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一片混乱。10点45分，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赶快上车。”这时，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吴颂华等人。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边走边谈话，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了，宋教仁背后突然闪出一个人，拔出手枪对准宋教仁连开三弹。第一枪射中宋教仁的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枪从黄兴身边掠过，第三枪从吴颂华胯下而过。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跄了几步，便趴倒在一张椅子上。

　　车站里顿时大乱，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宋教仁，问他怎么了。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已是半夜12点，直到第二天凌晨，德国医生才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伤口离心脏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难忍，但他当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又授意黄克强代拟致袁世凯的电报一件。电文说：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手术之后，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中出血严重。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为防止意外，于右任亲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

　　一群新闻记者始终坚守在门外，直到手术完成。可是，做手术的医生很悲观，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其余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3月22日凌晨3时左右，宋教仁伤势转重，到4时48分终于逝世。这一年，他才32岁。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陈其美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床沿喊叫：“此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叫喊着：“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移灵仪式，将他的遗体从医院移往法租界内的湖南会馆停放。送殡的队伍长达十几里，加入送葬行列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痛哭失声，围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宋教仁的遗体被盛放在楠木灵柩中，安放在扎满花圈的马车上，在浩浩荡荡的人流护送下，到达了挂满挽联的湖南会馆。

　　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

　　事后经过各方追查发现，与本案有关的几个关键人物分别是：凶手武士英，失业军人；联系人应桂馨，江苏驻沪巡查长；上级联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除此之外，牵涉其中的还有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及大总统袁世凯。

　　应桂馨是近代上海流氓帮会头子，名夔丞。他早年混迹江湖，在上海结帮坑骗。1911年11月由于参与上海会党军警起义，因此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应桂馨随孙中山赴南京担任总统府庶务科长。后来因为他恶习不改，横蛮不法，被撤职回到上海。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59生。1878年考秀没考中，就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随军进驻新疆。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赵秉钧曾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与袁世凯有一定的渊源；加之他在巡防营时，镇压京津一带义和团运动有功，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因此1901年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第二年命他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1903年，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后来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经营警务，深得袁世凯的欢心。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便出任内务总长，并于1912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9月25日，赵秉钧又由代理改为实任国务总理。

　　洪述祖，字荫之，江苏常州人。1893年经由父亲推荐到刘铭传手下任中军参谋。辛亥革命爆发后，洪述祖得知世交赵秉钧与手握北洋军权的袁世凯打得火热，就投靠袁世凯，并为袁世凯献上先“以南压北”再“以北压南”之计，得到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得到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委任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洪述祖成为袁世凯嫡系。

　　宋教仁在长江一带旅行讲演风头正健时，袁世凯致电召宋教仁来北京磋商要政。袁世凯的本意或许就是试试“重用之”，如果不成功，再除之。可袁世凯手下的这群党羽早已坐立不安。主子皱一个眉头，他们心里可能已经翻江倒海。

　　据章士钊后来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出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惹得章士钊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只是一场意外？

　　直接凶手武士英只是一个兵痞，指使者应桂馨也只是上海流氓头子，真正的幕后凶手到到底会是谁呢？一直以来，宋教仁的死因有几种猜测：

　　赵秉钧单谋说：赵秉钧出身寒微，累迁要职，终于在袁世凯手下成为国务总理。因为嫉妒宋教仁的声望，以及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理之位，便与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合谋，买凶杀宋教仁。

　　袁世凯的参谋说：在北京，宋教仁与赵秉钧有过多次深谈，二人颇有“虚君实相”之议，策划共同架空袁氏。袁世凯得知后，曾与人云，一面捣乱尚且应付不了，何况两面乎？所以要逐步除掉这两个人。

　　洪述祖单谋说：袁世凯、赵秉钧皆不知情。袁世凯有杀宋教仁的想法，但仍在“用之”与“除之”之间犹豫不决。洪述祖过度揣摩领导意图，自作主张，杀了宋教仁。

　　除此之外还有宋教仁死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说法。由于当时宋教仁声誉太盛，威胁到了党内其他“长辈”的地位，招致嫉恨，导致杀身之祸。

　　但是，照袁士凯及其手下一干人后来的表现和结局来看，此案确实是袁氏集团所犯。

　　“半生事业垂千古”的宋教仁，是卓有声望的民国元勋，他的被刺引起全国轰动，激起各界共愤，一致呼吁缉拿凶手，彻查背景。黄兴、陈其美代表国民党总部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拿获正凶，彻清全案，准备赏银一万，以为酬劳。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3月23日午后，一个身着长袍的老头，来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求见总巡长卜罗斯。他开门见山：“鄙人王阿发，以兜售字画碑帖为生。今见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不知是否拿获了凶手？”

　　卜罗斯照实答道：“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到。”

　　“鄙人愿提供线索。”王阿发喜形于色。

　　“欢迎，欢迎。”卜罗斯赶紧招呼书记官记录。

　　王阿发点燃一支香烟，细细道来。

　　事情应先从王阿发认识的应桂馨说起。应桂馨算是上海滩上的一个角色，表面挂着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和江苏省驻沪巡长的两个头衔，实际上是帮会的头目。王阿发知道他是地方一霸，为了求得他的保护，便投其所好，凡得到有价值的古董，都先送到他处，价钱由他定，这样一来两人渐渐近乎起来。十天前，王阿发得到郑板桥的一幅真迹，照例又送到应桂馨家里。交易结束后，王阿发起身告辞，却被应桂馨喊住：“阿发，你看我待你怎么样？”“好，好得很！”王阿发慌忙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没有应先生您的关照，我哪有今日？”“阿发倒也没有忘记我的好处。”应桂馨呷了口龙井，慢条斯理地说，“我现在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凡有用得着时，一定尽力。”王阿发答应过后问道，“但不知应先生所为何事？”应桂馨取出一张照片递过来。“这个人是我的死对头，你把他杀了。枪由我给你，事成之后，给你一千大洋酬金。”王阿发一听颤抖着说：“我生性胆小，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实在没有胆量杀人。再说也不会开枪，弄不好反倒误了您的大事。”应桂馨立时面孔拉长，正要发作却又突然大笑起来：“和你开个玩笑，看把你吓得尿了裤裆，真是饭桶，哈哈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天午饭后，邮差送来《申报》，王阿发随手翻开，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一下映入眼帘，上面还有宋教仁的照片。王阿发大吃一惊：应桂馨要我杀的，不正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吗？他连忙到街上探究情况，正看到巡捕人员满大街张贴悬赏布告，不禁怦然心动：如果得到一万元赏银，足够后半辈子消受了。于是喊了辆黄包车，直奔总巡捕房去。

　　送走王阿发后，卜罗斯立即作出抓捕嫌疑犯应桂馨的部署。当晚10点钟，卜罗斯带着中西捕探，直奔应桂馨住宅。不料应桂馨的门房称，应桂馨去了青和坊妓院的相好胡翡云那里。

　　卜罗斯当下兵分两路，一路看守应宅，一路去青和坊妓院。到了妓院，卜罗斯命令一名便衣捕探进去查询，老鸨回话说：“应老爷与胡小姐都已去了迎春坊，在李桂玉小姐处喝酒。”

　　迎春坊离青和坊不远，一会儿就到了。便衣捕探装作应桂馨的道上朋友，迈着四方步进去，口中还连连咋呼：“应老爷在哪个房间？”“应老爷在3号房间。”老鸨误以为是应桂馨的熟人，指了指楼上。便衣立即上楼，走到3号房门口，只见应桂馨这时已喝得脸似猪肝，两个妓女左右傍坐调笑。便衣咳嗽一声道：“应老爷，楼下有人要见你。”

　　“我去去就来。”应桂馨在李桂玉脸上拧了一把，便摇摇晃晃下了楼，嘴里喷着酒气嚷嚷：“啥人找我？半夜三更的，有什么要紧事？”他的脚刚跨下楼梯，双手即被两个早已恭候的捕探抓住，“咔嚓”一声上了手铐。卜罗斯一挥手：“先送去捕房！”

　　接着，卜罗斯复又带人赶到应桂馨家进去搜查，并将全家男女老少逐一盘问。应桂馨家中有一男人，长得五短身材，浓眉阔嘴，穿着崭新的西装，眼神中显出几分惊慌，大家都说他是应桂馨新近结识的朋友。此人自称是山西人，叫吴福铭，来上海脱手一对古花瓶，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并留住在应桂馨家中。

　　在这以前，卜罗斯已从两个人那里得到关于刺宋凶手的身材相貌线索。一个是火车站售票员，她说枪响后，看见刺客狂奔逃跑，还跌了一跤，是个矮个子，一付浓黑的倒挂眉；另一个是鹿野旅馆的胡账房，他说他的房客中有个山西人武士英，原本衣衫褴褛，可3月19日半夜里醉醺醺回到旅馆，拍拍身上穿的笔挺西装，满脸得意地炫耀：“老子发财了，明天还有一桩大买卖，可得一千大洋。”次日一早，他便结账离去。

　　于是，卜罗斯对眼前的这名男子产生了怀疑，马上安排人把售票员与胡账房传来辨认。售票员一看就说：“开枪打宋先生的就是这个人！”胡账房也说：“他叫武士英，就是那个山西客人。”

　　矮个子知道瞒不过了，才承认自己就是刺杀宋教仁的杀手。他真名叫武士英，曾担任过清军管带，此次是带着盗墓而得的古董来上海出售，与应桂馨认识的。应桂馨许诺要给他一千元赏金，让他刺杀宋教仁，还给他找了个娼妓。20日夜里，武士英开枪打死宋教仁后，便藏匿在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叫他赶紧离开上海远走高飞，可他却深陷温柔乡不可自拔，以外边搜捕正紧为借口，赖着不走。

　　捕探翻箱倒柜，搜遍了应桂馨家中的大小房间，从应桂馨的床下搜得5响手枪1支、子弹两发，后来经专家检验，搜出的子弹与刺杀宋教仁的属于同一型号。捕探还在应桂馨床铺的枕头下面，搜出数封来往书信，从中又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实际上就是当朝大总统袁世凯，同谋要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应桂馨、武士英被捕后，被引渡给中国上海司法当局。

　　在黄兴、陈其美的坚持下，1913年4月25日证据被电告袁世凯、国会参众两院、国务院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并决定由上海地方法庭开庭公审。

　　就在法庭公审的前一天，武士英在严密的监守之下却突然暴亡。几天后，国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发布通告：“武士英骤然暴毙，死因不明，观其尸身、神色大有服毒之象，情节可疑，要求政府从公从速检验，以释群疑。”

　　在舆论的压力下，武士英的尸身被剖腹检查，发现肝、肺有淤血积滞，并被送医院进一步化验。鉴于此案关系重大，为了防止作弊，武士英的心、肝、肺、胃、肠、脑、肾、喉管共8件，被分成3份，由公共租界巡捕房、英租界西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分别保管并化验。

　　由于袁世凯在暗中施加压力，并与租界当局做了一系列幕后交易，致使化验结果一拖再拖，迟迟没有公布。全国舆论由是反证，武士英是被灭口了。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当年美、英等国家，两方的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一定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要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黄兴于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一部分国民党人主张静候法律解决，另一些国民党人主张武装讨袁。因为天机泄露，袁世凯一面使尽浑身解数掩盖真相，一面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后来决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1913年6月，袁世凯的军队南下，战幕拉开。国民党被迫应战，最终因为势单力孤，讨袁军经不起袁世凯的轻轻一击，便一败涂地。孙中山、黄兴被迫重走海外作流亡客。

　　至此，追查宋教仁被刺一案又被战乱的洪流所淹没。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参与刺杀宋教仁的罪犯相继死于非命。

　　“二次革命”后，被关押在海运局兵营里的应桂馨，趁着上海大战前的动乱之机，与门徒内外应合，于7月中旬逃出囚牢，乔装打扮后去了青岛，蜗居在租界里深居简出。到了11月“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首脑纷纷流亡日本，应桂馨以为死对头死的死逃的逃，他的出头之日到了，便公开在报上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同时还拍电报给袁世凯，要求给他补偿。

　　可他久久不见回音，便按捺不住了，亲自赶到北京，住在同和旅馆，并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已来到北京，要袁世凯履行当初“授二等勋章、奖金50万元”的诺言。信发出后，他就守在旅馆静等佳音。然而左等右等，一个多月过去了，那封信仍没有回音。

　　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同和旅馆，自称是总统府的。他找到应桂馨，恶声恶气地说：“大总统传话给你，赶快离开北京，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这大洋两万，是大总统赐给你的。”说完丢下钱，转身走了。

　　应桂馨拿到钱后不但没有离开北京，反而整天招摇过市，逢人就讲刺杀宋教仁的功劳和袁世凯的奸诈无常。

　　应桂馨的举动当然逃不过袁世凯的耳目。袁世凯闻讯后大为惊恐，命令部下立即除掉应桂馨。应桂馨听到风声，于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车准备逃离北京。火车行到天津杨村时，两名男子走到应桂馨面前，故意踩了他一脚。应桂馨本来就是泼皮性格，当即破口大骂起来。那两人并不答话，掏出刀子就是一顿乱扎。待到列车长接到报告赶去看时，应桂馨已身中数刀，气绝身亡。

　　与袁世凯、洪述祖一道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案发后被上海报刊公布了他与洪述祖和应桂馨的往来密函。舆论一致指出赵秉钧是宋案要犯，要求传令他到上海受审。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传赵秉钧到上海接受审讯。

　　赵秉钧大为恐惧，立即提出辞呈，随后称病躲进医院里。他对心腹说：“我此时只求免职，方可免死，不免职非死不可。”7月间，他获得批准辞去国务总理，改任步兵统领兼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同年12月调任直隶都督。

　　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暗杀于杨村地段后，由于杨村属直隶管辖，赵秉钧出于例行职责，下令查拿凶手。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袁世凯所为，便打电话给袁世凯，先是报告应桂馨被杀的消息，末了说道：“是否要彻查，请大总统指示。”“是我派人杀了他的。”袁世凯直言不讳，“这个人太不识时务了，留着他是个祸种。”赵秉钧一听，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有几分不平，自信自己毕竟当过国务总理，于是壮着胆子说：“他为大总统九死一生，大总统这样对待他，以后谁还肯替大总统做事？”“啪！”袁世凯挂断了电话。赵秉钧呆若木鸡，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

　　忐忑不安的赵秉钧一连几个晚上失眠，致使头晕病复发，卧床不起，于是便向袁世凯告假疗养。2月27日，一名“医生”来见赵秉钧，说：“奉大总统的命令专程来为都督治病。”随即递上一颗暗红色药丸，“这是专治头晕的，请都督马上服下，包叫药到病除。”赵秉钧见是袁世凯派来的医生，便让他悉心治疗，依方服药。谁知吃药以后，便觉得胸前胀闷，过了不久，药性发作，浑身疼痛，腹中更觉难熬，翻江倒海似的。赵秉钧疼得上下翻滚，连哭带号，怀疑是医生在药中做了手脚，急忙问医生何在，才知道那医生已回京城去了。赵秉钧自知中毒，是被袁世凯所害，不由得恨恨道：“罢了，罢了。”不一会儿，赵秉钧就七孔流血，四肢青黑，中剧毒而死。

　　赵秉钧死后，惯耍大奸伎俩的袁世凯下令拨给治丧费一万元，按陆军上将礼遇下葬，并重重优恤家属。这还不算，袁世凯还亲自书写了一付挽联：弼时盛业追皋陶，匡夏殊勋懋管萧。——可笑地把赵秉钧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管仲。

　　刺杀宋教仁案最后一个“归案”的凶手是洪述祖。事发后他拔脚溜往青岛，躲在德租界，剃须乔装，化名“王兰亭”，又用重金买通德国巡长，在青岛安安稳稳过了三四年。袁世凯死后，洪述祖以为时过境迁，“宋案”已被人遗忘，从此太平了。因为向往上海滩的花天酒地，他就绕道日本南下上海，改名“张皎安”。

　　可是因为洪述祖在青岛期间曾向德商祥丰洋行借了一笔巨款，走时连招呼都没有打，洋行认定他赖债潜逃，于是追踪他到上海，向租界会审公廨控告，与他打起了官司。在法庭上，一个国民党的密探认出张皎安就是洪述祖，便谋划设法逮住他。

　　1917年4月30日，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一名少年猛扑上去，紧紧抓住他哭喊：“洪述祖，还我父亲的血债！”这个少年原来就是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陪他守候在这里的还有国民党人刘白等。众人一起将洪述祖扭上法庭。经核实，法庭确认他就是“宋案”的要犯洪述祖。

　　经过交涉引渡，洪述祖被移交到北京地方法院。几次预审后，9月7日，北京地方法院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洪述祖仍是不服，再向最高一级的大理院上诉。这时，宋振吕在国民党人帮助下，呈状大理院，要求重处洪述祖。洪述祖万万没有想到，企望从轻反送了小命。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

　　4月5日，洪述祖被押赴绞刑场。自民国废除《大清刑律》后，不再以斩首处死犯人，代之以西方的文明方式处以绞刑。绞刑机是从西洋买来的，洪述祖算是第一个“享用”者。验明正身后，执行官将洪述祖推到绞刑机下，把钢丝绞索套在他脖子上。监刑官一声令下，执行官揿下电钮，洪述祖脚下的踏板立刻翻转，洪述祖立时双脚腾空，乱蹬挣扎。

　　忽然，轰然一声巨响，套索上的洪述祖猛地不见了。原来，因为洪述祖是个大胖子，躯体特别重，头支撑不住身体的重要，才断裂开来，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好一阵后，惊魂未定的监刑、行刑官才报告给司法部。司法部立即派来3名医生，将洪述祖的头颈缝上，外面裹上绷带，然后交给洪述祖家属领去埋葬。

　　罪魁祸首袁世凯也没有得到善终。当初，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时，袁世凯曾乐得不可开支，以为天衣无缝，还假惺惺地明令缉拿凶手：“车站为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徒暗行暗杀，法纪何存，速悬重赏，限期破获，依法重惩。”宋教仁伤重不治后，他又致电慰问家属：“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应即作正开销，以彰崇报。”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以私人名义，送了一万元丧礼。不料东窗事发，举国上下都知道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他袁世凯，他又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御用报章辟谣，并反咬一口，称国民党人借此诬蔑他。

　　宋教仁的被刺，使原本对袁世凯存有幻想的国民党人认识到，袁世凯不除，民主政治根本就无法实现。孙中山等于是发动“二次革命”讨袁，虽然因为准备不足而失败，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受挫而不馁，他们趁袁世凯阴谋称帝激起举国共愤的机会，又及时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间，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在军事上屡屡败退，直至众叛亲离。1916年5月29日，19个省更进一步联名逼令袁世凯退位，并要将其交送法庭，以国贼审判之，同时清算他谋害宋教仁的罪行。袁世凯天天困坐愁城，惶恐万状，以致卧病不起。到了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终于忧惧而死，只活了58岁，大快人心。

　　让我们回到宋教仁临死前的一幕。1913年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但嘴里却一直在重复：“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革命者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志士精神，在宋教仁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了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也永远不能被抹杀。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一串响当当的名字，家喻户晓，素为我们景仰。而宋教仁，也应该被铭记。

第八章 张作霖：智勇武夫成霸业

　　1928年6月，鼎鼎大名的爱国人士张学良秘密乘火车潜回东北。由于东北局势动荡不安，火车便在路上停滞下来。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将头发剃光，素衣素帽，站在铁轨间望着北方，状甚凄然。原来此时的张学良已经知道父亲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坐的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车行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因抢救无效逝世。

　　历史上历来对张作霖褒贬不一，有说他是卖国贼的，有说他是反动人士的，也有说他是爱国英雄的。张作霖的确是一位传奇人物，家境贫寒，只是粗通文墨，却能在东北乱世中杀出一片天地来，甚至最后成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当真不简单。

　　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为什么会被炸死在三洞桥，这当中难道有什么阴谋？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权交叠，内忧外患，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东北局势先一步动荡不安，日寇的侵略野心首先就是在东北生根发芽的，俄国也不断向东北伸出吞并的魔爪，满清皇室退避到这里，胡匪和军阀打起了持久战，人民身陷水深火热。张作霖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从投军到当上大团首领再到被官府收编，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平步青云的。

　　张作霖出生寒微，他的先祖张永贵因为生活无着，跑到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他祖父张发时，从事的是农耕，称为“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也就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个儿子，第三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微薄。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后来因为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的张作霖13岁。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正在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偷偷听他讲课，便好奇地叫他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

　　父亲张有财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现在的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一下子添了五张嘴，生活非常艰难。张作霖知道不能指望家里了，就开始到社会上混饭吃。

　　那时的中国一片混乱，东北地区情况更严重。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是比较喜欢的。命运多舛，后来，张作霖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的帮助才得以不死，却已经走投无路。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张作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

　　甲午战败后，张作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了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也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活出名堂。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有效的遏制。张作霖也因此得到村人的称赞，由此声名鹊起。后来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周围地区都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来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又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当地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大为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他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该遣散掉，团民应该回家务农或者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很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员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

　　增韫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对他行了叩见礼，称他为老师。通过亲切的见面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便命张作霖整理团人，将他们带到新民府听候点编。这对张作霖而言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于是他便大力开展组编活动，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人数够了，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张作霖被命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扎在八角台。

　　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张作霖为管带（营长），队伍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勤恳顺从，谦恭有礼；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张作霖被他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张作霖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这样，没费太大的劲儿，张作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后，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东北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还曾被日军俘虏，差点被处死。可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

　　正因为他识实务，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为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的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的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一齐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没辄。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看见他都称他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而且他所在地城池坚固，他的徒众又凶顽，境内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果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怕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他们决定智取。张作霖设了一计。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察觉有诈，不敢贸然行动，先跟他的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杜立三去。

　　此计落空了。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笃厚。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杜泮林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等候杜立三来到之后，再一同前往省府晋见。秀才杜泮林是个老实人，不知道这是个计谋，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1907年6月6日，杜立三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