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美女？为什么能让众人在美女如纭，影片如山的今天无法忘怀？美丽是一个谜。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阮玲玉一出生，她的父亲就被女儿的美丽深深折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阮玲玉短暂生命中，第一个为她倾倒的是父亲。
阮用荣与妻子何阿英在结婚4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父母为她取了个乳名叫凤根。一个女孩取了个男孩的名字，并没有重男轻女的偏心，这是因为母亲看到婴儿的小脸上天生一对弯弯的美丽的丹凤眼，而她的父亲，从第一眼起已经为女儿着迷，把她当作了阮家的命根子。
不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清朝，民间成立，举国欢腾之日，阮用荣剪掉辫子，高兴地捧着女儿的脸，仔细地端详着，忽然欢乐地笑起来，用家乡话（广东香山）称赞：“我们凤根的一双眼睛好靓啊！”
以后，阮玲玉听到任何人对自己美丽眼睛的赞赏，没有一个像父亲那样真挚，那样亲切，那样发自肺腑的、衷心的喜悦。
有一段日子，父亲所在的亚细亚油栈的外国老板发了善心，答应一些住得远的工人搬到油栈附近的工人住宅去住。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凤根每天总是穿了一身整齐干净的衣裤，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等父亲下班。父亲回来，顾不得洗一把脸，喝一口茶，就让长着一双美丽眼睛的女儿骑在他的肩上，到空场上去兜圈子，向邻居们夸耀。
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一年，外国老板就要把工人住宅改为高尔夫球场，强令工人迁出。
房子破不要紧，使凤根感到难受的是，从此减少了和父亲相处的机会。每天天没亮，父亲就起床，粗大的手掌在熟睡的凤根小脸上轻轻抚摩一下，然后摸黑出门，顶着满天星星赶到黄浦江码头，摆渡过江。晚上，也总是要到天黑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凤根就这样一天天等待父亲。
父亲瘦长的身影刚刚出现在视线中，她那对美丽的眼睛闪动着水灵的眸光，亲热地叫着扑上去，双手抱住父亲的头颅，小脸紧贴住父亲满是胡茬的面颊，唱了起来。父亲一声不响地摊开粗大的手掌，里面放着凤根喜爱的东西：广东橄榄，陈皮梅，或者是各种小玩意儿。他宁可自己多走路，少吃一个馒头，每天也要省下钱送给女儿一点小小的奖品。
一天，父亲回来时，已是深夜，父亲卧倒在屋前的积水中，手里紧握着一个被水浸湿的小纸包。里面是给凤根的礼物——用彩珠串成的耳环。
这是父亲送给女儿的最后的礼物，当晚，父亲去世了，带着一个没有实现的承诺：有一天，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或许，阮玲玉今后走上银幕，就是为了帮父亲完成这个承诺，为了深沉的父爱。
16岁的阮玲玉迫于生计，不得不从崇德女校退学。依着报纸上招聘启示，到明星影片公司考《挂名夫妻》的女主角。
她从那条直通大门，两旁盛开桃花的走道上，姗姗走向导演室时，所有的人都精神一振，助理导演要她做欢乐的表情时，她轻盈地把头一侧，薄唇轻启，嫣然一笑；眼睛笑得更弯，也更妩媚，在唇角边还浮出一个逗人的浅涡。当助理导演要她做悲伤的表情时，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流丽的眸光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阮玲玉举止文静大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却也不乏脱俗的灵气，迥异于上海大都会那些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摩登女郎。
卜万苍导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考取了。这果断而迅速的决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惊异。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卜导演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卜导演简直就像个巫师，他的话在阮玲玉9年的银幕生涯中得到了印证。从《挂名夫妻》开始，她共拍摄了29部电影，先后饰演了各类不同的角色，并成功地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以至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有正派角色也有反派角色；由少女演到老年，从旧社会的殉葬者一直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进女性。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者被逼成疯子，或者病死街头。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也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为之震动。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她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
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位卓越女演员的婚姻生活却十分不幸，周旋于薄情郎之间，筋疲力尽。此时，她却选择了自杀而香消玉殒。是什么导致了她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她至爱的艺术？当我们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进入到历史那一页，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回到阮玲玉生活的那个年代，那个场景以及阮玲玉生活当中的三个男人。25岁即自行了断的阮玲玉并没有在遗书中道出真相。其实留下“男人可恶”四个字已经足够。六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故纸堆中钩沉，发现阮玲玉是被生平遭遇的三个男人共同置于死地的。第一个是初恋情人张达民，第二个是衣食情人唐季珊，第三个是知己情人蔡楚生。三个男人刚好是三种典型，第一个无赖，第二个自私，第三个怯懦。在三种恶性包围之中，她被逼上了不归之路。
最先是单纯的初恋，撞着谁是谁。阮玲玉出身卑微，母亲是大户张家的帮佣，她自小与张家小少爷张达民相爱，这本类似于灰姑娘的故事。张达民，18岁时，长得非常白净，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按上海那个时候的说法就是小K，什么是小K？上海人把纨绔子弟称为小K，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游手好闲不工作。当时的张达民在一个大学里面混了一张文凭，然后成天待在家里。阮玲玉在她母亲身边一点一点地长大了，阮玲玉的母亲一直觉得自己给人家当保姆是抬不起头来的，所以她一直关照阮玲玉，让她出去千万不能说自己是保姆的女儿。因为那个时候被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佣人的女儿，会被歧视，并且抬不起头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自卑的心理，导致了阮玲玉的悲剧。张达民虽然是一个小K，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经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人，思想中早已有了人人平等的意识，所以他对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另外，张达民那个时候正好18岁，年轻、叛逆，干任何事情都有热情；而那时的阮玲玉刚好15岁，身上已经有了一种独特的女人的味道了，并且骨子里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妖媚。于是张家的这位少爷，阮玲玉生命当中的第一个男人开始对阮玲玉发起了进攻。因为是保姆的女儿，生活拮据，于是这位少爷就经常拿自己的钱去接济她们两个人。慢慢地，张达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阮玲玉了，于是就说：“我们结婚，好吗？”当时阮玲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阮玲玉的妈妈觉得能跟张家少爷结婚，真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一个佣人的女儿能够嫁一个东家的少爷，这可能是当时许多女性的一个追求了——嫁一个好男人，过一份居家的日子，做一个太太。所以阮玲玉的妈妈非常同意这一门婚事。
这个时候，张家的大太太，也就是阮玲玉生命当中第一个男人的妈妈，她发现自己的儿子和保姆的女儿有这样一层关系，觉得不行，好歹自己也是大户人家，怎么可以娶一个保姆的女儿做太太，于是她想方设法要拆散他们。
而张达民那个时候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和阮玲玉结合，于是就跟父母谈判去了。母亲对自己的儿子说：“只要我活着，这件事谈都不要谈。”之后张家的大太太诬陷阮母偷钱，将她逐出张府。老娘唱白脸，少爷却唱红脸，张达民出面租房，将阮母安顿得舒舒服服，里里外外多加照应，从而赢得了阮玲玉的欢心。希望嫁一个老实、温柔和多情的丈夫，能够和她一起孝敬母亲，享受家庭幸福的阮玲玉被张达民外表的老成呆板而迷惑，献出了天真无邪的身心。于是张达民提出，要不我们同居吧？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一种非常摩登的风气，那就是摩登女人往往会和摩登男人同居，这就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格林威治村的同居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同居并不像在有些年代里面是那么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和刺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阮玲玉和张达民同居了，同居的那一年，阮玲玉只有16岁。这是在阮玲玉短促的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生活的磨难，使阮玲玉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成熟；生活的磨难，却又使阮玲玉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连结在一起。从16岁到25岁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他则愈来愈像魔影似的追随着她，笼罩着她，直至将她送给了死神，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一个16岁的女孩子和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两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就是靠着家里给的那点钱过日子。这时候，张达民经常带着她去舞场跳舞，开始她根本不会跳舞，也不敢跳舞，后来在张达民的教授下，阮玲玉的舞也是跳得非常好了，而阮玲玉也喜欢上了跳舞，这为她日后的悲剧埋了一个伏笔。
那么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混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人，就是张达民的哥哥叫张慧冲。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电影百年历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说他是中国电影史上早期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大哥的思想也是开明的，他觉得自己的弟弟和阮玲玉这样子过下去很困难，所以他就对阮玲玉说：“你想不想当演员。”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做一个电影明星太有诱惑力了，于是就这样，16岁的阮玲玉进了电影公司，开始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上海电影业的发达，造就了阮玲玉，也造就了她的悲剧命运。1932年当阮玲玉在电影艺术上有着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很多富商为了安全纷纷躲避到了香港，阮玲玉和张达民一起来到香港。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这位中年男子的出现，再次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与张同居之后，岂料张是败家子，不务正业，嗜赌如命，耗着她的积蓄，阮玲玉曾为此服毒自杀。因此，阮玲玉非常苦恼。她领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取名妙蓉，小名小玉；倾注母爱以求得安慰。
阮玲玉与张达民的关系，虽说不是“挂名的夫妻”，但纯属是“同居之爱”。由于多年来张达民一直在外经商，阮玲玉忙于拍戏，阮张之关系开始变化。
她去拍《挂名夫妻》时，自己的生活却陷入了有夫妻之实却无名份的境况。虽然张达民是少爷，但他却没有拿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阮玲玉也不在乎，她需要的不是他经济上的资助，而是爱情的始终不渝。
但是这是最难做到的，张达民一次次拖延着与她结婚的事情，却一次次伸手向她要钱，并一次次将钱花在赌博上。阮玲玉几次为他找到体面而又轻松的差事，他就几次携软逃走，让阮玲玉去还债并忍受难堪。阮玲玉对他一直存着希望，她希望张达民能像《故都春梦》里的男主角一样浪子回头，她觉得自己能够感化他。
可是幻想总是很容易破灭，张达民公然表示只是看中阮玲玉长得漂亮，将她当作姨太太，高兴时叫她服侍服侍，解解气，张无情的话语彻底击碎了不堪一击的梦，阮玲玉向他提出分手，可是这个魔鬼竟无耻提出要分手可以，但每个月贴他一百元，贴足两年。阮玲玉答应了，她甘愿用辛辛苦苦拍戏换来的血汗钱换取独立、快乐和未来。
张达民还未从她的记忆中走远，茶叶大王唐季珊就迫不急待地闯进了阮玲玉的生活。当时唐季珊在东南亚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富商，他是做茶叶生意的。因为他很有钱，所以电影公司都拉他入股，并成为阮玲玉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一个大的股东。因为大家一起到香港去避难，所以阮玲玉就在一个场合上见到了唐季珊，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当时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场面上的应酬而已，过后阮玲玉也没有把见到唐季珊的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唐季珊见到阮玲玉以后，确实把阮玲玉放在了心上。而这个时候唐季珊身边也有一个美女，她就是阮玲玉的前辈，也是在中国默片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女明星张织云。这个张织云，她的气质和阮玲玉非常相像，在她们的气质里面都有一种悲剧的成分，都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压抑着的悲哀的感觉，而当时这位大明星已经息影了，并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她之所以和唐季珊也是同居关系是因为唐季珊在广东老家有老婆。那么唐季珊为什么不和他这个老婆离婚呢？因为这个老婆的娘家是很有钱的，唐季珊事业能够做得那么大，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富商，他起步的第一桶金都是源自于老婆的娘家，所以他是不可以和自己的原配老婆离婚的，于是便在外面拈花惹草。唐季珊是慕名而来的追星族，他既阔绰浪漫又体面开明，与那位扶不上壁的烂泥一般的张少爷相比，实在强多了。于是，唐季珊想出了一个接近阮玲玉的好方法，他知道阮玲玉非常热衷于跳舞，于是他变着法地邀请阮玲玉在高级、豪华的场合跳舞。就这样慢慢接触，阮玲玉跟唐季珊之间有了一种朦胧的感情。张达民和唐季珊一比，唐季珊显然就非常地成熟了，有事业，又非常懂得女人，一个男人他不是爱女人，他只是懂女人，那么哪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这个男人绝对是她的毒药，而不幸的是阮玲玉正好也是遇上了一个不是爱女人，只是懂女人的唐季珊。唐季珊以女明星张织云的骗局为幌子，以温柔多情为掩护，使阮玲玉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依恋，而她的朋友们也纷纷说：“他当然比张达民好。”在脉脉温情之中他购买了阮玲玉的名声和美貌，并使她彻底摆脱底层生活，成为豪门暗寓里的一只金丝鸟。当阮玲玉和唐季珊好的时候，张织云的心里很不舒服，张织云写了一封信给阮玲玉，她对阮玲玉说：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唐季珊不是一个好男人。但是那个时候阮玲玉是听不进去这种话的，她只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开来，所以她是不要听的，她一句都听不进的，她还是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当时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这个小洋楼直到现在都非常漂亮，阮玲玉就是在这栋小洋楼里的二楼自杀的，唐季珊送给阮玲玉的一份最贵重的礼物，其实也是送给阮玲玉的一个坟墓。
阮玲玉和唐季珊光明正大地同居了，可是不速之客张织云的来电，又将阮玲玉往悲剧的深渊推近了一步。
一天，阮玲玉正在弹钢琴，电话铃响了，是张织云，她在话筒的另一头亲切而又真挚地告诉阮玲玉：“我跟了他两年，被他玩弄了两年。他玩弄女性，喜新厌旧。我断送了自己，我的黄金时代就这样被糟塌了！他找到了你，背后跟人说：玩一个比张织云更红更漂亮的女明星。玲玉，你我不熟悉，可我们是同行，希望你别再走我的老路，你戏演得好，比我有成就，更要珍惜自己，千万要珍惜啊！”一声呜咽，电话挂断了。
阮玲玉心乱如麻时，此时阴魂不散的张达民又阴恻恻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当张达民看到阮玲玉身边的唐季珊时，他那无赖的、黑暗的嫉妒心理油然而生。于是阮玲玉暂时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了风波。
而这次风波直接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
那个时候张达民已经潦倒了，他看到自己潦倒的时候，与他同居了8年的女人居然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并且这个男人要比他更有钱，要比他更有实力，他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感觉当中，恨与嫉妒占了主要部分，控制了他整个的情绪。于是这个时候张达民将他人性险恶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使用了一种非常无赖的方式来纠缠阮玲玉。我们说张达民的身上既有公子哥儿的那种洒脱、那种浪荡，也有小市民的那种斤斤计较，也有上海拆白党的那种无赖，这三种东西合在一个男人身上，那这个男人真的就是恶棍了，十恶不赦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想，反正你阮玲玉有软肋在我的手上，我不要白不要，他又来敲诈钱财，并且他这一次的敲诈数额很高，是要五千。当时的阮玲玉就想息事宁人，就想给他了，唐季珊在边上冷言冷语地说：你要给他钱是可以的，我是不给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给下去的话，是没完的，他是一个无赖。阮玲玉看到唐季珊的脸色很不好看，于是她就狠了一下心，好，我一分钱都不给。张达民没有想到，一向软弱的阮玲玉今天居然那么坚决地说一分钱不给，于是他就说，好，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身世给揭露出来。结果张达民就到法院递了一张状子，说阮玲玉当时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偷走了他们家多少多少东西，这是一；二，然后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告进了法庭，于是法院就受理了这个案件。
这个时候唐季珊为了自己的名誉，他也要打官司，他也到法院告了一张状，说张达民对他是名誉诬陷，那么如何来证明张达民对他是诬陷的呢？那就要阮玲玉出面在报纸上登一篇宣言，说没有把张家的东西拿来送给唐季珊，他们彼此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阮玲玉是多么要面子的人，但是最后因为两个男人的无赖，因为两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荣誉，最后把阮玲玉给出卖了。
但是阮玲玉当时还是想和唐季珊在一起的，所以她也就答应下来，就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公告说：自己和唐季珊同居，经济是自立的，来证明唐季珊的清白。
这个时候唐季珊在外面又勾搭了一位女子，这是阮玲玉处于一个女人的敏感，跟踪而去发现的，这个相好是谁？这位女子叫梁赛珍，当时是上海滩上著名的一个舞女，人漂亮，舞也跳得很好，所以也经常去拍电影，等于是和阮玲玉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当阮玲玉突然发现唐季珊跟梁赛珍勾搭的时候，心里难过得要命，但是她没有说。
面对曾经的两个男人，阮玲玉的感情寄托再次失去了。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他是阮玲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惟一可抓的稻草，但最后阮玲玉还是放弃了，为此阮玲玉付出了血的代价。
出身于钱庄学徒的蔡楚生，当年撇下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放弃刚起步的生意，断绝父子关系，独闯上海滩名利场。为了个人奋斗，他可以断情关弃孝道，挤进上海片场当布景工人，通宵达旦地画舞台背景，温饱不顾地花钱上补习班。此外，他还写字幕，电影简介，画广告画，当剧务，场记，面目模糊的群众演员……别人不愿干的杂役他都干了。你道他是热爱劳动？他懂得：要让老板赏识才会有机会。学艺要紧追名家，做事要摆脱名家。为此，他羽翼渐丰便跳槽，到另一公司当导演去。
经过7年苦斗，一个底层的打工仔终于迎来了《渔光曲》的春天。《渔光曲》走红的时候，蔡导演28岁，风华正茂，能写能画能导，前途无可限量。紧接着拍《新女性》，蔡导遇上阮玲玉，不知天地南北地爱了一场。
阮玲玉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这时候《新女性》这部电影找到了她。这部《新女性》在当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获得了国际大奖。这是中国电影导演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就是蔡楚生。而阮玲玉也将《新女性》中的女主人公演得活灵活现。她为什么这个戏演得那么好，演技是其一，感同身受自己的经历和剧中人的经历何曾相似是最主要的。其实当时的阮玲玉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一生也是蛮悲剧的。
阮玲玉拍完影片《新女性》后，她和导演蔡楚生之间有了逐步的了解，并萌发了没有言传的暗暗的情愫。
到了1984年，蔡楚生导演离世以后，著名作家、电影界前辈柯灵先生在一次纪念中国电影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披露了阮玲玉和导演蔡楚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在《新女性》合作过程中，这两位彼此倾心相诉的艺术家，各自痛苦地扼杀了燃烧的热情。阮玲玉力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落空了。要不然，这一幕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这场恋爱引来毁灭性的灾难：《新女性》得罪了一群小报记者，并且张欲敲诈当红影星，他们借女主角阮玲玉泄愤，挖隐私挑事端，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内外交困的阮玲玉只得逃遁，她本可以悄无声息一走了之，只因为与心爱者不能分手，她要蔡楚生携她私奔。她以为蔡楚生与芸芸众男不同，他身上有闪光的品质，让她看到人世的希望。她想，蔡郎即便不能为她而生为她而死，私奔一回总可以吧？为知己红颜离经叛道，这是经典爱情必不可少的要素。
旧社会的法院连风化案也管，于是阮玲玉收到了法庭传票。
然而，苦大仇深的才子是没有浪漫资本的，尤其是当苦大仇深遇上雄心勃勃的时候。在蔡楚生看来，私奔远于索命。他付出了多大的人生代价，才在先敬罗衣的大上海立住了脚跟！刚刚尝到名利场的甜头，他岂敢为一个女人去冒险？他的前途就是他的江山，江山重美人轻。如果事业是必需品，爱情就是奢侈品。事业与爱情，不是鱼与熊掌，而是泰山与鸿毛。
他输不起，只好辜负美人。
世间姻缘错多对少，此君非彼君，一代巨星就此陨落，给世间留下一声叹息。
当她演艺事业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当她人生步入25岁的时候，所有悲剧的伏笔都在她25岁的时候成为她悲剧的一个高峰了。
自杀前数小时，即3月7日晚11时，阮玲玉仍在联华公司与众友叙谈并用完夜宵于12时回家，上二楼时见唐季珊已入睡，阮玲玉未惊动，与她母谈及开庭之事，并对母说九成九可胜诉，唯惧上公堂为众目所视。此时，阮玲玉借肚有点饥饿，请母让佣人煮碗面条，并嘱母亲去睡。阮玲玉在吃面条时将暗藏的3瓶安眠药（共30粒）一并服下，服后又连饮茶水二壶。阮玲玉服毒后，含泪写下二封遗书，一封致唐季珊，一封致社会各界。写毕遗书后藏于抽屉里，至床前推醒唐季珊，问他是否真爱她，唐答确系真爱，阮玲玉要唐吻她一次。唐见她语气神色均有异样，顿时感到不对，而阮玲玉仍然佯笑笑，唐继续追问是否服毒，阮玲玉不语，唐上三楼唤阮母下来，阮母进卧室，见阮已不能言语，并发觉桌上置有安眠药空瓶三只，方知阮玲玉已服毒，此时已8日凌晨3时。
由于阮玲玉近期受沪上报纸攻击诽谤，心情极坏，每晚必服安眠药，阮母怕她出事，阮玲玉所服安眠药均由母保管，岂知阮玲玉早已得知母亲藏药处。阮玲玉前不久曾服毒一次，送北四川路日本人开办的福民医院抢救，因是在白天，得以救回生命。这回连服三瓶安眠药，唐季珊与阮母仍用车送至福民医院，殊不知该院晚间无医生值班，到达医院已清晨四时，想在附近另找一医院，又找不到，最后送至一姓周的私人医所，并电告陈达明、陈继尧医生（陈达明、陈继尧两兄弟均是中国疗养院医生）。三位医生用最新方法奋力抢救五小时仍无生望。8日上午9时将阮玲玉送至中国疗养院继续灌液洗胃、输氧抢救，还是昏而不苏醒。于是在11时10分急送中西疗养院（院址浦石路，今长乐路），进行人工呼吸、输氧，并将阮玲玉裸体浸入热水浴缸中，用尽抢救办法，终因回生无术，药石无灵，延至8日下午6时38分气绝。所以可以说，虽然由于男人的无情无义，爱情的幻灭导致了阮玲玉最后的无依无靠，导致了她最后要走上绝路，但是当她走上绝路的过程中，她一直有机会活下去，但是同样由于人性的冷酷，第二次杀害了阮玲玉。从此一缕芳魂流星般稍纵即逝，竟归泉下。在阮玲玉弥留之际，唐季珊、阮母及阮玲玉最要好的同事林楚楚，均频频呼她的名，阮玲玉不能言，而以目视诸人，众人为之落泪，悲恸欲绝。
次日3月9日上海各报迅速报道“阮玲玉自杀”消息，噩耗传出，顿时震惊上海，不仅使阮玲玉亲友哀痛逾恒，更使爱好阮玲玉的艺术者，无不同声叹息。
无论是报纸不切实际的报道，还是小市民对“阮案隐私”看热闹的心理，均使阮玲玉遭受了巨大的心灵挫伤。于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阮玲玉用30片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已经含恨辞世，大家却开始替阮玲玉惋惜，不厌路途遥远，前往瞻仰遗容。当时的报道称，短短的3天时间，前往瞻仰遗容者竟达到10万人以上。为阮玲玉送殡的还有白璐、王人美、黎灼灼和陈燕燕。阮玲玉用死亡将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对她的私生活上转移到对她本人上，这无疑是一出最大的悲剧。
然而，3月9日下午2时，法院仍开庭审理，原告张达民未出庭，被告除阮玲玉已服毒殒命，唐季珊和阮母及双方律师都到庭。法官宣读起诉书后，双方律师展开唇枪舌战，由于原告未到，法院决定延期开庭候审。这天开庭沪上人士拥入法院内外，尤以女性为多，各地记者亦蜂拥前来探访。沪上报纸号外一出再出，整个上海沸沸扬扬，天地同悲。
阮玲玉在3月11日入殓，数日内前往万国殡仪馆瞻慕遗容者，不下十万余人。这天下午一时将阮氏灵柩运往闸北联义山庄墓地安葬。在安葬前一天，已有数万人聚集于送葬必经之地——胶州路一带。11日进行交通管制，任何车辆、行人均被拒绝通过。下午1时10分，先由道士各鸣铙钹作法事，继即由联华影片公司12人与两西人共同抬榇上灵车，为状庄严肃穆，导以书有“艺人阮玲玉之丧”之白竹布黑边大字横额，及上海孤儿院之全班乐队，及遗像车，上置有阮玲玉放大照片一张。送丧车因受捕房所限制，仅30辆，2时正式出发，沿途由大批探捕保护。当灵榇自胶州路到达恒丰路途中，街道两旁全为人车所塞，至北宝兴路（今西宝兴路）后，随送丧车而徒步者长达数里之遥。4时灵榇到达联义山庄，执绋人员出迎，移遗像入联义堂。该山庄系一奥人经营之公墓，园林清静，布置很好。阮之墓穴居北部，以水泥为圹，深二英尺。当阮榇人圹前，原拟开棺作最后之瞻视，但因当时围观者人山人海，未果，于是覆以石板，又以水泥封固，一代影星阮玲玉就长眠于此。当年有人还曾就此撰文感叹：“广大的影迷们啊，殊不知正是你们杀死了阮玲玉。”鲁迅当年杂文也曾将“小市民的无聊心理”列为阮之悲剧的根源之一。
3月9日开庭未能审理下去，后延至6月25日继续开庭，张达民与律师，唐季珊和阮母及律师，双方都到庭，法庭经过双方辩论最后作出判决，宣判唐季珊无罪，阮玲玉部分不受理。
阮玲玉去世后，唐季珊按照阮玲玉在遗书里的嘱托，视阮小玉为亲生女儿，并将她姓名改为唐珍丽，后与曾在比利时国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西贡银行经理俞鄂斌结婚，婚后生活很幸福。阮玲玉的母亲，在女儿死后，也一直由唐季珊供养。唐季珊离开上海，阮母住在她亲戚家里，生活费由唐季珊从香港、台湾寄来，阮母于1962年去世，终年82岁。至于唐季珊本人的结局，却非常不好。阮玲玉死后十年，唐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王右家结婚。1949年他俩去台湾，继续经营茶叶业，由于生意不善而破产，王右家不久病死，唐从此流落台湾街头，未久也惨死在台湾。张达民于阮玲玉自杀后，虽仍诉讼唐季珊，但不了了之。他在社会舆论及众人指责下，灰溜溜地离开上海。1938年10月15日因患疟疾不治而死于香港。
这么多年来人们对阮玲玉之死的理解大多基于其同居者唐季珊提供的两封遗书，第一封给唐的遗书表明了自己对唐的依恋，第二封给报馆的公开信则怒斥了前男友张达民的无耻。
然而，社会各界一直有人对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真伪存在疑问，第一是阮玲玉确实是当时著名的影星，但是当时的电影明星社会地位相当不高，在自杀之前写“告社会书”，有一些不可能；第二，阮玲玉生前，唐季珊用情不专，曾经还在大庭广众之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她不太可能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
2001年，沈寂先生发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遗书，揭开了阮玲玉之死的真正原因。真的遗书，一封信是给张达民，是骂张达民的。她有一句话：我是你们两个男人的牺牲品。另外一封信是写给唐季珊的，第一句话就说：要不是前几天你打我，今天晚上又打我，我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
阮玲玉的死因一直是说不尽的话题，直到今天还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当代的研究者们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那段历史事件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阮玲玉在银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银幕下的她却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有她的弱点，有软弱性，也会有虚荣心。以前的评论习惯把“阮玲玉之死”解释成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悲剧，今天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不妨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更真实。
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一层理解。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面对着两层“围城”，一层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另外一层就是性别属性的围城。社会松绑之后，女性在解放过程中的自我尊重也是要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与西方国家比较激烈的女性解放也不同，西方因为有很强的宗教自制，他们开放或者极端的电影表现是与真实生活分开的，中国人则习惯在要走过头时赶紧回来反思自身，我们习惯把文学作品乃至电影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再者，大家现在看到过的史料记述，有关阮玲玉的电影以及人们所猜测的她周旋于张达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并不准确，应该说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联华”公司当时在整顿风气，阮玲玉没有拍完《国风》就被“冷藏”，张达民此时却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还要求阮玲玉当堂作证。而阮玲玉其实早已终止了与张的婚姻关系，选择在3月8日妇女节死去也许表明阮玲玉作为女人的一种抗争方式。
阮玲玉的死留给为了我们很多思考的地方，除了她本身性格因素、电影公司对她的“冷遇”所带来的心理的一种落差以及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中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逻辑，这可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张国荣也如是吧。
在大众传播危害论的血泪证词上，阮玲玉大约被视为最重要的人证之一，每逢她的忌日，总有人会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旧话，而每逢有人受了点舆论的压力，阮玲玉的这句绝笔也总是最佳的引语。因为有了“人言可畏”，人们以为传媒作为真凶已经缉拿归案，心中不由放下进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现状的巨石，导致70年来，阮玲玉之死没有成为女性生存的课题，而是作为一个趣味的话题存在，话题中心翻来覆去，旨趣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但玩味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阮玲玉难逃遇人不淑之命。第一种男人无耻无能，本不足道。第二种男人是不被粉饰的商人，他也许从未有过白头到老的许诺，但他懂游戏规则，能给的与不能给的从来泾渭分明，赤裸却没有欺骗。第三种男人最可怕，他们读透孔孟之书，也敢就手偷香，往往信誓旦旦，就是不能承担责任。事到临头，刀还远没有架到脖子上已经蔫了，事后却会说“容忍比自由更伟大”（原胡适语）。他们比第一种人要脸，又没有第二种人的家底，靠自己奋斗积累一些名望立足社会。时时以正人君子之态教化儿童，最具欺骗性，真正是睡在女人身边的赫鲁晓夫。试想当日蔡与阮若能私奔远去，就可保住知己红颜，难道会遭万人唾弃或是失业饥馑？后人看来却是一段传奇佳话，起码获得敢作敢为的口碑。人不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知道荣誉是个累赘，女人尚有舍命的勇气，男人呢？
第七章 宋教仁：锋芒毕露杀身祸
上海闸北地区有一座一百多亩的安静的陵园，叫做宋公园，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正是葬身于此。墓园的正中立着宋教仁的全身坐像。墓道入口处有两根饰有白色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分列左右。墓前石碑上镌刻着“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样，墓顶安放着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四周龙柏、玉兰环立，庄严肃穆。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他的名字无疑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
1931年3月初，宋教仁抵达上海，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上10时，宋教仁乘火车去北京。当时宋教仁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时，突然被冷枪击中，连中三枪，经抢救无效，于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2岁。此案一时震惊中外，史称“民国第一案”。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宋教仁，凶手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882年，天资聪颖的宋教仁在桃源县上坊村出生了。他6岁时就入了私塾，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到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打那时起就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并萌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学堂，并于第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向他展现了一片宽阔精彩的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深深吸引了他，在这里，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就是在这时，他下定了决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武昌结识了一位著名革命者——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不久，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土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为会长，宋被选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代黄兴任过庶务长，主持本部工作。他到过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宋教仁提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的战略思想。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培元气，养实力，以图举事反清。宋教仁以上海《民立报》为喉舌鼓动革命。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就是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他主张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限任制和限权制，不搞指定制、终身制、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实行政党政治，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
宋教仁认为，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只适合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说：“内阁不善，则可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动摇国本。”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应设总理。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并不在意，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了只设大总统，不设副总统，中央政府只设五部。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在宋教仁的倡导下，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决议政府设9部。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因国多数代表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
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拟订出《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法规，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蔡元培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也有人说：“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宋教仁建树多，堪称中国的杰弗逊。”
防止专制制度复辟，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主持拟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草案坚持内阁制，规定“内阁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须亲自署名。”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临时参议院又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限制袁氏专权。其实就是抛弃总统制，采取责任内阁制。这虽然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孙中山去职下野，热衷于铁路建设。黄兴等革命元老消极彷徨。只有宋教仁还以饱满的热情站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希望通过建立责任内阁维护共和制度。宋教仁于4月27日就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立即开始实施他的政党政治理想。他让仇鳌等人创办《亚东新报》，以利用宣传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长篇论文。
可一心想要复辟的袁世凯一上台，就不断破坏责任内阁制。他不经国务总理的部署便自行发布政令，不断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准则。唐绍仪愤而辞职以示抗议。7月上旬宋教仁也因为不满袁世凯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务。内阁总理一职落入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手中，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7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他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步伐。8月25日，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等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选为理事长，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此时，孙、黄的兴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实务建设上，主持北京国民党本部的就是宋教仁。
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1913年3月，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自然成了责任内阁的组阁人。
宋教仁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憎恶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长期不懈地推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为尽快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宋教仁亲临长江各省演讲，尖锐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他向大家描绘未来宪政共和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听者人人振奋，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此时，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最终获胜似成定局，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谭人凤曾一语道破个中厉害，“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当皇帝的梦想。
袁世凯极力拉拢宋教仁，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世凯见收买不成，便开始安排特务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果能顺利到达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当时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宋教仁年纪轻，阅历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这其实就是书生之见。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这些都只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他还是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显然，危险已经紧紧跟随宋教仁身后，而宋教仁确实不是个有心计的人，对自己的危险全然不顾。而且，正因为宋教仁搞政治锋芒太露，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宋教仁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个性倔强，毫无顾忌。特别是他做起演说来，听众总是掌声如潮，欢声雷动，在政敌听来，就更感到威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