上海商团公会三方力量，陈其美、李燮和等人是主要负责人。

　　11月3日上午11时，起义者率先占领闸北巡警总局。由于大势所趋，驻上海的清朝军警纷纷倒向革命党人。午后2时许，各路敢死队与商团武装数千人拥至西门外斜桥西园举行誓师大会，陈其美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宣布上海反清独立。起义军接着向上海县城猛攻，县知事衙门、道台衙门均很快被先后占领，上海县知事、道台逃入租界避难。至晚上8时，上海城厢内外已全部光复，但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县城南门外的高昌庙，创立于1865年，是当时国内生产新式武器的最大兵工厂之一。革命军若能将制造局控制在手，便不愁缺乏军火。此时的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所部卫队三百多人，都是安徽老乡，外人运动无法入手，必须硬碰硬地以武力去对付。防守制造局的除驻军外还有特别巡警队，同时在黄浦江中还泊有一艘炮艇，协同防御。

　　下午4时，陈其美另行组织一支百余人的敢死队前去攻打江南制造局，他们携带向商团公会借来的40支步枪、子弹若干发，以及自制的土炸弹数枚，由杨谱笙、高子白带队，陈其美随队督战。到了制造局门前，陈其美一方面是急于求成，一方面也是感到在大局已定的情形下，实在不必要造成敌我双方无谓的人员伤亡，于是他请各同志暂停攻击，自己则准备入局劝降。

　　等他进去之后，便消息杳然。实际上是他劝说无效，反被扣留了。当时陈其美进去劝说张士珩投降，免遭流血之祸，并晓以大义，说革命党已在外面围攻，声势赫赫。软硬兼施之下，不料张士珩丝毫不为所动，反将他五花大绑。陈其美见劝降办法行不通，只好束手待毙。

　　劝降失败，只得硬攻。下午5点，敢死队乘制造局放工时候，拥入局门。当时守军中的一部分人同情革命，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总办张士珩的督率下负隅顽抗。守军先放空枪以示警告，敢死队见没有子弹，便冲上前去投掷炸弹，守军于是以实弹射击，当场打死一人打伤二人，敢死队的进攻受挫。待击退革命党人后，得意洋洋的张士珩便要来杀陈其美，此时陈其美成了等待被处决的囚犯，危在旦夕。

　　当时制造局内有一个名叫张杏村的士兵，暗中支持革命，在局中充当内应，在旁边见陈其美生死系于一发之际，立即挺身而出说：“此人乃微弱书生，有何本事，杀不杀，无济于事，但他们党人很多，均不怕死，今若杀他，设异日他们专来找总办谋报复，可了不得。总办的少爷、小姐均在外居住，身家性命以及财产，也当顾虑。即我等在此自当同总办出力，设若革命党成功，他们必不饶恕我们。请总办想想，何不等到大事平定，再来杀他不迟，横直他在这里哪能跑得脱。”张士珩听了张杏村之言，觉得有些道理，才放弃了立即杀害陈其美的念头。

　　陈其美被扣押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上海，广大军民纷纷前来搭救陈其美。就连唱戏的伶人也率领同班同台演武戏的朋友提着刀枪棍棒，争先赴援。可见陈其美平时交游广阔。革命党人见救不出陈其美，就决定让敢死队再次攻局。起初局中仍以机关枪抵御，防守严密。不久，清军起义士兵和商团武装前来支援革命党人。制造局被团团围住，遭受到商团、敢死队与士兵数千人猛烈的攻击。起义军从防御薄弱的制造局后墙翻入，举火焚厂，局中顿时陷入慌乱，守军非逃即降。4日凌晨，清政府在上海的最后堡垒江南制造局终于被攻破了。总办张士珩见大势已去，携襄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仓皇逃命的他当然顾不上杀陈其美了。

　　起义军冲进制造局后，起初到处找不到陈其美，最后才在局后厕所旁一间储存废铁的小房间里发现了他。只见他席地而坐，被钉上了脚镣手铐，身体被粗麻绳绑在一张木凳上，头紧紧贴着墙壁，头发被钉在墙上，全身动弹不得。同志们赶紧把他放下来，打开脚镣手铐时，他早已周身麻木。至此，上海乃胜利光复。

　　在上海光复的影响下，11月5日，江苏省会苏州、浙江省会杭州几乎同时宣布独立。至12月2日，江浙沪革命联军攻克南京，长江下游一带全部光复。

　　上海光复后，由于领导起义的各革命团体互不统属，领导人们很快便陷入争权夺利之中。领导起义的核心人物是李燮和和陈其美两人，成为竞争沪军都督一职的对手。实际上李燮和在上海光复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早年加入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亡命南洋，以教书为业，在华侨中威望很高。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策动新军，本来陈其美已和他约好共同起事，但陈其美以为上海唾手可得，就提前一天抢先进攻江南制造局，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结果连他本人都被俘。还是李燮和闻讯，急令光复军全力赴援，救出陈其美，上海才随之光复。

　　在都督人选上，同盟会方面竭力推举陈其美，帮会、报界和留日学生也都拥戴陈其美；光复会方面拥戴李燮和，淞沪一带的起义军警也支持他。在11月6日的会议上，正当众说纷纭、争持不下之时，帮会成员刘福彪突然举起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英士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在这样的威胁下，其他人都屈服了，最后经过斡旋协商，大家同意由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会议一结束，街头就出现了安民布告，上面赫然盖着沪军都督的大印，原来他早在起事前就已准备好了，陈其美“四捷”之名果然不虚。11月8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正式成立。

　　但李燮和不服，在吴淞也称军政分府都督，一时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陈其美曾派人刺杀李燮和，但没有成功。李燮和最后被迫离开上海，陈其美终于独享上海光复的胜利果实。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自然要解除革命党人的兵权。为了解除陈其美的兵权，袁世凯调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总长，但因为他辞不就任，遂于7月被解除沪军都督之职。1913年3月宋教仁遭袁世凯派人暗杀，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又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就早有准备，军力充足。国民党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因而在北洋军的打击下很快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只得流亡海外，躲避追杀。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乘势向南方拓展，袁更倒行逆施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朱执信、邓铿、李烈钧等数十人，并解散国民党，废止《约法》，国民党人遭受的迫害不可言宣。孙中山于1913年8月抵达日本，检讨二次革命的失败，认为并非袁世凯强大，而是国民党涣散，各行其是，不听中心领袖的指导所致。因此孙中山欲重组一个听命于中央领袖的政党。11月，陈其美应孙中山之命赴日本，支持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的事宜。

　　陈其美建议孙中山以帮会方式收纳中华革命党人，即所有入会人员都必须宣誓，如有背叛即赴死刑。虽然这个建议遭到了黄兴等革命元老的反对，但孙中山救国心切，还是接纳了。显然，这个组党行动本身已经与“民主共和”的观念相违背。

　　中华革命党声势日渐壮大，孙中山乃下令讨袁，令革命党同志潜伏各地暗中布置。是年10月陈其美与许崇智奉孙中山命潜伏广东，由东京路经上海，上海同志坚持要留陈其美在上海主持反袁工作，许崇智就上书孙中山，请准陈其美留在上海负责一切，孙中山答应了。当时上海镇守使是袁的死党郑汝成，有精兵数万扼长江咽喉，控制海军，为袁世凯的东南屏障。

　　陈其美和革命同志认为如果不除郑汝成，则上海形势将不利于反袁活动。11月10日是日本天皇登极典礼，驻沪日本总领事开会庆祝日皇登极，郑汝成因是上海军政最高首长，照例必须往贺，陈其美布置死士十余人，预伏于龙华到日本领事馆所经路线，英租界外白渡桥一线由精于枪法的王晓峰、王明山二人担任。10日晨，王晓峰持两支手枪，王明山怀两颗炸弹，埋伏在白渡桥侧。11时，郑汝成偕其司务长乘汽车来，将近外白渡桥，因为车辆拥挤，行驶缓慢。王明山以第一枚炸弹扔向郑车，未击中，炸弹爆炸声使行人仓皇逃避，郑的司机拟开快车，说时迟那时快，王明山再向车内掷出第二枚炸弹，轰隆一声，车盖爆裂，玻璃纷飞，郑汝成当场被击晕，车亦停驶，王晓峰攀附在车门上，用驳壳枪猛射郑头部十余发，郑当场就毙命。两位壮士击毙郑汝成后，神色自若，态度从容，弃枪就捕，从容赴义。

　　郑汝成是袁世凯的亲切死党，郑死后，袁世凯极为震动，令杨善德继任上海镇守使。杨没有郑精干，革命党人紧接着又发动12月5日的肇和兵舰起义。

　　肇和兵舰起义是陈其美一手策划的，总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五号，以蒋中正、吴忠信、杨庶堪等分任军事、财政、总务之责。

　　12月3日袁世凯欲运兵南下，命肇和舰于6日开赴广东。革命党认为肇和舰已运动成熟，如果听任其离去太可惜了，陈其美征得肇和舰长黄鸣球及舰上练习生陈可钧等的同意后，定于12月5日起义。由杨虎率领一部分同志占领肇和舰，猛轰制造局；由孙祥夫率一部分同志占领应瑞、通济两舰，为肇和舰做后援；制造局及城内一部分联络成熟的军警，立即响应。他们推选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吴忠信为参谋长。5日下午4时，杨虎率海军陆战队同志30余人乘小汽艇袭取肇和，陈可钧等在舰上响应，顺利占领肇和舰，立即向陆上攻击。不幸另一支由孙祥夫率领的同志，所乘小汽轮没有照会，被租界巡捕房干涉，无法开出，不能按照计划占领应瑞及通济两舰。因此肇和舰遂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陆上同志听闻肇和舰的炮声，按照原计划分别向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机关进攻，陈其美偕蒋中正督战，但袁军炮火猛烈，革命军伤亡众多，海上、陆上都无后援，导致功败垂成。

　　肇和起义失败以后，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逃往日本。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陈其美便想回国参加讨袁运动。据说陈其美在东京准备回国时，袁世凯曾派人前往游说，声称只要陈其美不过问国内政治，使资助他五十万元赴欧美考察。陈其美对游说者说：“我个人不需要这么多的钱，我想要这笔钱，无非是为了国家。一次付清，可以用作革命经费。”游说者说：“你错了，这笔钱不是想让你拿去革命，而是让你不要革命了。你如果拒绝了，那袁世凯就要把这笔款用于杀你。”

　　陈其美断然拒绝，坚持不接受这笔钱。回到上海后，袁世凯又许以重金，要陈其美离开上海，又被陈其美拒绝。袁世凯洪宪称帝后，东南方面最不放心的就是陈其美，因为陈其美在上海有实力有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号召声势并不下于蔡锷。自从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后，袁所最担心的，就是陈其美回到上海响应。如果东南和西南联为一气，大局就要拱手相让了。为了保全东南，袁世凯势必要除掉陈其美。

　　陈其美在上海遇刺，是民初继宋教仁被刺后第二件革命党人被暗杀事件。这起刺杀案和袁世凯、冯国璋、张宗昌都有关系，不过这个案子没有像宋教仁被刺案那么有声有色。这件暗杀案是张宗昌奉袁世凯密令所主持的。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家贫失学，父亲早亡，张宗昌因孤儿身份沦为市井无赖。18岁时前往东北，先在抚顺挖煤，后来去哈尔滨为赌场守卫，再后来来到海参崴当了胡匪，因为体格高大，膂力过大，擅长枪法，精于骑射，又天生一副绿林豪使的个性，交朋结友，挥金如土，所以很能得到当地流氓地痞的拥戴。

　　辛亥革命爆发时，黄兴派李徵五到东北去招兵。张宗昌的同乡王栋，平时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也爱把这些故事讲给张听，张宗昌颇受影响。这时王栋听说李徵五是代表革命党来招兵买马的，便私下和张宗昌商量，让他投效革命。张宗昌当年根本也不清楚革命军是什么内容，不过知道革命是造反，又听说黄兴招兵买马，能号召一营人就可以当管带，在当时张宗昌看来，一个管带实在是很大的官儿了，因此他就和把兄弟们一说，大家都愿追随他。他便公然号召了一两千人，前往投奔李徵五，被编为管带，取道上海。这时上海已经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张宗昌部被编为骑兵团。二次革命后，黄兴离开南京，张宗昌无所适从，于是投靠江苏督军冯国璋，冯国璋派任张宗昌为副官长。

　　南京浦口的商埠筹备督办蔡某是袁世凯的心腹，袁志凯命蔡某物色一个可靠的人筹划暗杀陈其美的工作。蔡某和张宗昌是赌友，相知颇深。有一天，蔡某约张宗昌打牌，张宗昌赴约后只见蔡某独自一人，感到很奇怪。蔡某小心翼翼地把张宗昌引进内室，郑重地问他有没有胆子替袁世凯干一件重要的工作。张宗昌这时正屈居冯国璋部副官长之职，颇不得意，正想往上爬，一听到袁世凯有密令，立即答应下来。

　　袁世凯称帝后，冯国璋早就离心离德，但冯国璋要巩固东南，陈其美是他最大的威胁力量，因此冯国璋要除陈其美的立场和袁世凯是一致的。所以冯国璋听闻部下张宗昌奉袁世凯命刺杀陈其美的消息时，也表支持。

　　于是暗杀计划就开始蕴酿布署了。

　　再说陈其美，回到上海后，首先运动海军第二舰队开往沪淞一带，没能成功。随后又和革命党人商定于4月12日晚12时发炮。不料12日晚上天降大雨，大炮潮湿没法放响，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放响一炮，致使陆海军都无法响应。5月份，蒋介石和杨虎率军攻占了吴淞要塞，但仅仅占领了5天，由于内部叛变，又告失败。陈其美在上海屡败屡起，经费来源日益困难。他极力设法筹集，但仍没筹得所需要的款项。

　　此时，陈其美经济窘困的情况被袁世凯的爪牙侦知，汇报给张宗昌，张宗昌于是找着了刺杀陈其美的门路。

　　张宗昌找到曾在他手下当过排长，且此时正属陈其美门下的老乡程子安，让程子安假装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张宗昌又收买了原同盟会会员李海秋，让李海秋对陈其美说：鸿丰煤矿公司有一块在广西的矿地，准备向外国抵押借款，数字可达百万元。购买的外商要求，必须有一位上海名流作保，才肯买；鸿丰煤矿公司希望由陈其美出面，事成之后，他们愿意拿出卖款的十分之四给陈其美作革命经费。陈其美正苦于无法筹款，在约见了许国霖、程子安几次后，便答应了。第二天，他就去虹口一家日本洋行，那经理是他的好友，听说这事，也热心撮合，向国内总公司拍发电报，述说情由。总公司总经理跟陈其美也熟识，当即复电同意向鸿丰煤矿公司贷款一百万元，并委托陈其美担任总公司代理人，代表日方跟鸿丰煤矿公司签约。

　　陈其美便与鸿丰公司约定于1916年5月18日签约。

　　凭空就得几十万，革命党人中的很多人表示怀疑，黄郛、吴文藻等人尤其不信，觉得鸿丰仅是为了一个证人，就出几十万，实在是太慷慨了，而且作保纯粹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找像陈其美这样当过沪军都督、讨袁军总司令却又没什么财产之类的人出面。因此，他们都劝说陈其美应该先弄清虚实。

　　但陈其美却说：“我们湖州人有句俗话：‘和尚要钱连经也卖。’革命需要，财政枯竭，眼前悠悠万事，该冒的险也就得冒了。”

　　5月18日下午，陈其美乘坐一辆黄包车，来到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寓所；李海秋则和鸿丰公司办事人员程子安等5人坐小汽车来到。陈其美将程子安一行人迎入饭厅商谈事宜，双方交换了意向书。

　　就在陈其美低头看意向书的时刻，程子安迅速掏出手枪，对着陈其美连开几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陈其美的右颊下部口边，第二颗子弹在其右颊略上一寸之处，第三颗子弹击中右颊近眉端之处。

　　当时在寓所内的吴忠信、邵元冲听到枪声，立即拔枪冲出客厅，程子安等正往外逃，双方对射起来。凶手王介凡跑在最后，当即被打死，程子安、朱光明很快逃走，而许国霖跳上门前的一辆黄包车，让车夫快跑时，却被车夫当场掀翻在地，被捕获。

　　余建光等人冲进那间房子，把陈其美从地上扶起，只见他脸上血流如注，两颊微动，已经不能说话。不一会儿，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年仅39岁。

　　此时，袁世凯在上海的势力还很大，萨坡赛路14号房主只好将尸体搬放在门外，陈其美的亲友都不敢去认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