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弘历会受到老皇帝的喜爱，胤禛有充分的自信。因为这个孩子自幼聪颖异常。

　　特别是，他少年老成，十分懂事，很善于与人相处。雍正充分相信他会成为老皇帝和自己之间的一个良好沟通渠道。

　　事情的发展甚至超过了雍亲王的期望。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秋两季五个多月里，避暑山庄中祖孙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形影不离。康熙批阅奏章的时候，小弘历就在旁边磨墨写字。老皇帝时常站起来，走到孙子身边，手把手教他写。吃饭的时候，祖孙俩坐在一桌，爷爷不断地给孙子夹菜。甚至接见大臣讨论军国大事，康熙也特批弘历可以留在身边。弘历此时总是懂事地“屏息而侍”，大气都不敢出。乖巧的孙子给康熙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巨大的欢乐，短短半年之中，祖孙俩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夏天的一个中午，康熙泛舟避暑山庄湖上，弘历正在山上玩耍。远远望见御舟驶来，就满心欢喜地跑下山来。老皇帝见了，生怕孙子跌倒，急忙跑到船头，朝弘历大喊：“慢点跑，别摔了！”祖父焦急的声音深深印在弘历的脑海里，60年后还在御制诗《晴碧亭忆旧》中提及此事。

　　在这半年之中，弘历的体育天分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才12岁，但是他反应之敏捷，举止之精确，非常人可比。康熙亲自教弘历射箭，弘历也真争气，首次习射就连中五矢，康熙喜出望外，赐给他一件黄马褂。“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喜”。（乾隆《避暑山庄纪恩堂记》）

　　弘历初次练习用火枪，教师把一只羊捆在百步之外，他初次试射，就“一发毙羊”。康熙十分高兴。

　　八月之初，秋高马肥，康熙带着弘历，开始行围打猎。在围场，康熙用火枪击中一熊，大熊倒地良久，毫无动静。康熙以为熊已经毫无威胁，遂命弘历上前补射一箭，以让这个孩子博得“初围获熊”的美名。弘历上马之后，不知为何，迟迟不动。康熙心中有些不高兴，这个孩子一直胆子很大，今天见到熊之后怎么害怕起来？康熙在马上高喊：“弘历，怎么不进？”

　　弘历这才像醒过神来，催马欲进。不料此时那倒地的大熊忽然一个翻身，直立起来，嘴里发出一声怒吼，直奔弘历的坐骑而来。众人刹那间都惊呆了，只有康熙反应及时，举枪便射，子弹从熊耳射入，大熊如同半堵墙一样应声仆地，彻底死去。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

　　这件事给康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似乎冥冥中有天意，保佑这个不同寻常的孙子。晚上回到帐中，他对随驾的和妃说：“弘历这孩子的命真是贵重！如果他早一点催马过去，熊起马惊，不知道会出多大的事啊！这孩子将来福气比我还大啊！”（《啸亭杂录》）

　　这次行围之后，皇帝特意去了四阿哥的热河赐园狮子园，指名要看看乾隆的生母。不知何故的钮祜禄氏跪在皇帝面前，心中充满疑惑。老皇帝命她抬起头来，细细观看，足足看了半分钟之久，边看边说：“果是有福之人，有福之人！”（《清高宗实录》）

　　在这次晋见公公之前，钮祜禄氏从来没有引人注目过。生了这个孩子也没能帮助她完全扭转命运。直到雍正登上皇位前的十多年时间，她仍然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格格”，即满语中的“小姐”。

　　然而康熙却发现了这个媳妇的“异相”，这个普普通通的格格，日后确实如康熙所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太后之一，长寿而且境遇顺遂，享尽尊荣富贵。康熙皇帝的相面功夫，确实有独到之处。

　　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非常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上这些素质主要都是得自父系。

　　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是支撑这些精神因素的强大身体基础。乾隆皇帝体格之健壮，寿元之高厚，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绝无仅有。在乾隆以前，五位皇帝平均寿命为54岁，而乾隆活到89岁，比其祖先的平均年龄高35岁。在兄弟当中，乾隆也最为长寿，其他兄弟最长寿者也不过60岁，独乾隆皇帝一枝独秀，这不能不说与其母的遗传因素有关。

　　出身平民家庭的钮祜禄氏身上完整地保存了满洲人在白山黑水中陶铸起来的强壮和“皮实”。传世的清宫《慈宁燕喜图》中有老年钮祜禄氏的画像，画面上的老太太方面大耳，心宽体胖。与那些出生富贵人家的后妃比起来，钮祜禄氏身体强健，生性好玩好动。乾隆皇帝登基后，每次出巡，都要带老太太一起走：老太太生前赶上的四次南巡，她一次也没落下。老太太一生曾经三游五台，三登泰山，还到过嵩山。至于避暑山庄，那更是去了无数次。老太太去世前一年，以85岁高龄，仍然跟着乾隆登上了泰山，步履甚健。

　　庄练先生说：“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不可能有十分强健的身体……乾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乾隆得天独厚之处，就在这里。”（《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雍正弓马平常，中年后经常闹病。而乾隆天生擅长运动，敏捷性和平衡性极佳，各种兵器，上手很快，武功骑射，在清代诸帝中首屈一指。他终生好动，不乐安居，四处巡游，以至有马上皇帝之称。活到89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掌握大权64年，天天处理奏章，日理万机，很少感觉疲倦。这都是得自母亲一系的遗传。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从避暑山庄回京后两个月，猝然崩逝于畅春园。

　　《清高宗实录》卷一说：乾隆继承皇位是“圣祖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世宗垂裕谷诒，周注于后”。乾隆也说，康熙当时之所以叫出他的生母来相相面，也是因为起了托付之意，“即今仰窥皇祖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因欲豫观圣母福相也”。（《乾隆御制诗初集》）

　　这个说法也许有所夸大，不过在传位于胤禛的决定中，弘历肯定起了作用。对于这个儿子，雍正心底有一种特殊的感念之情。

　　当年十二月，朝鲜国大臣金演在与清王朝的外事交往中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知其不能起，召来阁老马齐，对他说：“我的第四子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乃以为君臣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训诫胤禛。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对胤禛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赐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言讫而逝。（《朝鲜李朝实录》）

　　有人说这个记载不尽可靠。不过，已经远传到朝鲜，可见这个传闻传播之广，也可见在雍正刚刚继位之际，未来乾隆皇帝的大名以及其与祖父的特殊关系就已经广为全国所知。从雍正登基之时，弘历就成为太子的第一人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一，雍正皇帝即位后首次前往天坛，举行祈谷大典。还宫后，雍正把弘历召到养心殿，赐给他一块肉，让他吃掉，此外没再说一句话。弘历默默吃掉这块肉，味道十分鲜美，不过分辨不出是什么肉。乖巧的他吃完肉后，也没有多说话，就退了出来。不过此事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不论什么事，父亲对他和弟弟弘昼都是同等对待。而这次只独独召见他一人，并且是在刚刚从天坛回来之后，显然是有深意的。从那时起，聪明的弘历就已经知道自己被父亲默定为太子了。（《乾隆御制诗五集》）

　　二 毫无心理准备的接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特殊体质的遗传，清代帝王之死大多干脆利落，很少有拖泥带水缠绵病榻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这四代皇帝，死前都没有什么征兆。从“偶染微恙”到撒手人寰，短则三天，长不过一周。因此，嗣皇帝的诏书中往往有“忽遭大故”“闻之惊恸”之语。

　　不过，雍正的死相比其他人，还是更为突然了些。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左右，大学士张廷玉刚刚就寝，突然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

　　圆明园的太监前来传旨，召他火速入宫。

　　张廷玉一边向圆明园“疾趋”，一边心中惶惶不安。白天刚刚见过皇帝，怎么这么晚又宣召？

　　从西南门进入圆明园来到寝宫，他惊讶地看到，雍正皇帝躺在大床上，已经两目紧闭，呼吸微弱，不认识人了。

　　张廷玉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惊骇欲绝”。雍正今年不过58岁，年龄并不算老。前两天，也就是八月二十日，皇帝身体确实有些不爽快，不过仍然办事如常。虽然二十二日，病情加重了些，但仍然能接见大臣，处理政务，何以这么快就陷入弥留状态？

　　太医进药无效，拖到二十三日子时，在大家的惶惶无措中，雍正去世了。（《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

　　对于雍正的去世，后人产生了种种推测，其中最荒诞不经的说法当然是吕四娘飞剑取首级。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药所致。

　　作为清代帝王中最有个性的一个，雍正的为人行事多有离经叛道之处。他精研佛法又迷信方术，对道教的丹药理论十分感兴趣，平时爱吃丹药“即济丹”，还经常把它赐给自己的亲信大臣。他在后宫之中养了几位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雍正提炼能令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的“仙丹”。（《雍正传》）虽然正史不敢记载，但考究诸多种史料档案，原本没有致命大病的他，应该确系病急乱投医，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提前离开了人世。最有力的证据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嗣皇帝就将宫中那些炼丹的道士全部扫地出门。（《清高宗实录》）

　　雍正去世如此仓促，以至于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诏。谁都知道在此情况下，最重要的事当然是确定新君。弘历和弘昼此时忙于大声哭号，宣布谁是新君这件事必须由大臣们来完成。

　　为了避免康熙晚年的悲剧，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之制。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他就亲书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群龙无首之际，还是德高望重的张廷玉先镇定下来。作为雍正帝的亲信，他知道雍正秘密立储的全过程。在年谱中，他回忆说：“我和鄂尔泰对聚集在寝宫的王公大臣们说：‘大行皇帝生前写有传位密诏，曾让我们二人看过。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要找到密诏。’大家说是。于是命令总管太监去找。总管太监说：‘这件事皇上没有和我们说过，不知道密诏藏在哪儿。’我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的文件，应该也不会多。你就找外面用黄纸封着，背后写一个“封”字的小盒，应该就是。’”（《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

　　一小会儿，太监把密诏找到了。王公大臣们共同捧到灯下宣读。

　　雍正的遗诏原文如下：

　　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收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后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清世宗实录》）

　　张廷玉在《年谱》中回忆说：“新皇帝乾隆听到是自己继承大位后，立刻伏地大哭良久，王公大臣再三劝解，新皇帝仍不起来。”

　　弘历的痛哭是真情实意，痛快淋漓。虽然早就猜到自己将是大清帝国的继承人，但对父亲的死他确实毫无准备。他早已作好40岁甚至50岁继位的心理准备，因为看起来他的储君生涯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耐力竞赛。没想到父亲的寿命比祖父短了11年，去世时年仅58岁，使自己得以在25岁的盛年位登大宝。

　　弘历不能不为自己的幸运庆幸。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在帝位交接那一刻，曾经出现过多少云谲波诡，明枪暗箭。大清开国以来，5位皇帝登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每一代都是剑拔弩张，甚至腥风血雨。只有自己的继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命运对自己实在是太慷慨了。

　　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弘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大行皇帝的丧事进行得迅速而周到。

　　《清高宗实录》记载，新君对于丧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十分尽力，十分到位，十分令人感动：大殓之际，他“痛哭失声，擗踊无数”，就是说无数次挣扎跳跃，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从头一天夜半到第二天日暮，皇上哀恸深切，哭不停声，一整天水浆不进，群臣伏地环跪，恳请皇上节哀，皇上悲不自胜，左右都感动哭泣，弗敢仰视”。

　　按礼制要求，大行皇帝（刚刚死去的皇帝）皇舆回紫禁城时，嗣皇帝应该在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皇舆回宫。大臣们当然不能同意这有违成例的做法，为此弘历宣谕大臣说：“若在乾清门内迎接，心实不忍，王大臣等不必固请，俾得稍尽此心。”（《清高宗实录》）

　　《清高宗实录》记载，在护送大行皇帝皇舆回宫的一路之上，弘历“哭不停声”。进入乾清门前一刻，他又传谕，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由乾清门入，而要由内右门入，以示对刚刚死去的老皇帝的尊重。其他任何一个孝子也不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到位了。

　　三 转变帝国的航向

　　尽管对“孝子”的角色表演尽心尽力，乾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从很小的时候起，乾隆就对这个严厉苛刻的父亲绝少亲近之感。在乾隆漫长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康熙。对共同生活了25年的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尔提到，也口气平淡。

　　康熙和雍正气质性格迥然不同。祖父康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以“人情味浓”闻名。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小弘历从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而对自己的父亲，他感受更多的是恐惧。因为父亲雍正的个性与祖父几乎截然相反。

　　经常有人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历史通常不很公正。许多历史人物，仅仅因为其个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恶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雍正统治的13年，是大清王朝发展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段。康熙晚年诸事宽纵，且为太子之事耗尽心血，国家政务几近废弛，腐败贪污蔓延，乱象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位之君是一个性格软弱之人，大清必然迅速堕入乱世。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的先例。幸运的是，康熙选择了雍正。出于对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也基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刚介个性，雍正向他反感的种种现象举起了屠刀，解决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层的一些问题。

　　历史上没有哪位皇帝像雍正一样委屈：他为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拼命工作13年，结果换来的却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反感。虽然为了政治需要，雍正也会压抑自己的本性，对某些心腹大臣们极表亲热关怀，然而他生硬做作的表演很难真的打动人。终雍正一朝，虽然大臣们对他唯命是从，却很少有人从内心里爱戴这个“喜怒不定”的主子。

　　引起大家反感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第二，他继位之后对自己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残忍，让所有人触目惊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为政过于严猛。凡事过犹不及，虽然他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巩固了大清王朝的基础，却也得罪了几乎社会的所有阶层：他对官员们过于严厉，在反贪过程中，对所有贪污侵占行为都不宽容，动不动就抄家罚银，使无数官员倾家荡产，获得了“抄家皇帝”的恶名。他对老百姓同样严厉，相信严刑峻法是改善社会治安的最佳途径，宣称“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大义觉迷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大清天下狱案四起，酷刑滥施，轻罪时被重治，冤枉入狱之人也为数不少。他为政刚猛，一往无前，屡有兴革。有些改革，比如养廉银制度，效果良好。也有一些兴革措施在执行中走了样，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深肖父亲的儿子往往对自己的父亲深恶痛绝。青少年时代的乾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深处与父亲的共同点，他只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深刻反感。在懂事之后，弘历一直在为父亲惋惜，惋惜他吃力不讨好，不会做人。他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亲这样偏执愚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神奇的八字，乾隆皇帝一生的运势确实极佳。他不但在最佳年龄登上了帝位，而且所继承的基业又令所有皇帝羡慕：经过康熙和雍正73年的治理，大清天下国泰民安，一派升平之象。正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内无起义和灾荒，外无战争和威胁，乾隆的帝位，可谓磐石之安。

　　历史留给乾隆的任务，就是“继父祖之余烈”，把大清盛世推上最高点。

　　他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雄心。

　　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当中，是最完整、最系统、最严格的。雍正对皇子们的教育抓得很紧，从6岁到25岁，弘历在书房中整整度过了19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他天资聪颖，与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却处处胜过弟弟。每次背书，他都过目不忘，弟弟却迟迟背不下来，先生不得不给他多加功课。他读书非常勤奋。“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乐善堂全集》）学生时代，他写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阅这些文章，我们发现学生时代的乾隆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儒家信徒，对未来的设计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眼中，一个完美的君主，应该是用“仁义”来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强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说：“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败。”（《乐善堂全集》）

　　在一篇名为《宽则得众论》的文章中，他鲜明地表达了与父亲相异的政治倾向：“如果能宽以待人，宽容他人的小过，成就自己的大德，那么人人都感其恩德，心悦诚服。如若不然，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然为政勤奋，如秦始皇那样每天批阅无数奏折，像隋文帝那样亲自替百官治事，又有什么用处？”

　　在学生时代，他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所不足。令他真正钦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

　　虽然“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乾隆却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唱起了反调。

　　就在雍正驾崩后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了皇宫。乾隆发布谕旨说：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

　　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谕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见乾隆对雍正信用术士这种背离传统帝王之道行为的鄙夷与反感。雍正时期，大肆崇佛尚道，他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法会，自称“释主”，法号“破尘居士”。他请和尚文觉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的事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介入宗教学术斗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两教人数众多，未免泥沙俱下。

　　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对异端之教不感兴趣，对父亲崇佛信道更是腹诽不已。借驱赶道士的契机，乾隆宣布，今后出家，必须由官方给予度牒，以此来控制僧尼数量的过度增长。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什么嘉禾、瑞茧、蓍草、灵芝、麒麟、凤鸟、甘露、五星连珠、黄河清、卿云现，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敬诚所感，仁者所孚”，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篡位说的一种变相回应。（《清世宗实录》）

　　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并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也毫无用处。他还告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清高宗实录》）

　　雍正生时，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的局面，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

　　当然，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也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后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确实过于残忍，处理方式确实过于骇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内被监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远囚禁。其他宗室被杀、被关、被流放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仅是雍正的耻辱，也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耻辱，甚至是整个大清王朝的耻辱。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13年来，虽然无人敢对此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为了理顺政治高端的关系，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

　　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

　　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孽由自作，万无可矜，而其子若孙实圣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则将来子孙，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确议具奏。（《清高宗实录》）

　　意思是说，允禩、允禟等人，虽然孽由自作，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如果继续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之所以当初开除他们的宗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请，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请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

　　允禩、允禟，即雍正当日所称的“阿其那”“塞思黑”。这道谕旨一下，分明是要给雍正的这些政敌平反，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建议皇帝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几乎所有因为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重见了天日。皇帝下令，给“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就连最重要的案犯，父亲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前十四阿哥允禵，也被放了出来，并且赐给公爵，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以让他安养晚年。据朝鲜史料记载，乾隆还想把允禵被囚13年的俸禄一一给还，因允禵坚辞不受而作罢。（《朝鲜李朝实录》）

　　这一重大举动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宽仁”确实如春风一样，让他们重获新生。

　　下一个举动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温文尔雅，与老皇帝明显不同。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皇帝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对他们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

　　新皇帝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

　　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罢黜一批旧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对他们称呼“先生”“卿”而不名，并且动不动就施恩赏赐，“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毕竟是一个新手，在很多问题上缺乏经验。他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给予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大，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已经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管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2100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13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宽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经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春风拂面，情怀畅怡。《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捐纳，重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乾隆皇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全国臣民对乾隆的印象极佳，认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点柔弱的贤君。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姑无忧。”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权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

　　一 政治改革的牺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个字的评价应验得很快。在康熙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就因为雍正即位而被封为熹妃，后来又晋为熹贵妃。乾隆即位之后，她又成了太后，尊号为“孝圣宪皇后”。

　　更令她感觉有福气的是儿子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对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登基之后，国务繁忙，他仍坚持像以前那样“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乾隆帝及其时代》）

　　刚刚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时生活中十分注意节俭，甚至拒绝臣子过年过节给自己进献贡品。但每一次母亲过生日，他都大操大办，绝不心疼钱。特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岁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寿时的做法，在太后由圆明园返回宫中那天，组织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路边“瞻仰跪接”，一天下来，仅赏赐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银子十万两、绸缎七万多匹。至于六十大寿及以后的整生日，为了讨太后的欢心，乾隆更是花钱如流水，极尽铺张之能事。（《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