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一觉醒来，钟爱华把票也送到了。我对他叮嘱了几句，然后登上返回首都的火车。等到我终于回到琉璃厂，进了四悔斋，忍不住长长出了一口气，可算是到家了。烟烟还没回来，我打电话过去，一直打不通，估计还在忙着吧；方震在出外勤；刘局也没来骚扰，整个五脉似乎都在围着转型的事转，我这种小角色在忙碌中似乎被淡忘了。

　　说实话，这真让我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我想到这里，暗笑自己太矫情了，原来嫌人家烦，现在人家不理了，又觉得失落。

　　其实现在这个形势，正中我下怀，大家注意力都不在这儿，我可以专心调查《清明上河图》的事情了。

　　我在店里稍事休息，然后给郑教授打了个电话。郑教授是药不然的老师，娶的是五脉里的人，算是五脉的外围成员。五脉并不纯是血脉相传，除去刘、黄、顾、药、许五姓以外，还有亲戚、师徒、好友、门客、拜把兄弟之类的外围。到了现代，中华鉴古研究会和许多大学、科研单位都有联系，成员就更复杂了。像郑教授这种，按古代的说法，算是客卿，现在则是挂一个研究会顾问的头衔。

　　药不然叛变以后，郑教授颇为自责，反而跟我关系变得很好。老爷子时常跑过来我的小店里坐坐，喝点茶，教我点东西，有时候兴致来了，还帮我卖几件货。我一直怀疑，他是把对药不然的感情，全都移到我身上来了。

　　郑教授一听是我的电话，挺高兴，问我这几天干吗去了。我支吾了他几句说进货去了，然后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看到《清明上河图》的实物。郑教授一愣，说你小子怎么改行钻研书画了。我解释说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在补课，看到这一段，想亲眼见识一下。郑教授告诉我，这件事不太可能。《清明上河图》是顶级国宝，被严格地保管在故宫画库里，不对普通人开放。除非是有重大展出活动，否则开库必须要经过十几道手续和数个部门的审批，还得有极其充分的理由。

　　“别说你了，就连刘一鸣要看，都不见得能批准。这个主意你就别打了。”郑教授直接把门关死。

　　我倒没特别失望，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我握着话筒，又问道：“那当时这幅画移回故宫，参与鉴定的人都有谁？”郑教授疑惑地反问：“你问这个干吗？”

　　“好奇嘛。”我只能用这个理由回答。好在郑教授没追问，他想了想，回答说：“如果我记得不错，这份名单是保密的。”

　　“这有什么好保密的？”我大为不解。

　　“你听过《文姬归汉图》的故事吗？”郑教授问。他知道我一定不知道，所以也不等我回答，自顾说了下去，“从前故宫曾收藏有一幅《文姬归汉图》，旧题为南宋，都认为出自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李唐手笔。后来此画流落东北，被国家收上来，交由郭沫若郭老带头审定。郭老在画上发现‘祗应司张〇画’几个字，其中〇字模糊不清。郭老经过仔细检校，认为是‘瑀’字。于是这幅画的作者，被重新认定为金代张瑀所画。你知道，书画鉴定主观性太强，所以这个结论引起很大争议，有许多人坚持认为是李唐画的，甚至还有人带着一书包资料专程到北京去找郭老辩论，每天门口都有人跑过来交流，让郭老不胜其扰，惹出不少麻烦。”

　　“所以《清明上河图》对鉴定组名单保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是的，不会出现具体某位专家，而是以鉴定组集体结论来发布。露出名字的，只有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他挂了一个鉴定组组长的名。”

　　“这份名单，即使是五脉的人，也看不到吗？”我的语气里透着深深的失望。

　　“也不好说……算啦，我帮你问问吧。你在家里等着别乱跑。”郑教授的口气，就像是一个宠溺孩子的老人。

　　放下电话，我想了想，跟钟爱华在北京的一个媒体朋友联系了一下。我电话打过去，他挺热情，看来钟爱华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这个小家伙做事确实牢靠。这人叫骆统，是一家叫《首都晚报》的副主编，这家报纸发行量很大，颇有影响力。骆统或多或少知道点佛头案的始末，对我兴趣很大，允诺只要我拿到证据写成文章，他立刻安排全文刊发。

　　安排好这些事以后，我决定整理一下自己的屋子。这是我的习惯，每逢大事需静气，收拾房间可以让人心平气和，把屋子里的东西分门别类归拢好，可以让头脑冷静而有条理，不致有什么遗漏。

　　现在距离老朝奉只有一步之遥，我可不希望出什么纰漏。

　　我把屋子里的古玩一件件拿出来，擦拭干净，然后重新包好，接着扫干净地，把外套裤子扔进洗衣机里。刚扔进去，我听到“咚”的一声，这才想起来外套里还揣着素姐的小水盂。我赶紧把它捞出来，想了一下，决定还是先不送黄克武那里。万一他和素姐两人真有什么孽缘，骤见定情信物一激动心脏病发，烟烟非砍死我不可。还是等大事定了再说了，烟烟回来以后，让她交过去比较好。我随手把水盂搁到旁边，继续干活。

　　我这一通收拾，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等到我忙完了坐到床上喘息，忽然外头传来敲门声。我还以为是客人，懒洋洋地喊了一句今天不开店，对面一声喝道：“好你个许愿！赶紧出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郑教授亲自过来了，手里还提着两瓶啤酒和一口袋四川麻辣花生。

　　我连忙放下扫帚迎出去，满脸堆笑地接过啤酒和花生。

　　郑教授开门见山对我说道：“我给你问了，名单没解密，想看可以，拿国务院的介绍信。”

　　“那就等于不能看嘛……我看您特意上门，还以为有啥好消息呢。”我从袋子里掏出一把花生，搓掉皮，咯吱咯吱嚼起来。

　　郑教授眉头一皱：“你的意思是说，我办不成事，就不能来这儿对不对啊？”我赶紧说那怎么会，欢迎您天天来，有大学教授给我看门面，多合算。郑教授哼了一声，自己搬了个板凳坐下。我拿了个白瓷碟盛花生，又拿来两个杯子，把啤酒盖儿起开。

　　郑教授先浅浅啜了一口，拿起俩花生：“你这一出去好几天，我都没地儿找人说话去。”

　　“其他人呢？”我问。

　　“唉，非常时期，都在外头忙着呢。学会转型，兹事体大，现在所有人都围着这个转。就我一个闲人。”郑教授口气微带自嘲，又喝了一口，脸上开始微微泛红。他嗜酒，但酒量很差，只能喝点啤的过过瘾。我见他情绪不太高，就试探着问：“他们没让您掺和一下？”

　　郑教授一听，把玻璃杯“砰”地搁到桌子上，看了我一眼：“小许，你可别以为我是觉得被人忽视而心怀怨念，我是有点事想不通。刘老的方案我看了，我总觉得吧，学会这么一转型，味道可就变了。五脉是干吗的？去伪存真！几百年了，就靠这简简单单四个字安身立命。可现在转型以后，居然要搞拍卖行了。”

　　“拍卖行？”我听了一惊，学会转型，居然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啊。

　　郑教授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堆。我这才知道刘一鸣的中华鉴古研究学会转型，目标是要建起国内第一家民间古玩拍卖行。拍卖行在国内还是个新兴事物，国家政策最近刚有松动，以刘一鸣的眼光和雄心，肯定是想抓住这次机会抢先占据市场，成为中国的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这种东西，对古玩市场意味着什么？拍卖行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是威力强劲的发动机，能把高端古玩市场炒大做大，彻底改变中国古玩格局。不用别的，只消拍出去一两件天价文物，市场气氛马上就能被引导起来，到时候你想让什么藏品红，它在市面上就大热；你说哪件藏品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能把控住市场风向和价格，这其中的利益，大了去了。

　　以五脉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业界信誉，搞起拍卖行来，确实实至名归。有明眼梅花坐镇，还怕这拍卖行卖的不是真东西吗？不过拍卖行牵涉太多，操作起来非常复杂，人脉、政策、资金、人才一样都不能少，更不能没有整个古玩行当的支持。这么大的工作量，难怪五脉都忙了个四脚朝天。

　　“这么一折腾，是比从前赚钱多了，可整个五脉牵扯到的利益太广太复杂，就不纯粹了。现在社会上总说一切向钱看，但咱们学会可不能一时眼热，为了眼前利益把招牌给毁了不是？五脉这么干，成了下场踢球的裁判，早晚得出事呀。现在社会上老说，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一直愤愤不平。想不到咱们五脉也要向钱看了……”郑教授晃晃酒瓶子，“哎，不说了，不说了，说说你吧，你怎么想起来要关心《清明上河图》，这不是你的专业啊？”

　　“我不是跟您说了嘛，想提高一下文化修养。”

　　郑教授看了我一眼，把酒瓶子重重一搁，大为不满：“我虽然迂腐，但不傻。你真想研究这个，书店里的书多了去，何必追着要问鉴定者名单？”

　　“哎……这个……”我一下子没词儿了，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他道，“我不想跟您说谎，这事儿现在还不能说。”

　　“跟许一城有关系？”郑教授眼神一凛。

　　我点点头，这不算撒谎，但我不能继续说下去了。素姐特意嘱托过我，暂时不可惊动五脉。老朝奉在里面不知道安插了多少眼线，所以我一个人都不能彻底信任。

　　以郑教授的智慧，应该能看穿我的难言之隐。他无言地看着我，先是嘴角嚅动几下，末了却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我肩膀，哑着嗓子说我不问了，等到时机成熟了你再告诉我吧。我知道他是想起药不然了，他最喜欢的学生，最后却成了叛徒，这对他的打击是相当大的，让他没法对我开口说你可以信任我。我歉疚地看了他一眼，举起杯子。

　　我们俩在沉默中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杯，又嚼了几粒花生。大概是觉得气氛有些尴尬，郑教授开口道：“其实那份名单，也未必弄不到。”我抬头看着他，心里一阵感动。即便我不肯吐露真相，郑教授还是打算帮助我。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种赎罪，还是一种信赖。

　　“郑教授，您不必勉强……”

　　郑教授一抬手阻住我的话，表示不必在意，然后说道：“想知道名单里都有谁，这个很难。但反过来想，你若心里有一个人选，想知道他在不在名单里，这个就相对容易点。”

　　我眼睛一亮，郑教授的话没错。如果我有特定目标，想知道他是否参与《清明上河图》的鉴定，可以有多种办法去求证，不一定通过名单。最简单的，是去问他本人，或者去查他当时的行程，或者询问他身边的人，总之手段多多。

　　“那你有人选吗？”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嗯……没有特定的，不过应该是五脉中人。”郑教授放下酒杯，思考片刻：“书画鉴定肯定是刘家的事，而他们家有资格进专家组鉴定《清明上河图》的，就那么有限的几个人。这个你别管了，我去帮你打听——不过你想看《清明上河图》实物，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这个我自己想辙，哪能老是麻烦您呢。”我赶紧说。不过心里却十分失望。这次返回首都，我要查出老朝奉的身份，也要验证素姐的猜想。两者缺一不可。钟爱华的报道，还在郑州压着，可等不了我太久。

　　“非得看实物不可吗？书店里也应该有高清画册卖吧？或者琉璃厂弄一卷原大尺寸复制品，问题也不大。”

　　我摇摇头，这就和鉴宝一样，不可能对着张照片就妄下结论，得亲眼看见东西，才能定真伪。再说，那些所谓的高清图册和复制品，清晰度都不行，看不到细节——而重要信息往往就隐藏在细节里。

　　“不是实物，哪能看得那么清楚啊。”我喃喃道。这是我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不容出错。

　　郑教授见我一脸失望，把杯中啤酒一饮而尽，打了个酒嗝，嘿嘿一笑：“你有没有试着找过‘图书馆’？”

　　“哪个图书馆？北图还是国图？”

　　“都不是，‘图书馆’他是个人。”

　　郑教授的表情变得有点神秘莫测。

　　在我眼前，是一条僻静混乱的小路，两侧都是些洗发店、杂货铺和几家小饭馆，旁边还有一个砖砌的临时厕所，用白灰歪歪扭扭写着“男”和“女”，阵阵味道从砖空里散发出来，和洗发屋里声嘶力竭的录音机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一场怪味交响乐。路面坑坑洼洼的，坑底堆积着颜色不一的垃圾，车一过就会掀起一阵灰尘。远处一列绿皮的火车鸣笛，然后从这些低矮的建筑群中呼啸而过。

　　这里是首都南城的一个小村，离丰台不远。京城素有东贵西富北贫南贱的说法，有说是清朝以来的传统，有说是四九城的风水。如今北边已经有所改善，唯独南城，发展始终不阴不阳，往南边稍微走上几里，京城的富贵气就陡然收敛，怎么都脱不了破落二字。

　　我要去的地方，是在这小胡同的尽头。那里有一个小院，院门是铁皮包裹，锈迹斑斑，此间主人显然没怎么尽心打理过。我推门进去，先吓了一跳。在这方院子里，除了停着一辆人力三轮车以外，只有书，铺天盖地的书，几乎没落脚的地方。我粗粗扫了一眼，古今中外什么书都有，花花绿绿眼花缭乱。

　　“图书馆在吗？”我扯着脖子喊了一句。

　　“在。”

　　在书山之中站起一人来。这人穿着身褐色的夹克衫，叼着烟卷，腰上还绑着一个旅游腰包。我仔细端详，这家伙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人长得跟中学几何题似的，特别规整，脸是标准圆形，两个三角眼，一个梯形鼻，嘴唇薄似一段线段。

　　“你就是图书馆？”

　　“有话快说，我正忙着呢。”图书馆不耐烦地回答，顺手从旁边扯来一段纤维绳，弓下腰，手里一翻，一摞书在一瞬间就被捆好了。

　　郑教授昨天说过，这人脾气不太好，但却是个奇人。从他的外号就能看出来——图书馆，里头全是书。这家伙是倒卖二手旧书的，只要是旧书，管你是善本孤本还是大路货，无所不收，门类极杂，没他弄不到的书。北京搞学术的，都知道图书馆，有时候大学书库里查不到的冷僻资料，到他这来问，往往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只要你问对问题。”郑教授临走前这么叮嘱我。

　　于是我也不跟他客气，开门见山：“你这儿有《清明上河图》吗？”

　　图书馆停下手里的活，站在书山顶居高临下鄙夷地望了我一眼：“话都不会问。我这儿《清明上河图》有几百种，书上的、杂志上的、谱上的、海报上的，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清明上河图》的真本。”

　　图书馆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一挥手：“你走吧，我这儿没那玩意儿，你得去故宫偷。”

　　我换了一个问题：“你这里有没有和真本完全一样的复制品？”

　　“没有。”他连想都不想就回答道。

　　我一阵失望，忽然想起郑教授的叮嘱，又问了第三遍：“我能不能在你这里看到真本？”

　　这次图书馆一点也没犹豫：“能。”

　　我糊涂了，这三个问题，根本就是彼此矛盾。他这里没有真本，又怎么给我看到真本？我正迷糊，图书馆从书山上跳下来，拍拍夹克衫上的灰，朝我伸手。我也伸手过去，跟他握了握。图书馆先是愕然，然后愤怒地甩开：“谁他妈说跟你握手了？钱！老子说的是钱！”

　　我知道这事肯定不会毫无代价，但没想到他这么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

　　“多少？”

　　“两万，让你看见真本。”图书馆吐出个数字。

　　我差点没抓起本书去砸他，拦路抢劫啊这是！两万块，这还只是看真本的价，漫天要价也不是这么个要法。图书馆见我犹豫，抓了抓鼻子：“有钱就拿，没钱就滚，别耽误老子做生意。”

　　“你这也太贵了吧？能不能便宜点？”

　　“你想要看的东西，就我这儿有，你还非看不可。我不赚你的钱赚谁的钱？对不起，一分不降。”图书馆一点也不忌讳，大大方方地说道。他看我脸色铁青，从腰袋掏出一迭票子，伸了伸舌头，蘸着口水数了起来。点了一回，他拿个橡皮筋套好，在我面前扇了扇：“你们这些读书人，平日里假装挺清高，好像书一沾钱就俗了，说白了还不是舍不得出钱？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才是最美好的东西，藏书的都是傻逼。”

　　在我的印象里，和书接触的人，要么是姬云浮那样的带着儒雅，要么就像郑教授那样带点痴气，哪怕本性贪图富贵，也多少会遮掩一下。我来之前，还在想图书馆对藏书如此精通，说不定是一个嗜书如命的疯子，却实在想不到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图书馆斜着眼，咧开嘴道：“我知道你嘴上怕得罪我不说什么，心里把我鄙视得要死。甭担心，只要你出钱，就算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这生意我也跟你做。”

　　“就算做生意，也讲究个等价交换。你这两万，开得太离谱了。”

　　图书馆耸耸肩：“我认钱，可不代表我不识货。《清明上河图》是什么东西，搁到国外，卖个几百万都没问题。”

　　“但我只是看一眼而已。”

　　“所以才收你两万。”

　　“你先告诉我怎么看。”我不肯相让。图书馆鼻子里喷出一声，不再理睬我，转身要往屋子走。我大喝一声：“你若是不告诉我，我就举报你去！”

　　图书馆停下脚步，转回头来：“举报啥？我的书都是正路收来的。”

　　“这本也是吗？”我从旁边的书堆里拿起一本《龙虎豹》。这本书和阎山川床底下发现的那本差不多，混在一大堆杂志里，估计是图书馆收上来以后，还没时间挑拣。

　　“这是别人打包卖给我的。”图书馆眼睛盯着封面，然后又挪开了。

　　“你说我去派出所举报你私藏淫秽书刊，警察会信谁？我可告诉你，最近可正严打呢。”

　　图书馆没想到我来这么一手，两个三角眼都快瞪成四边形了。我俩这么对峙了一分钟，他终于恨恨一跺脚：“你够狠，跟我来吧！”果然要对付这种唯利是图者，就得打其软肋。我跟着他进了屋子，屋子里同样摆满了书，四面墙有三面都是接天连地的大书架，上面乱七八糟摆放着大量书籍。

　　图书馆也不给我让座，自顾自走到书架前，摇头晃脑，指头在虚空中一排排书架点过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我问他干吗呢。他说检索。

　　我随他的目光去看，这书架上的东西可够杂的，从画报杂志到《毛主席语录》，从脏兮兮的《推背图》到民国小学课本，从商务印书馆译名著再到《芥子图画传谱》，琳琅满目。在中间有四个大书架，上面的东西以黑、黄、褐等颜色为主，没有封面，灰扑扑的。

　　“你这儿还真是什么书都有啊……”我大为感慨。

　　“书有什么稀奇，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牛逼，是因为我除了书以外，还收各种档案。”图书馆说。

　　“档案？”

　　“人们对书挺尊重，对档案却不怎么重视。一出动乱，就丢得到处都是。盛宣怀牛不牛？留了一批盛档，多贵重哇，结果现在星流云散，十不存一。我专收这类东西，你想找什么银号的账本、赫德的海关档案、张学良的电报密码本，咱这都能给你挖出来。原先这些档案没人问津，现在倒值钱了，那些研究历史的老先生们，都得过来求我。嘿嘿，钱可不少收。”

　　他一边絮叨着，一边来回检索，最后把目光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他搬来几摞书，高低摆成一个台阶，然后踏上去，伸手在书架上掏啊掏啊。忽然一阵灰尘响动，上面一叠东西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有八几年的挂历，有黑乎乎的碑拓，甚至还有两张发黄的《人民日报》。图书馆跳下台阶，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

　　这牛皮袋子是典型的机关档案袋，颜色有些发暗，估计很久没打开了。图书馆拿给我看，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几个正楷大字，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清》鉴图档馆存第一号乙备。”上面还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红戳，不过略有褪色。

　　我的心脏咚咚跳了起来，看来这是《清明上河图》鉴定组的工作档案。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呐，你看到了？”图书馆没好气地抖了抖档案袋。

　　“这里装的是什么？”

　　“你不认字啊？这是《清明上河图》在文物局留的资料备档，里面都是实物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