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然是不理会他，在他看来，这里阳光照射充足，土地又平整，盖了屋子，稍作休整还能匀出两亩地来种粮食。这两边山体环绕，又是独门独院，还落个清静。
爷爷拗不过父亲只得拿着罗盘来帮忙看风水，父亲哪里肯理睬他，只顾着自己的工程。爷爷说，我家的那间屋子大门中轴线对出去是没有字的。
据说爷爷当时拉着父亲来看他的罗盘，当时父亲认为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毫无意义，他那会儿又年轻气盛，随手一台把爷爷的罗盘便给打到了地上缺了一角，这件事直接导致了他们父子彻底翻了脸。
罗盘是道士看风水的工具，可以说是道士的饭碗。每个师父都会在临终前才会把最重要的衣钵及秘诀，传于喜爱的得力弟子门生。
我家世代为道，小门小派的没有什么值钱玩意，唯独这罗盘是从第一代祖师爷手上就传下来的。
师父传法与弟子衣钵，就证明把毕生的心血及期望与满盘托负交给了弟子，通常在江湖业界中称为将饭碗交给了弟子，希望能继承遗志及发扬光大。
如果一个道士学徒，不管是名师也好，亦或是新入道的学徒，如果没有上师之衣钵，就不具备师承之关键技术秘术，通常不具备嫡传传承资格。老夏家，前几任也还算是香火旺盛，谁都盯着那罗盘，谁有了那罗盘谁就能做夏家的家主，不然你再凭空有一身好本事也得不到认可，就如同小说里讲的掌门令牌一样。
而那些没有拜过山门，无师自通的道士用我们道门的江湖话来说叫做“瓢学”，即半路出道的先生，或自学书屋先生。
这种没有经过师承的先生，简单地断验一些阳宅风水，或阴坟风水是可以的。但是在做风水，却要小心了，因为断风水与做风水是完全不同的事。断风水的法门可以有多种，如八卦、奇门、心易法甚至是巫术等等，而做风水必须具备过硬完备风水技术，这通常只有传承，才能得到操控人生祸福、扭转乾坤之风水技能与秘术。
特别是在阴阳造葬风水中尤其要小心为是，没有过硬的阴阳风水技能万不可随意替人造葬，以免损已福损他人。阴宅风水杀人损人其祸惨烈，大至灭族，小至伤亡，不出百日即可现。
爷爷之所以被人信任，除了他一身的本事，更是仗着他几代为道的江湖正统身份。那枚罗盘与我日后所见的其它所有罗盘都不曾相似。
众所周知，罗盘由三部分组成：天池、内盘和外盘。
所谓天池就是指南针，在罗盘圆盒底面印中央有一个尖头的顶针，磁针的底面中央有一凹孔，磁针置放在顶针上。指南针有箭头的那端所指的方位是南，另一端指向北方。
天池的底面上绘有一条红线，称为海底线，在北端两侧有两个红点，使用时要使磁针的指北端与海底线重合。
而内盘就是紧邻指南针外面那个可以转动的圆盘。内盘面上印有许多同心的圆圈，一个圈就叫一层。各层划分为不同的等份，有的层格子多，有的层格子少，最少的只分成八格，格子最多的一层有三百八十四格。每个格子上印有不同的字符。
罗盘有很多种类，层数有的多，有的少，最多的有五十二层，最少的只有五层。
各派风水术都将本派的主要内容列入罗盘上，各种内容分别印刻在内盘的不同盘圈上，可以说，这玩意就是把一整个门派的精华典籍全部都浓缩上去了。
大多数的罗盘内层都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圈，通常表示圈越多的罗盘越厉害，它背后所代表的门派功底也就越深厚，有的人穷其一身精力也只解开了其中一半的罗圈，而更多的则是那些上古的前辈们留下的痕迹。
爷爷的这块罗盘首先在材质上就不同，它并不是常见的铜或者玉，而是一整块透明的类似玻璃的东西，大小不过一个巴掌。通常最少的罗盘也有五层，而爷爷的这块罗盘只有两层，上面的字迹也和普通的罗盘不同，没有那些天干地支，只有“生”和“死”两个字，可以随意向左或者右旋动，每到一个位置便会听到“咔嚓”一声，一层和外层便会形成一个组合，共计只有八种结果。
就是这么一块罗盘，被父亲一抬手给摔掉了一块拇指甲大小的缺口。爷爷生平视它如生命一般宝贵，一代传一代到了他的手里尽然给弄残了，也难怪他会和我父亲翻脸。
大概是父亲也明白这块罗盘对于爷爷的重要性，知道自己犯了错，最终是勉强低头给了爷爷一个台阶，最后老爷子叹了口气道：“千斤门，四两屋；门无神，家无主，好自为之！”
最后，在大门的中轴线上方，父亲埋了一枚铜钱，门框上还用墨斗弹了一道黑线，那条线便是爷爷用罗盘架出的线，对出去的是个空门。
所以，我家的老宅大门并不是正的，而是斜的。爷爷最终还是帮了父亲这一次，往左多偏了四十度，也就是一个位，用爷爷的话说，不要想谁来帮你，没人来害你就不错了。
自古大门都是有门神守着的，而我们家的老宅是没有门神的，因为无字，这里是个空门，神鬼皆可进，妖魔都可来！看的便是主人家的八字够不够硬，主人家的阳气能不能镇得住这宅子！
至于这间宅子后来留下了什么后患，没过多少年也就都出来了。
七岁，我开始要上学了，那时候洪村是有学堂的，但是五里铺没有，那边的孩子早上都得走上七八里山路到洪村来念书。两个村子都很小，全班加起来也就三十几个学生，那个年月读书是不要钱的，早上念的毛泽东选集，下午学点算数。
教室里的桌子都是村里的木匠自己做的，两个人一桌，和我分到一桌的是五里铺的孩子，老师点名的时候叫他“查文斌”。他个子和我相仿，听五里铺的同学说，他是捡来的，从小便受那些孩子欺负，我又是洪村出了名的淘气包，开学第一天就干掉了一个同学原本摇摇欲坠的门牙，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些怕我的。
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我背着书包去上学，到了教室后不久，查文斌捅了捅我的胳膊说：“你今天有事。”
我很奇怪，为什么说我有事，我能有什么事？
他歪着脑袋轻轻在我耳边说：“你一会儿就得和老师请假要回家，你家里有事，昨天晚上我梦到你今天要戴孝。”
那时候，我对“戴孝”这个词是不能理解的，便去问他什么是戴孝。我们两个人的交头接耳引起了老师的关注，于是我很悲催的被老师叫起来点名批评道：“你们两个上课不专心听讲，叽里咕噜的到底在搞什么？”
我发誓，小的时候的我是很老实的，于是立刻举手道：“老师，查文斌说我今天要戴孝，请问什么是‘戴孝’？”
老师一听，这俩熊孩子怎么上课讨论这种问题呢，作为共和国的花朵，不去讨论怎么做社会主义接班人，整天研究些封建迷信的事怎么成？
“查文斌，你给我站起来！”
“老师，我……”
“你什么你！你知道什么叫戴孝嘛！乱说话！”
听到对他的批评后，全班大部分的孩子都哄笑了起来，查文斌的小脸憋得通红。大概是班级里的哄笑刺激了那位老师，让他觉得课堂的纪律是因为那个叫查文斌的孩子才被破坏的，于是他冲下了讲台一把把他像小鸡仔一样给拎出了座位，拉到讲台边对他吼道：“说，你告诉大家，什么是戴孝！”
他可怜兮兮的看着我，眼泪就在眼眶子里打转，手不停地搓着衣角，而那位老师面对他的沉默则是更加生气，开始不停地摇晃着查文斌单薄的肩膀，甚至已经拿起了教鞭开始痛打他的屁股。教室里，那些看笑话的孩子已经乱成了一团，终于，查文斌熬不住了，他说了一句惊呆了所有小伙伴的话：“老师，我梦到夏忆的爷爷今天会死，等下他爸爸会来叫他，手里还拿着白麻布叫他戴上，说是让他戴孝……”
这个回答显然让那位老师抓狂了，他手中的教鞭挥舞的更加凶狠了，就在这时，教室的门被人急急忙忙的推开了，一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进来的那个人吸引住了。
我爸爸，手里拿着一块白色的布冲着老师打招呼道：“章老师，我是小忆的爸爸，他爷爷刚才过世了，我来接他回家……”
第十四章 巨变（一）
也就是因为这顿训，等我三天后再去学堂，查文斌已经退学了。原因，据说是他的养父母不给他读了，其实是马肃风，这件事被他知道后他明白这孩子已经不可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可以拥有普通的童年了。
洪村和五里铺是两个村庄，本就来往不多，所以，我和他的联系中断了很多年，等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家庭已经发生了巨变。
童年里，基本就是那样过来的，到了70年代，那一场被称为“十年动乱”的灾难已经达到了巅峰，并从大城市开始一路燃烧到了洪村那样的小村庄。红宝书和红袖章也开始在洪村普及，每天无所事事的学生青年为了响应号召开始到处批斗牛鬼蛇神，洪村总共也就百来户人家，外加四周的几个村也都陷入了那场浩劫。
我的父亲曾经当过兵，在文革的前几年我们家还算是革命家庭，我每天也会跟在那些大孩子的后面乱喊着各种口号，看到他们把那些“封建主义走资派”和“臭老九”们抓起来然后贴上各种大字报，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这样的灾难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那一年，我十五岁，中学早就听课，母亲去了外婆家，我与父亲在家中午睡。大夏天的晌午很热，才吃过中饭就听见屋外传来阵阵的口号，那群红小将们又打算去抄谁的家了。若不是父亲不允许，我也会加入他们的队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父亲说那只是在胡闹，都是一群小屁孩，懂什么革命。
“哐当”一下玻璃的破碎声把我和父亲从睡梦中惊醒，接着包子般大小的石头开始从外面像雨点一般砸了进来，父亲赶忙拿着一床被子披在我头上，我俩尚且还搞不清是什么状况就听见外面有人喊道：“打倒夏老六！把洪村最大恶棍揪出来示众！打倒夏老六，打倒宣传封建迷信的四旧毒草传人！……”
父亲一听这些话，立刻就火了，也顾不上穿衣服，只身一条红色的内裤顺手拿了把菜刀就冲了出去，他才出门就被一阵石头雨给砸了回来，只见外面站着一群手拿红宝书，肩带红袖章的红小将，领头的那个也是洪村的，叫元宝。元宝比我要大三岁，他身旁站着二十几个小年轻，是那波人的头，一个个都是恨不得要吃人的劲头。
元宝那阵子风头正旺，据说县里的革委会头子有意提拔他做个下手，他拿父亲开刀是听老一辈说我爷爷是以前是个道士，死的时候留下来过一个罗盘，而那个罗盘又恰好传给了我父亲。于是，这边成了我父亲是封建迷信四旧毒草传人的罪证，这只是其一。
其二，我父亲建的那座房子用的砖块是从原先村里最大的“豪宅”上拆下来的，有的部件诸如挑瓦和墙头都是带有飞禽走兽的，在过去，那是地主贵族家才能用得起的。于是，他们觉得可以跟我父亲再按上一条地主阶级享乐主义复辟的典型。
我父亲为人比较耿直，脾气又颇为火爆，在村里向来是有一说一，是个有些声望的人。他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骂过那些为非作歹的红小将，说他们是土匪强盗，是打着革命幌子的一群小流氓，并且不允许我与他们来往。这些事情都让元宝怀恨在心，为了彻底一次打倒我父亲，他甚至加上了一条：夏老六根本不是革命军人退伍，而是彻彻底底的逃兵，并且污蔑怀疑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
有了这三条“罪状”，在那个动乱年代基本就意味着可以朝死里整一个人，加上县里又有人给他做后盾，虽然他之前有些怵我父亲，但禁不起接二连三自己“成功”的鼓励，暴力已经完全占据了元宝的大脑，于是精心策划了三天后，他纠结了一群文革小将准备彻底抄了我的家。
“夏老六！你放心手中的武器，不要在做无谓的反抗，我们的身后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我们有着人民的力量做后盾，请你双手抱头蹲在地上接受人民对你的审判！”
我父亲岂是好惹的人？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男人，面对着子弹和刺刀都不曾退缩的男人哪会被这几个毛孩子给吓住，他随手抄起墙角边的一个酸菜坛子一个大步冲出了屋门，冲着那些人便狠狠得砸了过去，吓得那些家伙四下逃窜。
“我去你娘的，滚回去喝奶去，一群小兔崽子来这儿撒野！”
“啪”得一声，酸菜坛子在人群中间炸开了花，污水飞溅淋了他们一身好不狼狈，而父亲此刻则是双手插着腰，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插在红裤头上就立在屋子门口对他们瞪着眼。
那些个红小将们打着革命的旗号无往不利，“攻城拔寨”是缕缕得手，还从未遇到过敢反抗的，尤其是这般模样反抗的。再加上我父亲发起脾气来那副模样也的确很吓人：青筋暴出，眼珠子瞪得老大，脸黑的跟张飞似得，这些都是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才有的无畏。
面对这样的男人，几个毛头孩子自然是乱了分寸，纷纷都往元宝的后面饶，生怕自己就被盯上了。而元宝此时已是骑虎难下，这要是不冲吧回去就会颜面扫地彻底丢失自己的地位，这要是上吧，见我父亲那模样他也没胆，于是他便想了一招对着屋里喊道：
“小忆啊，现在我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向你传达一项指示，组织上认为你和你夏老六不是一路人，我们已经考察过了，你是值得信任的好同志。现在你要站出来跟夏老六划清界限，要跟我们揭发出他的罪状，只要你做到了，我保证会在批判大会上为你作证，并引荐你做我们这一片的副队长！你要认清敌我关系，不要包庇阶级敌人，夏老六今天敢和人民作对，人民就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干你大爷！”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抄起屋里的另外一个酸菜坛也冲出了屋子，朝着他们砸了过去，我的力气没有父亲的大，只是落在了他们跟前，但是效果却是一样的。
看着自己手中的红宝书被酸菜水溅的透湿，元宝突然跟打了鸡血一样大吼道：“他们敢破坏毛主席语录，这是要造反！今天一定要打倒夏家父子，一定朝彻底铲除这对危害一方的恶霸流氓，给我冲啊！”
这群红小将都是一群年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他们可不是什么善茬，也不是空手来的。手里除了红宝书之外更是带着家伙事，什么棍子，绳子之类的一应俱全，有个邻村的家伙手上还拿着把匕首。
或许是他们这一路“革命”走得太顺了，也或许是他们被带头的元宝又给点燃了那股暂时熄灭的暴力火焰，二十几个小伙挥舞着手中的家伙跟潮水一般得冲了进来。
而我的父亲和我，这对夏家父亲，一个穿着红裤衩，一个穿着黑裤衩，两个男人，光着膀子，两把菜刀硬是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只是在原地并肩站着，等着……
“噗”得一声，元宝的肩头鲜血一冒，父亲的菜刀砍到他的肩膀时自己的脑门上也结结实实挨了一棍，血跟着也流了出来。
他再凶也毕竟还是个孩子，哪里见过这阵势，当即就差点吓晕了，一阵狂叫之后也顾不上“革命”了，掉头捂着肩膀就跑。
而父亲抽回菜刀，寒光再次闪起，又是一刀砍翻了冲上来的一人。接着，我只看到那些平日里走路都习惯横着的红小将们纷纷丢下手中的棍棒，互相搀扶着撒着脚丫子朝着大门口狂奔，一顿鬼哭狼嚎，而我则和我父亲各自拿着菜刀赤脚在后面狂追……
一直追出去两三里地，浑身是血的父亲手握菜刀站在村口，来看热闹的人把我们父子俩围了里三圈，外三圈，那些孩子已经开始吓得瑟瑟发抖了，但嘴巴依旧还不饶人。
“夏老六，你给我等着！”这是元宝说的最后一句话，父亲挥刀还要砍被几个人给拦住了，村里的人对那些红小将们喊道：“还不跑，在这等死嘛！”那群孩子见状终于有人出手阻拦了，趁着这个机会一溜烟的边跑边骂出了洪村，想必是出去找救兵了。
第十五章 巨变（二）
傍晚的时候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成排的民兵端着枪乌压压的站在我家院子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样的阵势，元宝的肩膀上绑着白绷带，他被叫出了队伍指认。
有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张文件，宣读之后就要抓人，抓我们父子俩人。这些人据说都是县里来的，那个领头的就是我们当地革委会的头头，父亲这回没有反抗，他的选择是明智的，那个年代，随便给你按个名头或许我们就被当场毙了。
几个端着枪的人上来就是一枪托砸倒了父亲，倒地的时候，我看见他头上的血“汩汩”得冒着，但是他的眼睛却死死地瞪着那个人。
一群又一群的人冲进了我家的屋子，接着便是各种被砸烂的声音传出，我的家就这样被抄了。当晚，父亲被他们带去了县里，我因为年纪还小，在场的村里乡亲也在一旁求情，只是被带去了公办所接受思想教育，等到后半夜回到家的时候，那座宅子已经成了废墟。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把火，我的家被烧的一干二净，留给我的只是阵阵青烟。
第二天听说我母亲也被带走了，是从外婆家直接抓的人，又过了几天，我被人送去了县里，听说是要把我们一群家庭背景有问题的孩子送到农村里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根本就是个笑话，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但是你去跟谁说这个理呢？
在县城火车站的候车室，我遇到了很多跟我情况一样的人，我们各自背着行囊，静静的等待被发往陌生的地方。在火车站，我好像见到了一个熟人，很面熟，但是我却叫不出他的名字，那个人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干瘦的身材，苍白的脸颊，一个人蜷缩在墙角。特很容易就被一眼认出，因为他的手臂上带着“孝”，都是一群十几岁的半大孩子，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去何方。
看管我们的人按照名单点好后分了组，听到名字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原来是他：查文斌！
领头的人不许我们讲话，他对我看了一眼，我想他已经认出了我，那个儿时曾经和他一起念过书的同学。我对他笑了笑，他只是微微动了动嘴角，很幸运，我和他分到了同一个组，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却是一个从未听过的名字：野人屯。
我们被各自的人领上了绿皮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我和他，还有十几个孩子被分在了同一截车厢，火车沿着铁轨一路向北，途径站点的时候都会陆续上来人，这些人都和我们一样，他们的父母或多或少在那场运动里受到了浩劫，而他们的子女则被要求隔离送去远方。
途径上海的时候，车上来了两男三女，其中一个女孩子长得特别白，她的眼睛大的能出水，梳着很流行的齐刘海，短耳发，脚上穿着一双当时几乎罕见的皮鞋。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用方言交流和其他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些人似乎都刻意避开着那个女孩不和她交流，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柔弱，整天眼睛里都沾了泪水。
火车拉着我们一路向北，过了黄河以后不断有人下车又有人上车，我也不知道究竟这是到了哪里了，只晓得外面的空气越来越冷，窗外原本绿色的土地也逐渐由黄色代替。
已经过去五天五夜了，车厢里还剩下最后四个人：我、查文斌、那个女孩还有一个胖子。连负责看押我们的那个人都在前一站下去了，而我们依旧不知道要去何方。
车厢里一片死寂，因为有要求不准我们互相说话，所以这一路上除了呼噜声和喘气声陪伴我们的就只有铁路的“况且、况且”。我们的口粮都是自己准备的，临出发前，我的婶婶给我准备了不少饭团，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就用粳米加一点糯米混合起来做饭团，里面包着的是咸菜。糯米不容易消化，这玩意吃一个能顶半天，过去日本人打仗随身的军粮也是这么做的。查文斌的口粮是黑乎乎的馒头，不过早在一天前我就看见他把最后一个馒头也吃了，而那个女孩则自从上火车后就什么都没吃过。
又是一站到了，我们四个人里的那个胖子也下了车，临走前，他和我们打了个招呼互相道了声保重，这是我们彼此第一次发出声音。
我发誓，我真的听到了有人肚子里传出“咕噜”得声音，那声音已经快比火车的声音更大了。低下头翻了翻自己的包，还有两个饭团，这一路我不知道要走多远，每天尽量只吃一个，外面的夜已经漆黑了，我对着角落里的那个人轻轻喊道：“查文斌，你还认得我嘛？”
“不认得。”他的回答很干脆，声音很也很轻，听上去虚弱极了。
我沿着车厢慢慢靠了过去小声道：“我是夏忆啊，洪村的，小时候我们同过班啊，你不记得我了？”
“夏忆？”我能听出他声音里有些颤抖，他接着说道：“一早觉得是你，但是我不敢乱认，怕连累人。”
我回头看了一眼，确定车厢里只有三个人，便过去和他坐在一起，要知道，在这种地方遇到认识的人是何等的激动，就像是两个落水的孩子同时抓住了彼此的身体：那就是唯一的依靠。
“太好了，先前听他们念名字，咱俩是分在同一个地方，又是老乡又是同学，这下可不怕了。”我一下子就高兴了起来，然后拿出一个饭团对他说道：“我见你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拿着！”
他接过饭团想往嘴里送却突然停下来了，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对着墙角努努嘴道：“那个女孩子好像好几天没吃了，你给她吧，我还不饿。”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多年不见，还学会英雄救美了，我调转了个头对他说道：“你吃吧，我这还有，有我在，饿不着她。”
那女孩一路就坐在我的对面，她始终把头埋在双腿中间，自从上车起我就没见她抬起头过。走到那女孩身边，我蹲在她的面前道：“喂，醒醒，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孩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看见她的眼眶红红的，她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又把头低了下去。
真是个有意思的人，我拿出最后那个饭团放在她的面前说道：“我叫夏忆，他叫查文斌，我们俩是同学，不是什么坏人，这个饭团是给你的。”
我蹲在她面前足足有两分钟，她丝毫没有抬头的意思，我也觉得无趣便把饭团放下朝着查文斌那走了过去。
查文斌问我道：“她不吃？”
“你管她呢，好心当成驴肝肺，她不吃我们吃！”说着，我故意从查文斌那掰下一小块饭团塞进嘴里然后大声道：“啊，真的好香啊，来文斌，我们一起吃！”
糯米特有的黏性让饭团嚼在嘴里发出“咂吧、咂吧”得声音，人在饿极了的时候哪里还能抵抗这样的诱惑，再说，她不过也就是和我同年的少女罢了。很快，她就抬起头了，然后她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她；再然后，她拿起了那个饭团吃了一口对着我们笑，我们也对着她笑，就这样，三个年轻人在那个苦难的岁月里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她叫袁小白，上海人，祖上出过官，曾祖父是清朝的内阁学士，官拜从二品，书香门第。父亲留过洋，回国后在上海经商，经营香料和布匹，最大的爱好便是收藏，在上海原本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