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段记载说，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称帝，对陆逊的信任达到顶峰。当年九月，孙权本人回到下游的建业（今江苏省苏州市），把太子孙登和诸位皇子、朝廷的政务机构尚书台，都留在武昌，由陆逊在此“辅太子，董督军国”。所谓“董督”，即主管监督之意。后世的董事会、董事长、张董李董，就由此而来。“董督军国”，就是主管监督军务和国务，军务政务一肩挑。
陆逊在武昌一心为公，鞠躬尽瘁。比如，皇子孙虑迷恋当时南方流行的斗鸭，陆逊严肃批评，规劝孙虑把精力用在读书进步上。孙权想派军队到夷洲，即后世的台湾，去掠取人口，陆逊进谏说，只要在江东减轻租税，休养生息，人口自然就会繁衍起来，足够国家使用，冒着远洋风波到夷洲掠取人口，会得不偿失。
君臣关系出现裂痕，是从辽东事件开始的。
现今辽东半岛一带，当时属于幽州的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省辽阳市），长期由当地大族公孙氏控制。孙权称帝时，辽东掌权者是公孙渊，拥兵数万，割据称雄。为了抵抗西面的曹魏，公孙渊就想在外部找靠山。《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记载，孙权嘉禾元年（232）十月，公孙渊派特使到建业，献上表章，归顺称臣。高兴过了头的孙权，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而且要派高级官员带领一支万人船队，到辽东去给公孙渊授爵加冕。对于这一荒唐决定，“举朝大臣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在向孙权劝谏的大臣中，自然少不了一心为公的首席重臣陆逊。但是孙权头脑发热，依然一意孤行。使团到达辽东，公孙渊却砍下使臣的头颅，去向曹魏献功，万人船队只剩下残兵败将逃回江东。这等于是不远千里，给公孙渊送了两颗邀功的脑袋。孙权恼羞成怒，要亲率大军前去报仇。孙吴群臣再次纷纷劝阻，其中，陆逊的地位最高，劝阻也最坚决。《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记载他的话说：“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此臣之所惑也。”孙权稍微冷静之后，也顺势下台，没有出兵。
辽东事件，给孙权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脸面是君主的生命，丢了脸面就等于丧失了尊严，丧失尊严又会削弱权力，权力削弱位置就坐不稳。孙权决心采取手段，挽回脸面和尊严。可是他采取的手段却出人意料，不是积极改正错误，收复人心，而是搞特务政治，想方设法监视、压制臣子。他的逻辑大概是：我犯大错误丢了脸面，难道你们就一贯正确吗？我只要挑出你们的错，就说明我依然比你们正确，比你们英明，脸面不就捞回来了吗？作为孙吴众臣中威望卓著、实权在握的领袖人物之一，陆逊在这场打击中自然首当其冲。
于是，主要针对陆逊的打击就发生了。这是什么样的打击呢？
这场打击叫做“中书校事”。“中书”即“中书典校郎”的简称，是孙权特别设置的一种官员。至于“校事”，即审查监督军政事务。孙权从宫廷侍从人员中，选了吕壹、秦博两人，担任上述职务。他们官位不高，实权却极大，大到有权检查朝廷任何军政机构的公务文书，有权监视举报任何一位大臣。说白了，就是孙权放出来的两个特务。
其实，设置校事官监视群臣的发明权属于曹操，史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这见于《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曹操素来以权术驾驭臣下，他设校事不足为奇。孙权以往一直对杰出大臣十分尊重和信任，如今却邯郸学步仿效曹操，这样的变脸表演就未免令人惊讶了。
吕壹和秦博开始校事后，孙吴的大臣马上就领教到了他们的厉害。《三国志》卷五十二《顾雍传》中形容是：“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他们举报罪过纠察奸邪，细微小事也要上报；再加上想方设法上纲上线，把无罪定为有罪，小罪定为大罪，诋毁攻击大臣，排斥陷害无辜。
哪些大臣是重点攻击对象？《三国志》卷五十二《步骘传》列出三位：“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丞相顾雍，与陆逊一样出自江东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名门望族。他为人谦和，办事谨慎。太常卿潘濬，字承明，武陵郡汉寿县（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人氏，是荆州的名流，协助陆逊镇守武昌。这两位都是文臣，实际上是陪衬，真正的重点是威信最高而权力最重的陆逊。
吕壹嚣张跋扈，西面查武昌，东面查建业，把大臣经办的公务文件查了个底儿朝天。而孙权也根据他莫须有的检查报告，连续向陆逊、顾雍等朝廷大臣责备追问。弄得陆逊和潘濬，一谈到彼此的遭遇就忍不住涕泪横流。经过这一番大折腾，孙权觉得把朝廷风头人物的脸面和尊严统统扫了下去，自己重新站在权威制高点上，也就挽回了脸面和尊严。目的既然达到，就以假公济私的罪名，将吕壹处死，中书校事制度就此停止。
中书校事制度停止了，陆逊在政治上遭受的打击却没有停止。事实上，中书校事只是一场更大打击的前奏。
原来，君臣之间已经存在的老矛盾，再加上孙权家庭争端引发的新矛盾，两者紧紧纠结在一起，又酿成了另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使陆逊遭到更为沉重和严酷的政治打击。
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史书称为“二宫构争”。具体而言，就是分别居住在各自宫廷中的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为了取得继承人位置而引发的政坛斗争。斗争为何会发生呢？玄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儒家经典《礼记》的《大学篇》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套修齐治平的理论，儒家一直提倡。然而即便是文治武功相当辉煌的英主，在齐家方面，特别是在挑选继承人上，成功者也很少。秦始皇能一统天下，却不能防止少子胡亥算计大哥扶苏。汉武帝雄材大略，却把自己的太子刘据，逼得逃亡民间上吊自杀。为何他们不能和睦一个小家？根本原因是本人在修身上很差劲，好色。好色则多妻，多妻就多子，儿子多，继承人只能有一个，当然争得头破血流。如果君主本人再不讲原则和规矩，偏听偏信，那就更热闹了。
就三国而论，确立继承人最为平静顺利的是刘备。他的妃嫔和儿子原本就不多，又有诸葛亮兼任太子师傅，所以正气伸张。曹操在曹丕、曹植两兄弟中犹豫不决，但总算没有闹出大乱子，属于次一等。唯有孙权，妃嫔子嗣既多，本人又不讲原则，结果夺位斗争从宫廷蔓延到大臣，搞得政局动荡难以收拾，属于最糟糕者。而孙权也因此从中青年的英明君主，变成了老年的昏聩皇帝。
陆逊很幸运，赶上了孙权前半生的英明，得以充分施展军事天才；他又很不幸，赶上了孙权后半生的昏聩。赤乌七年（244）正月，他被任命为丞相，结果才当了一年，就在“二宫构争”之中，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人生。这场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呢？
孙权共有七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覇、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七个儿子大多不同母，关系已经生分。加之孙权称王称帝以后，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首尾三十载，竟然没有从健在的配偶中正式立过一位皇后。妃嫔之间没有嫡庶之分，儿子之间也就没有尊卑之别，这就更加助长了他们夺位的野心。
赤乌四年（241）五月，皇太子孙登病死。此时，次子孙虑早死，孙权封三子孙和为太子，四子孙覇为鲁王。孙和成为太子后，孙权却不立其生母王氏为皇后，而且对孙和与孙覇的待遇完全相同，毫无区别，《三国志》卷五十九《孙霸传》记载是“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这样一来，孙覇就起了夺取太子位置之心，这时还有一个人来帮忙，就是孙权的大女儿孙鲁班。孙鲁班为步夫人所生，工于算计。她见孙和之母王夫人受宠，对自己生身母亲步夫人不利，就与孙霸联合起来，对付孙和母子。
不久孙权重病，指示太子孙和到神庙中去求神赐福。孙和去了神庙，又顺便到附近妃子张氏的叔父张休家，探望一番。回转皇宫，孙和就受到孙权的怒骂。原来，他一出宫，孙鲁班就派人跟踪，并且赶在前头向孙权打小报告，说是弟弟为父亲求神赐福不上心，只顾同张家商量自己的私事，又说王夫人这段时间对父亲生病不仅不忧虑，反而很高兴。孙权听了大怒，心想你们母子俩都巴不得我早死啊！所以才大骂孙和，又痛责王夫人一番。王夫人又气又怕，随即自杀身亡。
王夫人一死，孙和便孤单了，孙覇乘机发动攻势，两兄弟的矛盾迅速激化。孙权并不明确表示自己的倾向性，只是命令两人在各自的宫中好生读书，彼此不准往来。孙权的处置办法，不仅没有消除两兄弟的矛盾，反而造成了矛盾范围的扩大。外面的朝廷大臣，很快分成对立的两派。据《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裴松之注引殷基《通语》记载，当时的情景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支持太子孙和的领军人物，就是仍然留守武昌的丞相陆逊。陆逊为何支持孙和呢？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出自公心坚持原则。孙和年龄居长，并无大过，按照继承人选的规矩，本来就符合条件。加之既然已经正式立为太子，就不宜随便废黜，形同儿戏。其次也与其切身利益有关。原来，孙和嫡妃张氏的妹妹，就是陆逊儿子陆抗的妻子。两姐妹的爷爷，是孙吴的元老张昭。太子派中另外两名骨干人物，是太常卿顾谭、骠骑将军朱据。顾谭是已故丞相顾雍之孙，也是陆逊的外甥，所以跟随舅父拥护太子。朱据的夫人，是孙权的小女儿孙鲁育。孙鲁育比较正派，看不惯姐姐孙鲁班对三弟孙和使坏，就同丈夫一起声援孙和。
拥护鲁王孙覇的为首者，是骠骑将军步骘。步骘与大公主孙鲁班的母亲步夫人同宗，他看到孙权对功高望重的陆逊心存不满，孙权又有改立孙覇为太子之意，觉得拥护孙覇有利可图。大司马全琮，正是大公主孙鲁班的丈夫。在步骘和全琮的带领下，形成了与太子派勉强相当的鲁王派。
以上两派当中，最后遭到孙权残酷打击的，反而是在道义上占据上风的太子派。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恶果，与太子派骨干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直接相关。这是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呢？“三国探客”告诉你。
这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多多少少都和“中书校事”那次政治事件有关。丞相陆逊，是当时实际上的头号重点监视对象。骠骑将军朱据，也是当时的监视对象之一。太常卿顾谭，则是另一重点监视对象顾雍的嫡孙。
这一特点非常微妙，必然要引起孙权的高度警觉：你们这些人现今拉帮结派聚在一起，分明是旧恨未消有所图谋；现今虽然打着拥护太子的旗号，实际上是企图在今后把他当成傀儡来支配，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旦孙权把问题上纲上线到君臣权力之争的高度，再和过去的政治恩怨纠结起来，事情就很严重了。六十四岁老年人的疑忌心理，更如火上浇油。他决定把继承人的选择暂且放在一旁，先把太子派中的危险人物收拾了再说。
此时此刻的孙权，敢于向陆逊等人施行严厉打击，是因为力量的对比变化，对他很有利。中书校事时，几乎所有的臣僚都对校事不满，陆逊和顾雍又分掌将相大权，孙权不得不做出让步。而今，朝臣分为对立的两派，他再实施打击至少能得到一半人的支持。再说顾雍已死，陆逊又从掌控兵权的元帅，变成了失去兵权凭借的文职丞相。于是，赤乌八年（245）二月，即陆逊出任丞相十四个月后，孙权开始动手整人了。
既然是故意整人，当然不会按正规的法律程序走，交给执法部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审判问罪。史书记载他整人的招数是：“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余财。”据这段出自《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的档案，当时孙权不断从皇宫派出特使，用种种莫须有的问题，严厉责备追问陆逊，一直逼得老年体衰的陆逊，身体无法承受极度的愤怒冤屈，因而丧命死亡为止。人死之后，特使很可能还清理了陆逊的家产，继续挖掘犯罪证据，但是并没有发现超过正常范围的多余财产。
拥护太子的人物中，顾谭与其弟顾承，一齐被撤职流放到岭南，作了他乡之鬼。孙权的二姑爷朱据，在发配到远方的途中被孙权赐死。此外，被砍头的还有张纯、吾粲；被酷刑拷问的有陆胤；被流放的还有张休、姚信。他们不是陆逊的部下，就是其亲属好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王派的骨干人物，全都得到提升，瓜分了原来属于陆逊的职位和权力：步骘升任陆逊留下的丞相一职，吕岱升任陆逊原来担任的上大将军，全琮升任右大司马。至此，孙权的偏向和意图彻底暴露无遗。
“二宫构争”和陆逊之死，笔者将其总结为孙吴历史上的“五三一事件”：定性是五个“最”字，起因是三个因素，后果是一个转折。
五个“最”字的定性是：堪称孙吴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大、结束方式最残酷、示范作用最恶劣、影响后果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产生的根本起因，是以下三种因素的纠结和叠加：第一是孙权在修身上的堕落，从昔日的英明、大度和从善如流，变成昏聩、猜疑和偏听偏信；第二是孙权在齐家上的失败，不能教育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团结一心，反而纵容他们只顾私利，骨肉相残；第三是孙权在治国上的恶化，从过去的“亲贤臣，远小人”，完全退化成“亲小人，远贤臣”。
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是孙吴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兴旺发达的上升态势，到此戛然而止；从此政局急转直下，朝廷之上，君杀臣，臣废君，大臣互杀，血腥恶斗连续不断，直至灭亡。
对比陆逊与诸葛亮，两位大体同时担任本国丞相，彼此又还有交情，然而人生结局却有天渊之别：陆逊横遭猜疑，含冤而死；孔明却深受信任，托孤辅国。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他们的人生结局，又都同样展现出悲剧性的审美境界。陆逊鞠躬尽瘁反遭迫害，是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孔明壮志未酬遗恨千古，是完美事物发生缺陷的悲剧。悲剧，最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所以至今讲述他们的历史故事，我们依然会深受触动，从而浮想联翩。正是因为深深的触动，所以三十年前笔者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就把陆逊家族为首的江东世家大族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正是：
忠心保国身冤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关于陆逊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四名朱然。
主帅型名将第四名——朱然
他是陪同孙权读书学习的发小；他曾经协助吕蒙擒杀关羽，此后又接替吕蒙镇守荆州的江陵，长达三十年；他以五千兵马坚守江陵城池，抵抗曹魏十倍以上精兵强将六个月的高压围攻……
一 名震敌国
本节讲的这位名将，他改了姓过继给舅舅当儿子，也是陪同孙权读书学习的发小；他曾经协助吕蒙擒杀关羽，此后又接替吕蒙镇守荆州的江陵，长达三十年；他以五千兵马坚守江陵城池，抵抗曹魏十倍以上精兵强将六个月的高压围攻，巍然屹立坚不可摧，逼得对方黯然撤军，从此威名震动曹魏。他，就是名列孙吴主帅型名将第四位的朱然。那么朱然是如何从孙权的陪读发小，成长为孙吴的主帅型名将？他又怎样在江陵保卫战中，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用兵传奇呢？
朱然字义封，丹阳郡故鄣县（今浙江省安吉县）人氏。原本姓施，十三岁时却改了姓。为什么呢？原来他妈妈姓朱，有个弟弟名叫朱治。这朱治可不是一般人物，当初他是孙权父亲孙坚的得力助手，孙坚死后又帮助孙权的大哥孙策，打回江东开创基业。孙策早死，朱治又全力辅佐孙权，完全称得上是孙吴的开国元老。可惜他没有儿孙命，人到中年还没有儿子，只好把姐姐的儿子施然，过继给自己当儿子。于是，施然就改了姓，变成了朱然。
朱然当时虚岁十三，与孙权同岁，就被安排陪同孙权读书。当时少年儿童发蒙读书，比较正规的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四五岁时，开始识字，课本大都采用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等字书。第二阶段在六七岁时，开始读内容浅显的儒家经典，主要是《论语》和《孝经》。到了第三阶段八九岁，再学习儒家的大部头经典，包括《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周礼》《左传》《国语》等。这对发小当时读的什么书？据孙权自己说，是《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而这正是第三阶段的主要课本。
几年之后，两个小小少年长大成人，外貌各有特色。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描绘，孙权是“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嘴巴大大脸颊方，眼睛炯炯有神光。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中描绘的朱然，则是“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身高不到七尺，但是“气候分明”。这里的“气候”，与季节气候完全没关系，而是指人的精气神非常饱满外露。七尺是多高？即现今一百六十八厘米。当时的一尺，以往学者大多认为相当于二十三厘米。其实准确地说，应当是二十四厘米。这个数据是谁给的？就是朱然本人给我们提供的，其中的故事，下一节就会讲到。
建安五年（200），十九岁的孙权继承大哥孙策，成为江东基业的新主宰。他的长年陪读伙伴朱然，自然也顺利进入仕途，当官了。那么朱然的表现如何呢？
他最早在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西北）当县长。当时，不到一万户居民的县，长官叫县长；超过一万户，叫县令。朱然很快显示出行政才能，从而升任郡太守。经过严格考察之后，孙权又给他两千人的军队，要他去平定山越，以便测试他的军事才能如何。
原来，孙权上台之初，内政上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山越的反抗日益激烈。两汉以来，在现今浙江、江西和安徽三省交界的万山丛中，居住着大量的山民，史籍统统称之为“山越”。孙策攻占江东建立统治，曾经遇到山越的激烈反抗。孙策一死，山越的活动更加频繁。由于山越人数众多，活动地域广大，所在地区又迫近孙吴当时的政治中心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因此孙权派出多支军队，前往山区平定山越的反抗，而朱然便是其中之一。朱然也没辜负发小君主的期望，一到分配给他的丹阳郡（治所在今安徽省宣城市）西部，不过一个月左右，就把当地的山越反抗一一平定。孙权见他在用兵打仗方面很有天赋，就任命他为偏将军，正式进入军界。
建安二十四年（219），朱然随从主帅吕蒙，偷袭关羽进攻荆州。在占领关羽后方大本营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之后，关羽从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前线撤退回麦城（在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南），准备向西翻越荆山逃回益州。朱然奉命与潘璋跟踪追击，当年十二月在章乡（在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北）擒杀关羽。战役结束后孙权论功行赏，朱然被提升为昭武将军，封为西安乡侯。按照当时的封爵制度，奖赏有功将领的侯爵，分为县、乡、亭三等。第一次封侯者，一般是封第三等的亭侯。朱然第一次封侯，就越级封了第二等的乡侯，即西安乡侯，可见在孙权眼中，朱然的功劳确实不小。
不仅孙权，还有另外一个人也非常欣赏朱然，他就是主帅吕蒙。擒杀关羽攻占荆州之后，过度的思虑和劳累，使吕蒙本已多病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很快就在江陵病倒了。赶到江陵的孙权，亲自安排百般医治，依然无力回天。《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记载，吕蒙病危之时，孙权慎重问他，谁来接替镇守江陵的重任。吕蒙对此早有考虑，回答是两句话：“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以朱然的胆量操守而论，接替我的职务绰绰有余，所以我认为可以任用他。借用现今歌曲《传奇》的句式来说，只因为吕蒙在临终前多说了这两句话，从此朱然就与江陵城池有了不解之缘。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底，朱然从众将官中脱颖而出，出任江陵守军的指挥长官，孙权还特别授予他一根象征诛杀威权的“节”，使他有权诛杀违反军令的普通将士。两年多后，这位朱长官，又协助主帅陆逊，迎战前来为关羽复仇的刘备大军。他统帅五千人马，先是攻破了刘备的前锋部队，接着又去阻断对方的后路，实施前后夹击，打得刘备狼狈而逃。又立新功的朱长官，高升为征北将军、永安县侯。
但是，以上这些战功，都只能算是朱然在江陵舞台上的暖场戏码，小表演而已。真正的叫座大戏，还要数他即将演出的江陵保卫战。那么这场江陵保卫战是怎么打起来的？朱然要抵抗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呢？
这场大战的起因，是孙权对曹丕的一场大忽悠。
自从赤壁之战使得三分局面开始出现之后，三方的关系中，曹、刘两家始终是势不两立的死敌，唯独孙权周旋于其余两方之间，时而联刘抗曹，时而亲曹击刘，把纵横捭阖的手段表演得淋漓尽致。为了集中力量消灭荆州的关羽，孙权可以主动向曹操称臣纳贡。为了对付东下复仇的刘备，孙权又向继承父亲权位的曹丕大灌迷魂汤。不仅送上吹捧曹丕的表章，还献上大批南方的特产贡品，海贝、明珠、珊瑚、玳瑁、犀角、象牙、孔雀、翠鸟，种种中原罕见之物摆满曹魏殿堂，把生性喜爱奇珍异宝的曹丕看得眉开眼笑，乐不可支。他决定封孙权为吴王，作为奖赏。不久，曹丕的封拜使团就直奔江南，而孙权也欣然接受奖赏。此后的大半年中，魏、吴两方的使者，不断来往于洛阳与建业之间。每次吴使来洛阳，必定带来一封措辞谦恭的表章和大批珍稀的贡品。但是，唯独对于曹丕的一项要求，即把王太子孙登送到洛阳去充当人质，孙权想尽一切理由加以拖延，始终没有照办。
孙权黄武元年（222）闰六月，名将陆逊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到了深秋九月，忍耐不住的曹丕，派出特使前往江东，非要逼迫孙权交出太子孙登不可。已经渡过难关的孙权，马上变脸，拒绝特使入境。到了这时，曹丕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孙权忽悠和愚弄。他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出动三路大军进攻孙权。其中有两路大军，分别由曹休、曹仁指挥，从东南方向的淮南进攻孙吴；而另外一路，则由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四将，进攻正南方向朱然镇守的江陵。
以上三路大军中，曹丕最看好的，就是进攻朱然的这一路。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因之一，是这一路距离曹魏的核心地区距离最近，发起军事行动最便利。原因之二，是这一路所通过的地带，基本上都是平坦的陆地，最适于曹魏的铁骑兵团快速运动。原因之三，是江陵城池曾经被曹魏占据过，所以对此处的地形地理并不陌生。正因为曹丕看好这一路，所以他才赶往位于这条通路上的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进行声援和督战。
这样一来，朱然面临的对手就非同一般地强劲了。原因也有三：一是从兵力上说，朱然手下能够参战的只有五千人马，而对方的兵力，单单是前部军团就有三万之多，是他的六倍。二是对方的皇帝又来声援和督战，士气比往常更高涨。三是对方将领中的张郃和徐晃，与张辽、乐进、于禁齐名，堪称曹魏的五虎上将。五虎上将来了俩，这是好对付的吗？
但是朱然并不害怕。《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说他“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在战场碰到紧急情况，胆大镇定的表现远远超过常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心中有底。朱然素来对军队训练抓得很紧，在平常没有军事行动的时候，也一点不放松，《朱然传》对此有档案记录：“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没有作战行动，早晚也要敲起战鼓，整装列队，进行作战训练，全体将士一个不落。时刻准备打仗，时刻准备打胜仗，他不是只挂在嘴上，而是切切实实落实在行动上。既然平常训练有方，遇到情况当然不慌。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江陵城池的防御功能很有信心。
郦道元的《水经注》说，江陵城池是关羽镇守荆州的时候扩建的，接下来由吕蒙接收了：“旧城，关羽所筑，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西退。”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向孙权借得江陵所在的南郡，即所谓的“借荆州”。第二年刘备进入益州，关羽开始单独镇守江陵。到建安二十四年（219）被擒杀为止，关羽镇守江陵八个年头，他扩建城池，就在这段时间。时间不短，城池当然修得坚固。关羽所说的“不可攻”，既是舍不得攻，也是攻不下来的意思。吕蒙接收后很快去世，接下来由朱然镇守江陵，至今又有三个年头。以他那种平常就抓紧战备的作风，自然又会对城池修缮加固一番。
虽然朱然平常就抓紧军队的战备训练，他维修加固的江陵城池也非常坚固，但是面临强大对手的凶猛进攻，他能经受住考验吗？他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呢？
话说曹真等四员大将，统领大军来在江陵城下。一到就沿着城池的外围，建立屯兵的营垒，然后向城池不断发起猛攻。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所以曹军的攻城办法主要是三种。哪三种？从空间高度来说，是上中下三种位置。上面，是在城墙外边用木材架设高楼，然后在高楼上向城内发射弓箭，以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中间，是在城墙外边垒起土山，等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的时候，再派敢死勇士翻过城墙冲进城内。下面，是在城墙外边挖掘地道，穿过城墙通向城内，然后再从地道派兵冲进城去，即《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所说：“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
朱然毫无畏惧，指挥部下根据对方的战术，针锋相对给予还击。翻越土山企图攻进城内的，迎头砍下城去。挖掘地道企图穿越的，一露头就长矛大戟戳翻在地道里。从楼橹上发射弓箭的，命令狙击手凭借城墙的掩护，发射冷箭，抢先将他放倒在楼橹之上。
曹魏方面见攻城行动迟迟未能得手，便将进攻矛头转向城外孙吴的援军。原来，孙权调派的大将孙盛，率领一万人马，驻守在江陵城南的百里洲上，从南面对江陵进行有力的支援。这百里洲是当时长江中的一块大沙洲，非常适合擅长水战的孙吴军队在此建立据点。南边的有力支援，使得曹魏军队对江陵城池的包围，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缺口。现今曹军想要先把这支援军打掉，然后再来围攻城池瓮中捉鳖。
黄武二年（223）正月间，曹军的名将张郃，趁着长江水浅，指挥统领手下人马偷渡长江，在百里洲的空虚之处登陆，一登陆就突然发起猛攻。那边的孙盛猝不及防，招架不住，被迫乘船逃走。拿下百里洲后，曹军一面加紧围攻朱然的城池，一面用船只串连起来，在长江的江面上架设浮桥，以便从岸上直接调派人员和运送物资，到百里洲上巩固阵地。这是长江上最早架设浮桥的记载之一。
那边的孙权，得知百里洲失守，紧急调派三员将领，即潘璋、诸葛瑾和杨粲，前去夺回百里洲，援救江陵的朱然。但是，三员将领中，潘璋算是有经验的骁勇将领；而诸葛瑾，即诸葛亮的大哥，温文尔雅，适合当文臣，用兵打仗不是他的强项；至于杨粲，更算不上是孙吴的名将。三员大将就有两人不顶用，不是孙权不会用人，而是他没有挑选人的空间。前面说了，此番曹丕出动了三路大军，全面开花，孙权手下的得力将领，全都早就被派上了用场。如今他手上还能动用的将领，就这三位还算最好的。然而要他们去对付张郃这样的虎将，那就吃力得很了。所以在重新夺回百里洲的战斗中，孙吴方面一直未能得手。
迟迟不能得到外援，朱然的危险就急剧上升。首先是外部无所顾忌的对手，发起的攻城行动更加猛烈强劲。再有就是内部的军粮、武器，都得不到任何补充，日益匮乏。特别是粮食库存不多，开始减少用餐定量之后，出现了普遍的营养缺乏所导致的水肿。对于这种水肿，六十岁以上的读者应当都不会陌生。朱然以身作则，同甘共苦，鼓舞士气，等待外援；同时想出一个虎口夺食之策，来解决燃眉之急。他组织起一支突击队，乘对手松懈之机，猛然杀出城去，连续攻占对方两座屯兵的营寨，抢夺了一批粮食、兵器，得胜而归，于是军心大振。
世间上的成功，往往取决于能否在极度的艰难困苦之中，再咬牙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朱然坚持住了，他的转机也就来了。此时，三月桃花水春潮即将到来，进攻百里洲的老将潘璋，便想给百里洲上的敌军也来一个瓮中捉鳖。他率军前往上游，砍伐大量的干枯芦苇，捆扎成筏子，准备点燃之后顺流而下烧毁浮桥。然后在春潮来临时，向困在百里洲上的魏军发起围攻。但是就在他准备停当之际，百里洲上的敌军却突然开始撤退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原来，在宛县督战的魏文帝曹丕，也是担心浮桥有失，更害怕春潮上涨之后会使曹军葬身鱼腹，所以紧急下令从百里洲撤军。孙吴的水军趁机发动追击，江陵城下的曹军也立脚不住，随之全军撤退。于是，这场江陵保卫战，就以朱然获得胜利而告终。
江陵之战，朱然凭借非同凡响的胆识，常备不懈的战备，以五千人马抵抗十倍以上的强敌，历时六个月巍然屹立，与建安二十年（215）张辽以七千人对抗孙权十万人的合肥之战，太和二年（228）郝昭以一千多人对抗诸葛亮数万人的陈仓之战，并称为三国城池保卫战中以弱胜强的三大经典。《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记载，因为这一战，朱然从此“名震于敌国”。而曹军十四年前守卫江陵就守不住，被周瑜拿下；现今进攻江陵又拿不下，被朱然守住。这江陵简直成了曹军的伤心之地了。
后来，朱然光荣升任左大司马、右军师的顶尖级军职。他继续在江陵镇守，到他去世为止，长达三十年之久。在他镇守期间，曹军再没有大规模进攻过江陵。而朱然也成为继陆逊之后长期镇守荆州上游，保障国家西部安定的主帅。综合他的辉煌战功和突出贡献，他完全可以评为周瑜、吕蒙、陆逊之后，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四名。如果进行单项比拼，则可以评为孙吴城池保卫战的第一名将，总冠军。
笔者多次研读《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心中的感触主要有两点。一是史文说朱然军中缺粮，所以“兵多肿病”。笔者亲身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大灾害，那时粮食匮乏，本人身上也曾出现黄色水肿，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凹坑，所以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二是朱然的为人，一点都不轻狂嚣张。尽管他是当朝君主的陪读发小，而且受到高度的信任，但是他并没有像一些恶劣的官二代、富二代，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张口就说自己上面有人，到处为非作歹，令人反感厌恶。他为人低调谦虚，做事踏踏实实，完全是用自己的才能和成绩来说话，一步一个脚印，开创自己的远大前程，就连敌军也不能不慑服。同样都是人，怎么差别就如此之大呢？这正是：
将军岂止威名显，品格清高耀古今。
要想知道朱然给后世留下了什么样的珍贵文化遗产，请看下节。
二 文物瑰宝
三国是典型的战争时代，所以名将众多，如同群星闪耀光芒。不过绝大多数名将，都只给后世留下了非实物性的馈赠，比如记录在史书当中的种种生平事迹和有趣故事，而没有留下实物性遗产。但是，孙吴的名将朱然却与众不同，不仅在史书当中留下了非实物性的辉煌事迹，还给后世留下了能够亲眼看到和直接触摸的珍贵实物遗产。那么朱然给后世留下了哪些珍贵的实物遗产？从这些遗产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三国历史什么样的真正风貌？又能领略到三国文化什么样的动人风韵呢？
笔者讲三国，一贯注重以专业的眼光，努力去探求真相和玄机。而实地考察三国遗迹，深入研究三国文物，正是我探求真相和玄机的两个基本点。那么朱然的珍贵实物遗产是什么呢？“三国探客”告诉你。
朱然留给后世的珍贵实物遗产，主要有两笔：一笔留在长江上游的北岸边，他长期镇守的江陵；另一笔则留在长江下游的南岸边，他长眠的墓地之中。先来看他留在江陵的珍贵实物遗产。
江陵，在今湖北省荆州市的荆州区。到了这里，一座古城就进入眼帘。雄伟的城门城楼，高大坚固的城墙，在护城河环绕之下巍然屹立，被誉为“铁打的荆州城”，是我国现存不多的古城中，保存相当完好的一座，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了这座古城，荆州也就进入了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
但是，这座古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就是在地面雄伟城垣的下面，还隐藏着更加古老的城垣。原来，这座古城已经有上千年连续不断的修建历史，现今地面上看到的，只是明末清初修建的城垣而已，时间还不到四百年。就好比一棵千年参天大树，显露在地面以上的繁茂枝叶，只是后来长出的部分，而支持它生命的悠久根基，却还深深藏在地下一般。这棵大树地下的悠久根基，目前从考古发现上可以追寻到三国。据《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荆州南垣东端发掘报告》记载，上世纪90年代，古城南边城墙的东端发生坍塌。在配合维修的考古发掘中，从地面三米以下，赫然发现了三国时期夯土城墙的遗迹。遗迹的现场情况是：“顶部宽度仍达十余米，可见三国城墙之高大。”
如果说三国的城墙，就是荆州古城这棵参天大树目前所能够见到的最早根基，那么培育这最早根基的关键人物，就是关羽和朱然。关羽是最早的扩建者，朱然则是紧接其后的大规模翻修加固者，而且作用完全不亚于关羽，原因在哪里呢？
关羽曾经建造江陵城池，郦道元《水经注》有明确记载，这在上一节已经提到。另外，散佚的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山南道》还记载，关羽是在旧城的南面扩建新城：“江陵府城。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关羽被孙吴攻杀之后，他扩建的城池自然就被吕蒙所推荐的朱然所占据。朱然因此在黄武元年（222），打了一场漂亮的江陵保卫战。之后，朱然继续在江陵镇守，又镇守了二十七年，直到他在这里去世，加起来长达三十年之久。
到了朱然临死前一年，即赤乌十一年（245），朱然开始大规模翻修加固江陵城池，史书记载：“赤乌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这段记载见于《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此处的“城”字是动词，即修建城池的意思。朱然这一次举措，在荆州古城最早根基的培育上，意义非同一般，理由有三：
第一，《三国志》中对此进行记载的《吴主传》，是孙权时期的国家编年大事档案，所以措辞非常精炼。整个《吴主传》，对孙权在位时期大规模修建城池的档案记载，总共只有六处。孙权在位长达五十二年，曾经一再下令“诸郡县，治城郭”。全国大大小小的城池，虽然修建很多，然而记入国家档案的，却只有这寥寥六处，可见这六处的规模必定非同一般。
第二，最早出现在《吴主传》中的两处记载，是建安十七年（212）的“城石头”，建安二十五年（220）的“城武昌”。所谓“城石头”，就是兴修石头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内清凉山），在秦淮河边修建城堡，以拱卫首都建业；“城武昌”，则是修建武昌县的城池（今湖北省鄂州市）。当时的建业和武昌，是孙吴的两大都城。所以这两次工程，都是属于首都基本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修建江陵城池能够与两者并列，可见也具有国家重点工程的性质。
第三，关羽单独镇守荆州，是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前往益州后开始，到建安二十四年（219）被杀为止，历时只有八年。但是朱然在江陵镇守，是从建安二十四年（219）起，直到赤乌十二年（249）去世为止，历时长达三十年，是关羽的三倍还不止。不言而喻，镇守的时间越长，在城池修建上，积累的资源就越是丰富，经验也越是充足。
规模非同一般，重要性堪比国家重点工程，积累的资源和经验又更加丰富和充足，那么这次江陵城池的大规模翻修加固，效果究竟如何呢？客观的见证者，是我们在后面将要讲到的陆抗。凤凰元年（272），也就是朱然这次修建工程完成二十四年之后，陆抗凭借超级坚固的江陵城池，使得西晋大军在进攻江陵时无功而返，可见工程质量非常优良，绝非现今那些人一踩就塌，车一压就垮，甚至是不踩不压也要垮塌的豆腐渣工程。
既然这次城池修建，朱然拥有的各种条件都比关羽优越，二十四年后质量又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加之他在时间上又紧接在关羽之后，关羽修的城池，残缺了的他必定要修补，薄弱了的他必定要加强，崩塌了的他必定要加固。因此，考古工作者发现的这段三国高大城墙，真正起主要作用的主持修建者，应当是朱然。换言之，这段三国城墙，以及还埋藏在地下的其他部分，就是关羽和朱然，特别是朱然朱大帅留给后世的珍贵实物遗产。
朱然的第一笔珍贵实物遗产，其特征是体量巨大但又深藏不露，静静等待重见天日。他留给后世的第二笔珍贵实物遗产，特征则是品种丰富而且光彩璀璨，这又是一笔什么样的实物性遗产呢？
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南郊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了上百件木器、漆器、瓷器、铜器、陶器等珍贵文物，被评为当时中国十大考古收获之一，这就是朱然的墓地。现今，在原址上建立起“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朱然墓葬中的文物，就是他朱大帅留给后世的第二笔珍贵实物性遗产。现在就选择其中与我们名将主题密切相关的部分精品，与大家共同欣赏。
首先欣赏两件物品，这是笔者亲手按照原尺寸做的模型。这是什么东西呢？答案是朱然朱大帅生前所使用的名片，现今名片的老祖宗。
图1 名刺模型图
体形苗条的这一种，三国时的全名叫“爵里刺”，简称为“奏刺”或“名刺”。共出土十四枚，用本色木料制成，长度是当时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四厘米左右。正面直行书写礼节性措辞，字体是向楷书转变的隶书。图1这一枚是：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
措辞被空格分为三段：第一段的“故鄣”，是朱然籍贯所在的县名，后面是姓名“朱然”和敬语“再拜”；第二段是固定的问候语“问起居”，即问候对方生活起居。再拜，意思是向您致敬两次；问起居，意思是问候您身体安好。第三段标明自己“字义封”，是方便让对方称呼自己。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交礼仪，称呼自己要称名，比如朱然要自称“然”，以表示谦虚；称呼对方则要称字，比如称朱然要叫“义封”，以表示尊敬。总结起来，措辞包括籍贯、姓氏、名字、敬语和问候语共计五项，其中的籍贯一项，可以根据对方对自己的熟悉程度而增减变化，其余四项则必须具备，所以十四枚的措辞大同而小异。
体形壮实的这一种，叫做“谒”或“版谒”，共出土三枚。也用本色木料制成，长度也是一尺，但是宽度和厚度都超过了名刺。正面顶端中央书写“谒”字，然后在右侧边缘，用小一点的字体，直行书写同样字体的礼节性措辞。图2这一枚是：假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
据《三国志》等史书记载，朱然临终前，担任的职务正是右军师、左大司马，被封为当阳侯，与此处的措辞完全吻合。开头的“假”字，出土时完全腐蚀缺损，但是《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记载，孙权曾经“假然节”，即给予朱然一柄节旄。所谓“假节”，是当时军事上一种专门名号。“假”的意思是给予，“节”是用竹竿与牦牛尾做成，作为君主所赐威权的凭证。享有这一名号者，有权诛杀违反军法的普通将士。据《三国志》记载，陆逊、陆抗父子，都曾拥有“假节”的名号。比照陆氏父子，这版谒上缺损的第一个字，可以肯定是“假”字。
图2 版谒模型图
大体说来，名刺应当用于一般性的社交场合，而版谒则用在比较正式的官方场合。
不要看这些名片的老祖宗原生态十足，文化价值却很高，堪称朱然家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