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公孙渊字文懿，性格狡诈多变，尤其善于在三角关系当中，利用其他两方之间的矛盾，从中捞取自己的利益。
他先是派遣使者渡海南下，向吴国皇帝孙权俯首称臣。大喜过望的孙权，立即封他为燕王，而且还派出一支万人船队，千里迢迢运去大量贵重货物，准备在辽东交换战马。到了辽东却不料公孙渊突然变脸，派兵抢了货物不说，还杀死吴国的使者，反过来又向曹魏报功请赏。
魏明帝也派出特使，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兼辽东郡太守。魏国使团到达襄平，公孙渊先以甲兵包围使臣驻地，然后再举行封拜仪式。吓得魂不附体的魏国特使，回到洛阳就向皇帝报告了公孙渊的嚣张无礼。以天子自居的曹叡，心里不禁怒火中烧。于是，他命令幽州刺史毌丘俭（毌的读音同“贯”），统领兵马进逼到辽水，然后以皇帝名义下书，要公孙渊前往京城洛阳朝拜天子。
那公孙渊岂肯俯首听命，自投罗网？立即举兵抵抗，同时又派遣使者，乘船到孙吴谢罪称臣，争取外援。公孙渊依仗地理上的有利形势，在辽水一战，击败曹魏军队，随即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署置百官，正式建立政权。同时，又联合塞外鲜卑族的武力，共同进攻曹魏北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荡平辽东，安定北方，便成为魏明帝面前的第一要务。
但是，辽东距离中原太远，首府襄平又地势险要，公孙渊兵精粮足，再加上刚刚打败了曹魏的名将毌丘俭，声势正盛。因此，派遣何人统兵去辽东，方可克敌制胜，是魏明帝曹叡反复思考的问题。想来想去，他觉得举朝之中，只有一个人才能够当此重任，那就是已经升为太尉，但是依然在长安镇守关中战区的军界元老司马懿。
本来，司马懿在长安的日子过得相当愉快。在此之前，与诸葛亮对阵的几年中，他一直处于守势，星光比较暗淡，心情也不舒畅。但是，自从四年前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蜀汉忙于安定内部，根本无暇外顾。西线平静无战事，战区的军事长官自然是优哉游哉了。再加之多种好事又接踵而来：政治上当了朝廷三公之首的太尉，到达人臣之极顶；军事上拥有空前的实力，手下军队大为扩充；家庭上还有一件令他高兴不已的事，是他得到了一个嫡长孙子。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娶妻之后长期无子。其次子司马昭，娶了曹魏大臣王肃之女为妻。王氏至此初生一子，取名为炎，字安世，就是后来西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晋武帝。长期以来，司马懿一直为后嗣问题忧心不已。而今长孙出世，忧心之事不复存在。这么多的好事摆在眼前，司马懿心中之高兴，可想而知。
不过，魏明帝的紧急征召，打断了司马懿的愉快心境。这一日，皇帝的正式召见，在洛阳皇宫的北宫正殿，也就是建始殿进行。这场召见很有点看头，看头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司马懿严格按照当时大臣面见皇帝的规矩，先解下身上的佩剑，再脱下脚上的双履，然后小步快走，上前跪拜行礼如仪。赐坐之后，皇帝发话道：“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作何计？”意思是，这件事本来不必要劳动您的大驾，只不过希望必定攻克达到成功，所以要劳烦您出马了。您预测公孙渊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一路之上，司马懿早有周密细致的考虑，他赶紧离开座位，重新跪伏在地，轻声答道：“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公孙渊如果放弃襄平，预先逃走，算是上策；如若凭借辽水以抗拒大军，算是中策；下策是坐守襄平，必定为我军所擒。
皇帝接口问道：“其计将安出？”那么公孙渊将采取哪一种对策呢？
司马懿又弯腰跪伏在地，恭恭敬敬答复说：“唯明者能深度彼己，预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够审度彼我双方的形势，预先有所放弃，这一点绝非公孙渊所能做到。而今我方孤军远征，他认为我军不能持久，必定会先凭借辽水抗拒大军，然后收缩固守襄平，他只会采取这中、下二策。
皇帝频频点头，想了一会，复又问道：“往还几时？”您估计大军前往和返回总共要多长时间呢？
司马懿再一次弯腰跪伏在地回答道：“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前往辽东需要一百天，返回需要一百天，进攻需要一百天，再用六十天来休息，共计一年就够了。
对于司马懿的回答，皇帝深为满意。曹叡所满意者，不仅在于司马懿分析敌情之深入全面，更在于司马懿回答问题时态度的谦卑恭顺。这一年刚好满六十虚岁的首辅元老，两鬓斑白，直起身子和弯腰下跪都相当吃力，却是每当回答，必定跪伏在地，一而再，再而三，毫无懈惰之情。单凭这一点，今后也应当继续倚重此人，来支撑朝廷。曹叡哪里会想得到：此时自己心中的一闪念，今后将影响到曹魏的国运呢？
话说春寒料峭，司马懿统领四万雄兵离开洛阳，前往东北方向的辽东。这年炎夏六月，魏军长途跋涉近四千里，来到辽水西岸扎营安寨。早有探马把敌军布防情况报告到中军帐里，司马懿立时开始研究地图，思考破敌方略。
辽水即现今的辽河，是一条自北向南流向的大河。在其下游的东岸，有一条自东向西流向的支流，这就是当时的大梁水。大梁水与辽水的交汇之处，是辽东的西部军事重镇辽隧城（今辽宁省海城市西）。而辽东的首府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就位于辽隧的东北一百里左右，大梁水的南岸。从军事上看，辽隧西临辽水，控御大江上下，得之则襄平可保，失之则襄平可忧，完全称得上整个辽东地区的西门锁钥。正因为如此，公孙渊特别派遣两员大将，卑衍、杨祚，率领精兵数万，固守辽隧，严密封锁附近六七十里的辽水江面，坚决阻止魏军渡江。而他本人，则坐镇襄平，静观战局的变化。
自从挥兵上路以来，司马懿就在担心一点，就是怕公孙渊采取暂时放弃襄平，分兵周旋的游击战术。因为这样一来，要想在短时间内消灭对方的主力，那就非常困难；而自己悬军远征，又不能在辽东停留得太久。现今对方集中兵力，摆出一副生死决战的架势，他马上意识到：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他会怎样来显露身手呢？
经过周密考虑，他决定第一步先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八字策略，巧妙打过河去。于是，他调集一批兵马，多树旗帜，佯装要在辽隧以南的河段渡河。对方的卑、杨二将，不知是计，急忙出动守军主力前往阻挡。与此同时，司马懿却亲自指挥精锐部队，悄悄从辽隧以北的河段，顺顺利利渡过辽水。待到卑衍和杨祚清醒过来，四万魏军已然在辽水的东岸站住脚跟了。
成功渡过辽水之后，司马懿接着实施第二步计划。这计划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即“击其必救，引蛇出洞”。卑、杨二将见到敌军渡过河来，急忙收兵回营，采取缩头乌龟战术，凭借深沟高垒，固守不出。司马懿一见，不禁暗自发笑，心想这本是我对付诸葛亮孔明的看家本领，你们也敢班门弄斧拿出来对付我？他一面督促手下将士，在营寨四周构筑防御工事，做出要与南面的敌军打持久战的姿态，另一面又密令各军，暗中做好奔袭敌军大本营襄平的一切准备。
这时候，智商明显要逊色一筹的下属众将官，对于奔袭东北方向一百里外的襄平，感到困惑不解，纷纷认为应当直接攻击眼前的辽隧之敌。司马懿微微一笑，说道：“辽隧之敌深沟高垒，固守不战，目的就是想拖垮我军。现今如果进攻坚固的辽隧城池，正好中其圈套。敌军主力集中在辽隧，则其老巢襄平必定兵力空虚。我军直指襄平，辽隧之敌必定恐惧而出城救援。趁其离开坚固城池之时而猛烈进攻之，就能击破辽隧的敌军了！”
到了这时，众将官才恍然大悟，莫不叹服。于是曹魏大军突然抛开辽隧，直奔襄平方向。卑衍与杨祚果然又中计了，赶忙率领主力出城阻截，不防被曹魏打了埋伏，三战三败，辽隧城池遂告失守。卑、杨二将，只好收合残兵败将，奔回大本营襄平。司马懿动如脱兔，挥军急追，把襄平城团团围定，决心在此将公孙渊的势力全部歼灭。
此时已进入初秋七月，辽东地区连降暴雨，平地水深数尺。司马懿早就得到确切情报，说是自辽隧敌军残部涌入襄平城中之后，敌军存粮迅速减少，全歼守敌大有希望，所以他一再下达严格的命令：各军务必保持包围圈的完整，不得因为霖雨而擅自移动营地！将军张静犯令，被当场斩首。到了七月底，大雨终于停止，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开始了。战果将会如何呢？
经过多年战争，司马懿对于攻取坚城有了丰富的经验。其要诀有二：一是要动作猛烈。攻城行动先要作好充分准备，一旦开始即如暴风骤雨，不给守敌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直至破城为止。二是要手段多方。当时的攻城之术甚多，或高筑土山从上而降，或深掘地道由下而入，或以钩梯直接登城，或以冲车冲击城门。这些有效的攻城手段，全部都要同时采用，使对方穷于应付。此时此刻，司马懿把这两手绝招都亮了出来，公孙渊如何招架得住？《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记载，曹魏军队当时的战况是：“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看来公孙渊的末日已经到了。
公孙渊苦苦撑持到八月中秋，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他派遣本国的两位老臣，即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前往魏军大营请求解围退兵。司马懿喝令将王、柳二人推出斩首，然后给公孙渊送去一纸檄文，上面写道：“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
檄文的大意是说，先秦时期的楚国军队打到郑国，郑国的国君见势不妙，就光着身子牵上肥羊，前去投降迎接楚军。当时的这两国，还是地位平等的诸侯国。如今我是中央天子派出的特使，官居朝廷最上等的三公之首太尉，而你派出的渺小人物王建等人，竟然想让我解围退兵，这不是蠢得连过去的郑国都比不上吗？这两个人年纪大了，必定是把你的话传达错了，所以已经将他们砍了脑袋。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说，可以派遣年轻一点而且脑袋清楚，做事有决断的人来！
司马懿已经把话说到这样的份上，公孙渊却还不死心，又派侍中卫演，前去谈判，说是只要魏军解围退兵，可以把公孙渊的儿子送去作人质。司马懿冷笑着对卫演说道：“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唯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用兵者的重要事情有五种，你们可曾知晓？能战则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逃，余下来只有投降和领死两条路可走。你家主将既然不肯捆绑自己前来投降，那必定是想死。既然是想死，就没有必要送人质来了！
卫演狼狈万分，急忙回营复命。公孙渊把牙一咬，下令从城南突围而出。司马懿早有防备，立马给以迎头痛击。公孙渊带着残兵败将，回转马头，又直奔东北，准备越过大梁水，逃往深山密林。到了这时，他才想到该去打游击战。不想逃到大梁水边，即被魏军铁骑追上。一阵如砍瓜切菜般的冲杀过后，号称“燕王”的公孙渊，连同其儿子当场死于非命。
接着，司马懿纵兵攻入襄平，大开杀戒。共计斩杀公孙渊文武官员两千多人，年龄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兵丁七千多人。襄平城中，尸积如山，血流漂杵，一片恐怖景象。自从董卓之乱前夕即占据辽东，至此已达四十多年的公孙氏势力，被彻底消灭了。辽东的地盘，以及所辖的三十多万人口，也归入曹魏王朝。而司马懿则以上万人的鲜血和生命，在自己的头上又添上一道成功的光环。
当月，司马懿率大军凯旋班师。回到幽州的州治蓟县（今北京市）时，魏明帝派出的劳军使团也赶到了。
首功司马懿，加封昆阳一县（今河南省叶县），这样他的封邑就有舞阳、昆阳二县之地。在曹魏的异姓封侯者之中，封邑有二县者，这还是破天荒的首例。以下的将士，也各有封赏。为了表示关怀，司马懿把一千多名六十岁以上的老兵遣散回家，将领战死者，送丧至原籍安葬。在蓟县宴饮犒劳三军数日之后，司马懿又继续南下。
就在他优哉游哉回转长安的途中，京城洛阳却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三十四岁的魏明帝曹叡，突然病倒床榻，生命垂危。于是，司马懿再一次得到了从地方进入中央政治核心，出任辅政大臣的机会，从而为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打下了基础。
辽东之战结束了。对于这场战役，应当如何评价呢？
如果单单从军事才能来考量，司马懿的用兵，显示出如下的特色：一是事前就有周密的思考和计划，对于公孙渊有客观的了解和估计，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二是临机应变的能力很强，战术运用非常灵活，因而能够使对方预先做好的种种抵抗设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三是进攻城池的时候，充分施展自己的绝招，令对方穷于应付。在冷兵器时代，城池攻坚战并不好打。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四员大将，出动多达对方兵力十倍以上的大军，在江陵围攻孙吴名将朱然的五千人马，历时六个月，却没有拿下，只好黯然退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六十岁的司马懿，在长途跋涉四千里之遥，以劳攻逸的困难情况下，还能够把数量不比自己少的数万敌军，一举歼灭，取得完胜，这在曹魏的军事史上，确确实实是相当罕见的经典战例。
必须指出，攻占襄平之后大开杀戒，又确确实实是司马懿这场胜利的可耻污点。他之所以这样做，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曹魏有成规在先。据《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魏军队中，从曹操开始就定下一条法规，叫做“诛降”，就是“围而后降者不赦”。凡是被包围之后才投降的俘虏，一律杀无赦。因此，在司马懿看来，此举不过是照规矩办事而已。二是辽东长期以来与曹魏对抗，如今被强力镇压下去，如果留下成年的士兵，难免今后成为后患。按照成规让他们消失，可以一劳永逸免除后患，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地挥动了屠刀。当时的战争，就是如此残酷。但是，无论出自任何理由，大规模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依然是司马懿身上无法掩饰的恶行。与曹操对无辜生命的践踏一样，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尊重生命，包括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永远应当是做人最基本的信条。这正是：
襄平一片腥腥血，自有公心论是非。
要想知道司马懿在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用兵的表现如何，请看下节。
二 斗智淮扬
魏少帝嘉平元年（249），七十一岁的司马懿，趁皇帝前往京城洛阳南郊，前去祭扫魏明帝高平陵的时机，突然在城中发动政变，把死对头曹爽，以及曹爽的同党和亲属，一共几百人推上刑场处死，史称高平陵事变。至此，司马氏家族，完全控制了曹魏朝廷的中央军政大权。但是，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司马懿就不得不再度统兵出朝，前往淮扬指挥一场大战。那么这场淮扬大战因何而起？具体战况如何？司马懿又在其中显示出什么样的用兵特色，最后对这场战役，又应当如何评价呢？
淮南大战，实际上是高平陵事变引发的后续反应。
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虽然把朝廷中枢的对手消灭了，但是，拥护曹魏的地方实力派却还存在，特别是在拥有重兵的淮南战区。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一位在淮南战区的元老级大将，就密谋举兵，振兴曹魏皇室。这位敢于带头反抗司马氏的老臣，就是镇守淮南扬州的新任太尉王凌。
据《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记载，王凌，字彦云，东汉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氏。其叔父王允，字子师，东汉末年曾任司徒，后来设计策划收买吕布刺死董卓者，就是此公。
王凌进入仕途，第一个官职是出任兖州东郡发干县的县长。这发干县，在今山东省冠县。不料他第一步就不顺利，在任内出了大失误，结果丢官不说，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每天在城中拿上扫帚扫大街，戴罪劳动改造。但是，他有幸碰到了一位贵人，命运终于出现改变。贵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他的这位贵人不远，就是正在担任兖州军政长官的曹操。这一天，曹操来到发干县城视察，在街上看到王凌。曹操见他的仪形举止，不像是一般打家劫舍的强徒，便向随行的当地官员询问此犯人的来历。当他得知王凌是王允的侄儿时，不由得生出怜惜之心来。
原来，曹操与王允曾有一段不错的交谊，而王允后来又惨遭董卓残部的杀害，直系家属无一幸免。感叹之后，曹操立即下令解放王凌，重新起用。从此，王凌就怀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为曹操效忠尽力。他先后出任兖州、青州、扬州和豫州刺史，所到之处，史称“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这都明确记载在《三国志》卷三十八《王凌传》中。魏少帝曹芳继位，王凌以征东将军出镇扬州，大本营设在寿县，即今安徽省寿县，负责东南战区军事指挥事宜。因抗御孙吴有功，由征东将军升任车骑将军，再升司空，最后继蒋济之后出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他虽位至三公，却一直在淮南驻节，未曾入朝。所以司马懿与曹爽长达十年的权力之争，他完全没有介入进去。
对于王凌，司马懿一直是积极加以笼络的。这从王凌此前能够连连升官，曹爽死后司马懿执政，又提升他为太尉，就可以充分看出来。道理很简单，王凌不仅是少数健在的四世老臣之一，声望颇高，而且长期拥兵淮扬，实力相当雄厚。司马懿要想稳定发展，必须把这位关键人物的工作做好，做到家。
但是，对于王凌，司马懿又是深怀戒心的。既然此人有资望，有实力，如果他不肯为自己效命又该怎么办？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曾经向熟悉王凌的蒋济，询问王凌其人如何，可见他已开始注意到王凌。当时，蒋济误解了司马懿的意思，以为他对王凌的才干能力有所怀疑，便替王凌美言道：“凌文武兼备，当今无双。其子王广，有大志，多才干，恐怕比其父还略胜一筹。”
世间的事就这么诡异，有时候替别人说好话，竟然是坏事一桩。蒋济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把司马懿问话的用意，仔仔细细琢磨几遍后，这才品出真味来。他大为懊悔，向家人长叹道：“我此言一出，将令人横受灭门大祸了！”
司马懿这一面，在笼络戒备王凌，而王凌那一面，又在干什么呢？
曹爽等人被诛杀之后，王凌心中大为不平。他倒不是同情曹爽，而是为年轻皇帝一再受制于强臣而激愤不已。作为领受曹氏四世之恩的元老重臣，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兴隆魏室，就同外甥令狐愚，密商兴隆魏室之计。
令狐愚，字公治，并州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氏，时任兖州刺史，领兵驻屯于平阿县（今安徽省怀远县）。平阿本是扬州属下之县，在扬州的州治寿春县东北一百里左右。因抵御东吴之需，故而令狐愚统领兖州的兵马，借驻在扬州的平阿，协助寿春的王凌作战。舅甥二人同时掌控淮扬重兵，具有支持曹魏皇室的实力和地盘。而令狐愚又曾经当过曹爽的主要幕僚，对曹爽之死深为同情，所以对王凌的想法一拍即合，极表支持。
舅甥密议后，认为兴隆魏室之道，是在京城洛阳之外的合适地方，另外拥立一位年长而又有才能的宗室近亲为君主，从而与京城的司马懿相对抗。经过一番慎重选择，二人一致选定了合适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
对象，也就是被封为楚王的曹彪。
曹彪，字朱虎，乃曹操侧室孙姬所生之子，魏文帝曹丕的异母弟。曹彪当年与曹植关系极好，两人在京城聚会之后，分手各回自己的封国时，才高八斗的曹植，曾作长诗赠送爱弟，情意深挚，词彩华美，是传颂至今的名篇。其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两句，便是后来唐代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名句的原版。曹植关心曹彪，是兄弟情分使然，那么王凌和令狐愚看中曹彪，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当然是年长。此时的曹彪，已经五十五岁，确实够年长的了。其次是曹彪有才，尤其长于文学。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曹彪的封地，长期在兖州管辖下的东郡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这不仅给作为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提供了接近和了解曹彪的有利条件，而且给今后拥立新皇帝带来很大的方便。至于拥立曹彪之后的临时中央所在地，则选在曹魏四个陪都之一的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即东汉献帝时期的临时都城。
嘉平元年（249）九月，高平陵事变之后半年多，令狐愚派遣亲信张式，前往白马县看望曹彪。左右无人之际，张式悄声说道：“令狐长官致意于大王，天下事尚未可知，愿大王珍重！”
曹魏王朝，对宗室近亲诸王的防范极为严格。他们只能住在各自的封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在封地中，朝廷都设有专门监视亲王一言一行的官员，例如监国谒者、文学防辅之类。他们视诸王为囚犯，诸王视他们如虎狼。此外，封地所在的州郡地方长官，对所辖区域内的亲王也有监督之责。此次张式来白马，表面上就是履行监督之责。曹彪此前就认识张式，从其神色中，立即领悟到了对方话语中的重要含义，就回答道：“请奉达令狐长官，吾敬领其厚意。”
张式圆满完成任务，径回平阿复命。令狐愚很快把情况通报王凌，王凌随即派出一位名叫劳精的心腹，到洛阳把计划密告给长子王广。王广当时在中央的尚书台任尚书，他见识深远，做事稳健，很不赞同王凌的想法。他要劳精马上返回扬州寿春，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老爸。
但是，王凌自认为力量可以和司马氏抗衡。加之他已年近八十，不趁现今精力还可拼力一搏，报效朝廷，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因此，他不听儿子的劝阻，继续按既定计划筹备一切。
当年十一月，令狐愚再次派张式到白马与曹彪联络。张式还未回转，令狐愚却因冬寒而突发重病，不几天就病死在平阿。消息传到寿春，王凌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会怎么办呢？
令狐愚之死，不仅使王凌失去可靠的支持，而且当新任兖州刺史来到平阿之后，又会对他本人的行动构成牵制，一出一进之间，王凌的力量即加倍受到削弱。但是，王凌决心孤注一掷。促使他这样冒险的因素很复杂，既有忠臣的责任感，也有老人的固执心，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竟然是迷信者的盲从意识。
原来，文武兼备的王凌，是一个非常相信星相学及其他迷信玩意的人。当初他和令狐愚之所以选定曹彪，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彪所在的兖州东郡一带，流传着两句民谣：“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意思是说，一匹带着素色缰绳的白马，径直向西南方向的京城驰去；是谁骑在上面呢？就是楚王曹彪啊！曹彪字朱虎，他骑白马上京城，不是去做皇帝还会是什么？所以两人便相中了曹彪。
令狐愚死后几个月，也就是嘉平二年（250）五月的夏至节晚上，茫茫夜空出现了一起罕见的天文现象。用《宋书》卷二十三《天文志》所载的话来说，是“荧惑逆行，入南斗”。所谓“荧惑”，即是现今所说的火星。“南斗”，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共有六颗组成斗形之星，与有七颗星的北斗不是一回事。按照当时星相家的说法，二十八宿中的斗、牛、女三宿，与地上的扬州相对应；凡此三宿中出现的天文现象，都将从扬州境内的人事变化中得到表现。另外，他们还认为荧惑的星相，直接和人间的君主相关联。那么火星反向运行进入南斗的星域，究竟主何吉凶呢？一个名叫浩详的星相家告诉王凌，说这预示着淮南“当有王者兴”，意思是淮南将会出现一位新的君主。王凌信以为真，更加觉得拥立曹彪之事上应天象，必定成功无疑。
王凌在扬州这边加紧准备，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在京城那边，把他的秘密泄漏了出去。原来，当初令狐愚在世时，曾有一位心腹幕僚叫做杨康。有关拥立曹彪之事，杨康都了解。令狐愚生病之后，杨康应朝廷之召，到洛阳报告兖州的州务情况。杨康进京不久，突然得到令狐愚病死的消息，他不禁发起愁来。因为旧刺史身亡，很快就有新刺史来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这个幕僚很可能当不成了，今后出路在哪里呢？愁闷之中，杨康便坏了心术，竟想出一个卖主求官的主意来。于是，他把令狐愚如何如何与王凌通谋之事，彻底向朝廷告发。
司马懿得知情况后，心中暗自高兴。王凌既然不愿归顺自己，那就要及时铲除他。但是王凌位为三公一级的大臣，又出镇一方，要铲除他必须有非常正当的理由，非常合适的时机。现在你王凌想拥立新君，对抗当今皇帝，这正当的理由就有了。余下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司马懿准备稍等一段时间再动手，原因有二：从政治上考虑，去年才大开杀戒，让曹爽等数百人的鲜血洒在京都的郊野；如果今年又大动干戈，把屠刀挥向年近八十岁的四世老臣王凌，恐怕对自己树立新形象争取人心的努力，相当之不利。再从军事上考虑，他也得有一段时间预作部署。于是，他立刻命人把杨康软禁起来，同时又吩咐对杨康所提供的情况要严加保密。由于司马懿及时采取措施，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王凌对秘密泄露一事竟然毫无觉察。
嘉平三年（251）正月，从孙吴方面传来消息：七十岁的吴主孙权，为了防备魏军在自己万一去世之后，直捣都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下令动员十万人丁，在正对建业的长江北岸，一处名叫堂邑的地方（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筑起堤坝堵塞当地一条叫做涂水的河流，以淹没北岸大片地区。王凌得报，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大举出兵反击。他的想法是：只要从中央得到调兵的虎符，即可借机举兵起事。
他的上奏，当然得不到司马懿的批准。王凌无可奈何，只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由于心情急切，王凌走出了相当草率的一着。这是一着什么棋呢？
原来，新任兖州刺史已经来到平阿，其人叫做黄华。黄华本是凉州酒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市）的地方势力首领，多年之前曾经割据酒泉，与曹魏政府对抗。后来山穷水尽，举手投降，从此改换门庭入了正流。经过多年的努力争取，他好不容易才挣到一个兖州刺史的职位。就是这样的角色，王凌竟然想争取他来做令狐愚第二。黄华到职不久，王凌派心腹杨弘去平阿，劝说黄华参加自己的行动。殊不知杨弘没有说服黄华不说，反而和黄华联名写了一封检举报告，连夜送往京城洛阳。司马懿收到检举报告，认为动手的时机已到，立即秘密下令，调集数万中央军的精锐兵马，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灭王凌。
这年五月，司马懿悄悄率军出发。为了保持机密性，连往常他出兵时，天子要亲临送行这一项表示殊荣的仪式也取消了。大军离开洛阳，登上舟船，经黄河，向南进入淮河北岸的大支流颍水，扬帆南下，急行军八百多里，来在豫州汝南郡项县以北十里处的百尺堰（在今河南省沈丘县）。这百尺堰，是曹魏在颍水屯田区修建的大型灌溉工程。由百尺堰再沿颍水顺流而下，三四天内即可抵达王凌所在的寿春城下（今安徽省寿县）。司马懿进至百尺堰，对寿春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后，下令暂停进军，准备向王凌实施攻心之术。
他先以朝廷名义下达公开文书，在列举王凌诸般罪状之后，又宣布对王凌的罪行加以特赦，算是威恩并举。同时，他又命令随军前来的王广，写信劝告自己的老父亲，早日主动向朝廷谢罪，不要负隅顽抗。朝廷的文书与王广的家信，立即由特使送达王凌。特使出发后，司马懿传令各军，作好全力进攻寿春城池的准备。
在王凌那一方面，司马懿的大军还未到达百尺堰时，他已得到了一点消息。但是直到这时，他都还不知道杨康已经在京城告发了自己；而黄华和杨弘，把联名上交检举报告之事，也对他隐瞒得滴水不漏。因此，王凌虽然怀疑司马懿来意不善，但又总觉得对方未必就知道自己的底细。于是，他一面派出快马驰往百尺堰方向，送去向司马懿问候致意的书信，企图探明对方动兵的意向，一面又动员本部上万兵马，作好应变的准备。他自己则率领幕僚和数百精锐亲兵，由寿春乘轻舟溯颍水而上，就近等候使者带回消息之后，好尽快决定对策。
他离开寿春时，派出了第一批信使。走到途中，又接连派出两批信使。但是，眼看已经西出寿春城池三百里有余，三封书信均无回音不说，连十多名信使也没有回来一个。王凌终于明白大事不妙。他正要下令回转寿春，司马懿的特使倒先赶到了。
王凌停舟之处，名叫浦口，其地西距百尺堰也有一百里左右。当他看罢朝廷文书和儿子家信之后，立时明白自己已经陷入绝境之中。
武力抵抗须有实力作后盾，而现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由于得不到中央的调兵命令和铜虎符，身为扬州战区指挥长官的王凌，也无法大规模调集东南战区的军队。现时他所能调遣的，只有直属本部的兵马一万余人。而对方麾下有中央军精锐好几万人，随时能够动员的后备兵力还未计算在内。加之兖州的黄华与杨弘，已经站到司马懿一边，战端一开，王凌还将受到平阿方向的夹攻。对方大兵已经压境，即使王凌想强征民丁入伍扩充军队，也没有充分的时间。总而言之，王凌如果想要凭借寿春城池拼死相抗，除了白白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外，别无其他结果。
年近八十岁的王凌，倒也不愧是一条铁骨好汉。当他清楚看到抵抗已经没有意义，只会导致寿春城中军民玉石俱焚的结果之后，仰天长叹一声，决定单舟直往司马懿军前辞职谢罪，独自承担一切后果。
五月初十，王凌抵达了一处名叫丘头的地方（在今河省沈丘县）。丘头在百尺堰以南五十里。司马懿在百尺堰稍事停留后，挥军东下。行至丘头，侍从来报，太尉王凌遣幕僚王彧，前来呈交王凌的太尉印绶、节旄，并送王凌亲笔谢罪书信一封。高坐船楼的司马懿，把印绶和节旄扫了一眼，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把来信展开，只见上面写道：“身陷刑罪，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大意是说，我犯罪本当受刑，却承蒙您的赦免和原谅；现今派遣下属送上我的官印，我会按照皇上诏书的指示，捆绑自己前来归案；虽然您私人对我施予恩惠，但是承受官方法律的处置是我的本分。
这就是王凌的举手投降书。司马懿率领数万兵马急速前行上千里路，目的也正是要得到这寥寥三十三字。他吩咐部属，准备迎接来降的王凌。
接受投降，如同抵御敌人，这是中国兵家的座右铭。只见丘头附近的水面上，战船如飞雁队形排开。船上旌旗飘拂，刀矛闪光，一片肃杀气象。居中是一艘三层楼船，长十多丈，髹以彩漆，上建大旗，这就是主帅司马懿的座舟。列阵刚毕，王凌的小船也到了，须发皓白的魏朝太尉，双手反缚，赤裸上身，跪于船头之上。待他来到前锋战船时，便有司马懿的幕僚上船，为他解开绳索，穿上衣裳，并且问候致意。至此，受降仪式便在上万人的注视之下结束了。
王凌受到这样温和的待遇，松了一口大气。他以为这是司马懿真正将要赦免他的表示，就下到旁侧的一艘小船，要前往楼船去见司马懿。不料小船行驶到距楼船还有十多丈远时，便有两艘战船飞快上前，把他的小船截住，不准前进。王凌这才知道情况不容乐观，只得遥遥对着楼船上的司马懿，大声说道：“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您只消用简短书简召唤我，我难道敢不来吗？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啊！
高坐船楼的司马懿，傲然俯视对方，朗声答道：“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因为您不是简短书简所能召唤来的人呀。
王凌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司马懿，愤然指责道：“卿负我！”您对不起我！
司马懿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傲然态度，缓缓答道：“我宁负卿，不负国家！”我宁可对不起您，也不能对不起皇上！请注意，此处司马懿口中的“国家”，是当时的习用语，准确含义是指正在位的皇帝，而非政治的体制，这是史学名家周一良先生的独到之见。
两位年过古稀的老者，两位魏朝的四世元老，就这样旁若无人一般，在颍水的江面之上，打了一阵子嘴仗。司马懿怕王凌还会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把手一挥，立刻从拦截王凌的战船上跳出两名武士，一左一右，提起王凌就丢上战船。然后，那战船在四艘巡江轻舟的警卫下，径自向码头驶去。
按照司马懿的指示，江西岸的码头上，早已有一支铁骑兵队伍在此恭候。王凌一被押送上岸，即将由他们带回京都问罪。舍舟登岸，已是红日西下之时，王凌举目四望，但见川原苍茫，残阳如血，不禁悲从中来。他想知道此去自己的生死如何，便向骑兵队长索要钉棺材盖板的铁钉，以试司马懿之意。经过请示，那队长把两枚长长的棺钉，放到王凌面前。王凌自知必死，也就不再犹豫。当天深夜，王凌一行来到百尺堰以南的项县（今河南省沈丘县）。在驿馆之中，王凌长叹道：“年将八十，竟然身名并灭了！”说完之后，断然仰头喝下毒药而死。
以王凌为首的反抗力量，到此被彻底消灭。但是，就在三个月后的八月初五，七十三岁的司马懿，也病死在洛阳，到阴间去同老朋友王凌见面相会了。
淮扬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但是司马懿的用兵特色，依然清晰显现出来。在做好最坏打算的情况下，尽力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他惯用的策略。换言之，尽量在斗智上下功夫，而不在斗力上费力气。以往对付诸葛亮是如此，现在对付王凌更是如此。在自己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用兵中，他就用这样的收官表演，告别了历史舞台。撇开道德上的拷问和衡量，单单就沙场用兵的军事才能而论，综合他在辽东之战和其他战场的表现，他应当评为曹操之后，曹魏主帅型名将第二名。也正是凭借军事上的战功积累，他也才能逐渐掌控曹魏后期的朝廷大权，为后来司马氏的代魏奠定了基础。
总的说来，司马师代魏的过程，经历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每人的双手都沾满鲜血。鲜血不仅来自大量无辜的平民和俘虏，而且来自在位的年轻皇帝。这种动辄就使用灭绝生命来解决问题的野蛮手段，连他们的后代子孙，东晋明帝司马绍，听说之后也惊讶羞惭不已，长叹说：“如果是这样，皇朝的命运怎能长久啊！”司马绍所指的短命皇朝，就是西晋。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必定会受到严厉惩罚，而且老天爷往往还用极其公平的方式，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而司马氏受到的惩罚，到西晋皇朝的第二代就迅速兑现。太熙元年（290）四月，五十五岁的晋武帝死亡，儿子司马衷继位为晋惠帝。晋惠帝生母的堂妹杨皇后，升为皇太后；其生父杨骏，出任首席辅政大臣。晋惠帝的妻子贾氏，则被立为皇后。一年之后的三月间，三十四岁的贾皇后有样学样，挥起屠刀搞政变，杨骏及其心腹下属均被诛杀三族，皇太后杨氏被逼自杀。六月间，贾皇后又将屠刀对准司马氏家族自身，先后诛杀辅佐朝政的亲王司马亮、司马玮。接下来，执掌朝政的赵王司马伦，又废黜逼死贾皇后，夺取了皇帝的位置，由此引发了宗族亲王之间的血腥夺权大战，即“八王之战”，导致西晋皇朝的迅速覆亡，成为秦以后的第二个短命统一皇朝。野蛮践踏生命者，最终使自己后代的生命也受到无情践踏。这正是：
好生之德谁无视，报复循环在眼前！
关于司马懿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曹魏战将型名将的第一名邓艾。
战将型名将第一名——邓艾
从功劳贡献来说，他一举消灭了蜀汉政权，为历史走向统一，做出了巨大的促进；从人生奋斗来说，他从孤苦贫穷的农村放牛娃，努力奋斗变成战果辉煌的一代名将。但是很可惜，后世对他的了解和认识，至今还存在不小的偏差……
一 草根俊杰
本节出场的这一位，是一位非同凡响的曹魏将领：从功劳上说，他一举消灭了蜀汉政权，为历史走向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人生奋斗来说，他从孤苦贫穷的农村放牛娃，努力奋斗变成战果辉煌的一代名将，其励志奋斗史，又是对草根底层的深刻启迪。他，就是曹魏极具个性色彩的名将邓艾。但是很可惜，后世对他的了解和认识，至今还存在不小的偏差，所以需要好好对他作一番介绍。那么邓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通过怎样的努力，改变了自己艰难的处境？改变处境之后，他在做官和做人两方面有何突出的表现？他又如何脱颖而出，变成了蜀汉主帅姜维的大克星呢？
邓艾字士载，东汉荆州棘阳县（棘阳县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氏。据《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记载，他的出身，是社会最底层的草根。草根到什么样子呢？“三国探客”告诉你。
首先，他家的经济情况很差。很早就死了爹，没有顶梁柱。在当地过不下去，被迫流浪到异乡找生路，到了东边几百里外的豫州襄城县（今河南省襄城县），被当地政府强制性收容，当了史书所说的“典农部民”。也就是曹操屯田区的农民。
其次，他家的社会地位太低。当时曹操地盘上的自耕农民，已经是社会的底层；而屯田区的农民，地位比普通的自耕农民还要低，相当于半农奴。低在哪里呢？一是被剥削得更厉害。曹操为了解决战乱时期粮食紧缺的难题，把流浪的民众，强行按照军队的组织系统，安置在公家的荒地上耕种。收获的粮食与政府分成：使用公家耕牛的，四六开，公家得六成，你只得四成；不用公家耕牛的，对半开，各得五成。但这只是表面上或形式上的规定，实际上的分成，屯田农民还要更吃亏，比起耕种自己土地的自耕农来，其负担要重好几倍。二是人身自由还受限制，不像自耕农民，有随意行动的自由。既然是半农奴，就要实行军事化管理，把你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如果胆敢逃亡，抓到就砍脑袋，而且连妻子、儿子一起砍。
邓艾就出生在这样不幸的草根家庭里，小时候当过放牛娃，还给人赶过车。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他怎么办呢？他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走邪门歪道，而是认准一条路，去同命运抗争。他认准的这条路，就是前面讲吕蒙时说到的八个字，读书充电，增强力量。不过，吕蒙读书充电，是从进入军队当将领的青年时期才开始，而且还是在孙权的严格督促之下才认真照办的。相比之下，邓艾就不一样了，小小少年时已经开始读书，而且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实在是难得。他的发奋努力，终于取得效果，他被本地的典农都尉，评比公布为“都尉学士”，相当于拿到正式的学历证书了。当时管理曹魏屯田民众的军事化官员，与县一级相当的是典农都尉，与郡一级相当的是典农中郎将。所谓“都尉学士”，也就是县级屯田区的学习标兵。当了学习标兵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可以不放牛了，不赶车了，不下田干活了，还可以到典农都尉的办事机构，去坐办公室当白领办事员。
但是很可惜，一个天生的生理缺陷又限制了他，使他没有能够当上白领、骨干、精英，即现今说的“白骨精”。原因是他口吃，于是他被安排去当“稻田守丛草吏”，就是在稻田里边看守稻草堆的办事员。你不是说话结巴吗？去对一座座稻草堆说吧，再结巴也没有关系。显然，这个安排很有点挖苦人。但是，邓艾从小在逆境当中长大，抗压能力没得说，这种打击对他来说是小意思。他依旧发奋读书充电，增强自身能力，而且把重点放在用兵本领的培养上。为什么呢？我说话结巴，当耍嘴皮子的文官受到限制，那小爷我将来就去当靠智慧、靠勇敢的将军，带兵打仗，彻底改变处境。从此，他每到一处地方，就会运用学到手的兵法知识，观察高山大湖，指指点点，说这里可以安营扎寨，那里可以派兵埋伏，如何如何。旁人见了总是嘲笑他，说他脑子有病。他也毫不在意，他想：你们这些小燕雀啊，哪里知道我的鸿鹄之志啊！有句话叫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放在他身上，就是不想当将军的放牛娃，就不是好放牛娃了。
邓艾如此发奋努力，他会实现自己改变处境和命运的愿望吗？他又碰上了一位什么样的贵人，帮他实现了处境和命运的改变呢？
东汉以来，全国上百个郡的行政长官，每年都要在规定时间，派下属前往京城洛阳，向中央上报当年本郡各方面的重要统计数据，包括人口增长的统计，土地开垦的统计等等。这一项重要制度，专门名词叫做“上计”，即上报数据统计。承担此项职责的下属，则称为“计吏”。对于各个郡的长官而言，这是向中央直接汇报本人政绩，事关本人的乌纱帽和前程，所以照例要选拔能力强、口才好而且对自己忠心的下属，来担此“计吏”的重任。对于朝廷而言，由于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中央的执政大臣，曹魏当时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往往会参与数据汇报的会议，并且提出询问。除了关心国事的动机，执政大臣还有私人的考虑。什么考虑呢？原来，当时的三公，具有一项特权，史书叫做“开府自辟僚属”。凡是当上了三公的，都可以开设自己独立的办公厅，其中的下属办事官员，都由三公自行任命，无需经过中央的人事部门。这一项特权，就为三公发展自己的嫡系势力，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当时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发展自己的势力有两条常用的办法，一是收门生，二是收下属。曾经当过下属的，叫做“故吏”，以后无论做到多大的官，都是自己的老部下。后来的蒋介石先生，不仅当军校校长，广收门生，而且还把军校的学生，大量任命为自己的下属将领，成为故吏，就是从这儿学来的招数。由于前来中央汇报的，都是地方各个郡精挑细选出来的得力干员，所以参加汇报会，从中发现人才，收为自己的下属，就是三公发展自己势力的常用手段。而通过“上计”进入中央当官，也成为仕途高升的另一条通路。
邓艾所在的郡一级屯田区，长官叫做襄城典农中郎将，照例也要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央统计汇报会。但是这一年，长官犯了难，因为选来选去，选不出符合上面三个条件，即能力强、口才好而且对自己忠心的下属，去进京汇报。最后，他的眼睛落在邓艾的身上，此人虽然口才差一点，能力和忠心却是绰绰有余，进京汇报即便得不到高分，却也绝对不会捅出大娄子。好，就是他了。但是，这位长官万万没有想到，邓艾进京汇报，不仅得了满分，而且还被一位政治强人看中，把他任命为自己的下属，直接提拔到京城当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