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梅瞟了他一眼，道：“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满脑子都是坏心思！”
商毅把她搂在怀里，笑道：“现在你可是羊入虎口了，就认命吧！”
李华梅哼了一声，道：“什么虎口，狼口还差不多。”不过说完之后，双手搂住了商毅的脖子，主动的奉上香唇，印在商毅的嘴上，商毅也抱紧了李华梅，和她热烈的亲吻起来。
等两人唇分之后，李华梅才道：“我想在这里住三四个月，等入秋之后，就开始出海，这段时间里，也做一些准备工作，我己经做好了一个计划！”
商毅点了点头，道：“放心吧，我己经安排好了，这几天你首先到统战部去，把军职辞了，手续都办付，我己经吩咐了凤舞，在林家的远洋航运公司里，给你安排一个部门，他们有船，有港口，也有船员和水手，和皇宫、内阁里都有联络，因此以远洋航运公司的名议开始筹备，一切的事务都好办，需要多少钱，到凤舞那里去支取！”
李华梅道：“钱的事情到不忙，这些年我也攒了不少钱，不过有这个公司帮助，确实是方便多了！”
商毅嘿嘿笑道：“那么你该怎么谢我呢！”
李华梅又瞟了他一眼，双手再度勾住商毅的脖子，道：“你想怎么对人家使坏，人家都由你，好不好。”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一八章 南京风云（二）
李华梅进宫虽然是一件好事，但这几天的政务，确实很让商毅头疼，就在南洋战事胜利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确实也让南京各届又都兴奋了一把，因为胜利总是能够鼓舞人心的。
但让商毅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胜利，也给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首先就是对商毅歌功颂德，吹牛拍马也蜂拥而至，而且吹捧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不是对商毅的功绩夸大其辞，就是什么神灵转世，天生异像，再不就是什么祥兆出现，瑞兽降临，仿佛一夜之间，各种祥瑞红光紫气、黄雾白灵、麒麟凤凰什么的，都井喷一般的冒了出来。
而且这还不算，就在新年以后，又出现一股舆论声音，建议商毅登泰山封禅，以显中国的盛世，一开始还是在民间流传，商毅和内阁也都没有太在意，但到了三四月份，传言己经在南京传播得十分广泛，有不少议员都听到了这个传言，并且在私下里也在讨论，泰山封禅的可行性，当然也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各有千秋。
赞成的人认为，商毅从一介布衣之身，起事于平民之中，于中原危难之际、力挽狂澜，驱逐鞑虏，恢复汉族正统，又扬威海外，百夷来朝，而且开海通商、屯田养民，虽然现在帝国才成立了四年，但也国泰民安，府库丰足，无论是商毅的功绩还是现在中国政府的财力，都足以进行泰山封禅的壮举，因此也完全可以搞一次泰山封禅的活动。
但反对着的理甴也非常充份，泰山封禅事关重大，不可轻行，虽然传说上古有七十二位仁王行过泰山封禅之举，但都己无史可考，而自从秦始皇在泰山封禅之后，也只有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五位帝王举行过泰山封禅，在这里面，除了汉光武帝刘秀之外，其他全都是毁誉参半，争议颇大的帝王，其实并不俱备举行泰山封禅的资格，相反历史上公认的有雄才大略后明君如汉文帝、唐太宗、宋太祖都没有进行过泰山封禅，而且终明一朝，也都无皇帝再行泰山封禅之举，因此现在中国并不宜实行泰山封禅。
当然这些还仅仅只是限于议员之间私下的讨论，还没有人正式向国会提交提案，因为经过了快两年的运行之后，国会议员们也对国会的运作有了一些经验，按照国会的制度，一但提案被否决，一年之内是不再受理类似提案，一个国会议员的任期只有三年，因此每一位议员也都不敢轻易提交提案，有提案之前，都会先在私下里询问一下其他人的态度，估计一下提案通过的可能性，或者说服一些其他议员，而毎天国会表决的大部份提案都是由内阁的各部门提交的。
而就在这时，从山东省向南京内阁发出了一份报告，正式提出建议举行皇帝举行泰山封禅，并且还附有赞同泰山封禅的山东地方官员、学者、乡绅的名单六百畲人，当然也把商毅的功绩又夸耀了一遍，同时还列举了新年己来，泰山出现的种种祥瑞之兆竟达二十多处，甚致还有神灵托梦，天书降临，以说明举行泰山封禅的合理性、重要性、必要性。
这一来情况就不同了，尽管这一份报告并不具备国会提案的功能，但却也把泰山封禅从民间议论提升到了政府行为，因为无论向不向国会提案，都必须向山东地方政府一个明确答复，这也让南京内阁也觉得颇为束手。
说实话绝大多数的内阁成员都不赞同举行泰山封禅的，尽管来从目前商毅取得的功绩来看，确实比前六位曾经举行过泰山封禅的皇帝强得多，要说也算够资格了，而且现在中国的财力，也够支付一次泰山封禅的费用，但内阁成员们心里都清楚，泰山封禅说白了就是粉饰太平，大好喜功，自吹自擂，除了满足皇帝的虚荣心之外，对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处，相反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确实是废力不讨好的事情，另外也很容易形成惯例，如果以后中国的每一位皇帝都玩一次泰山封禅，可就麻烦了，但问题泰山封禅是每一位皇帝追求的致高荣誉，很难说商毅不动心，因此还要看商毅的态度。
好在是商毅也很快给出了答复，就是不举行泰山封禅，而且不仅是自已在位时不举行，在自己之后的子孙当中，中华帝国的所有皇帝都不得举行泰山封禅，同时为了禁止后世子孙借巡视山东为名，变相举行泰山封禅，因此商毅还下令，在泰山周边划出禁区，日后的皇帝巡视，必须绕道走，并且正式下诏，宣告天下，并且也强调，所有祥兆、瑞兽、天书之类，匀属无稽之谈，以后各地均不许再将这些事情上报内阁。
其实这次山东地方向南京建议泰山封禅，也并不全是为商毅吹捧赞歌，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因素，就是现在的传统与开放的思想冲突，山东省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中国最保守的地区之一，当然对商毅提高商人地位，发展工商业，重视奇淫巧技的国策不满，由其是将所谓的经世致用之学加入科举中，更是反感。
但和北方其他地区明目张胆的反对不同科举，要求敢消科举的加入，山东是商毅起家的地区之一，山东地区的大部份地方官员都是中华军的退伍军人，他们在军队中接触过一些新思想的观念，而且对商毅绝对服从，因此压制了不少山东地区的反对声音，另外在山东开办的新式学校也比较多，自然科学的传播也比较广泛，去年的乡试的合格率也还可以，因此在民间对自然科学的抵触也不是那么强烈。
因此山东地区保守势力也想出来这么一个办法，劝商毅举行泰山封禅，以此来加强传统儒家思想在商毅心里的份量，同时也将儒生的地位提高在其他三民以上，因为无论泰山封禅是好是坏，但终归还是属传统文化思想的范围，所有的仪式、祭文、主持事宜是由儒生来付责。
另外有人都还计划好了，一但商毅答应举行泰山封禅，就会接着上奏，要求商毅加尊孔子，加封孔家，请进一步加强传统的影响力，虽然新帝国建立之后，仍然按照旧例，封孔子后裔为世袭衍圣公，并在文庙里奉立了孔、孟、董、朱的位置，但并没有给这些圣贤加什么尊号之类的尊称，在许多人坚持传统的人看来，这显然是不行的，而如果商毅举行泰山封禅，也就可以顺势提出这些要求来。
对这些想法，商毅也未必没有察觉，其实商毅对儒学并不排拆，因为儒学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基础，没有儒学也就没有中国，尽管在另一时空里，后来还出现过几次反儒批儒的运动，但都无法动摇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也可以说，儒学其实己经深入到毎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任何想改变这一现像的做法，最终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儒学有保守、消及的一面，但也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相反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继承、发扬的地方，而且最原生态的儒学，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可以放入许多东西，因此在后世从儒学中又衍生出了理学、新学、事功学、心学等等不同的学派，只不过由于历朝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以政府干预的手段，选择了其中最保留的一部份，而打压其他的学派，结果也造成儒学越走越窄，越来越保留，甚致成为顽固的守旧势力。
因此商毅才选择不用政府干预的方式，任由儒学在新帝国中自由发展，自主的吸收新思想，最多只是加以一些引导，毕竟在这个时候，儒学还未彻底走向保守的一面，还是有一些思想开明，能够吸纳新思想的学者，而对泰山封禅，商毅并没有那个兴趣，也不想搞什么面子工程，虽然说帝国并不缺钱，但这笔钱还不如用来干一点别的，有益的事情，那怕是搞个阅兵式，也比什么泰山封禅要强。
但不管怎么说，商毅做出了不举行泰山封禅决定之后，内阁的成员们也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商毅禁止后人也举行泰山封禅，并禁止一切的祥瑞、吉兆一类的事物，也都非常赞同，因为历朝历代都不乏有人也什么祥瑞、吉兆为由，哄骗皇帝，并借机上位，商毅这样的做法，显然将这一切事情都杜绝了，其意义，比起彻底废除太监制度，也并不差多少。
因此内阁的官员们，包括大部份的国会议员也对商毅的这个决定十分赞同，并且也由衷的敬佩商毅，尽管以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商毅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皇帝，但也确实己经做得很不错了，毕竟十全十美的皇帝，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一九章 南京风云（三）
泰山封禅的风波刚刚平息下来，但南京马上又发生了另一件重大事情，其影响范围，持续的时间，都远比泰山封禅的事件要大得多。
就在李华梅到达南京的当天，由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北京等省地区的一些知名学者的组织下，一共聚集了三百五十八名学子学者，一起联袂进京向内阁联名上书请愿，这份请愿书洋洋一共写了近万言，并附有数千人的签名，一共写了三大卷卷轴，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十二条要求，首先就是请施行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其次是罢除奇淫技巧、重视诚心正意，其他还有限制商业、禁止开海、恢复科举旧制、逐驱天主教等等内容。
李华梅在进宫途中，在马车上看到的那一种学者，就是其中的第一批，共一百三十三人，他们赶到洪武门前聚集，跪伏于地，向朝廷递交万言书，而随后另外两批学者也都赶来聚集，这三百多人全部都跪在洪武门前，也将洪武门前的街道挤得满满当当。
虽然是在皇宫之前，但这些奇怪的举动，还是引得不少南京居民远远的驻足观看，而且军队也赶过来，不过这批人都还比较本份，只是老老实实的跪在那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于是也有一个军官过来，告戒众人，不要轻举妄动，而领头的几个人也保证，自己不会乱来，因此军队也没有驱赶他们，只是离着几十歩远警戒。
这时商毅正在内阁和众官员们商议事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都大感意外，谁也没有想到会闹成这一步，而商毅也意识到，中国的思想冲突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
现在中国的统治虽然稳定了下来，但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却十分激烈，而思想的分歧大体又分为南北两派，相对来说，北方偏保守，而南方偏革新，只是在此之前，双方的争话都只是停留在学术方面，最多只是在报纸上发文，隔空互相争论一番，而南京政府一般对于学术争论都是釆取不干预的态度，因此对此也没有太在意。
但在新年之后，商毅下旨坚持执行新的科举制度，也成为北南思想冲突激化的导火线。
原来自从宋代以后，南方由于经济发达，教育水平也逐渐高过了北方，明朝开国之后，在洪武年间进行的几次科举中，南方考生的上榜率明显要高于北方，一甲的前三名和会元几乎都是南方人，而状元更是全被南方人垄断。
在洪武三十年的会试中，选出五十一名贡士全部都是南方人，而这一结果这也引起了来自北方考生的极大不满，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还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有说主考官收了钱的，有说主考官不公的，有说主考官搞地域歧视等等，街头巷尾各式传言满天纷飞，这就是明朝初年轰动一时的南北榜事件。
而明朝也立刻举行了复查，但复査的结果却是，所录取五十一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因为这个科举都是封名阅卷，主考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考生的名字，也无从作弊，而北方考生仍然不一，同时连朝中的官员也牵扯了进来，几乎就要演变成北南之争了。
后来朱元璋出于南北平衡的考虑，自己亲自重新阅卷，将录取五十一名贡士全部改为北方考生，才算免强把这次风波给压了下去，从此以后，明朝也改革了科举制度，实行南北分榜，分别录取，到明朝中期，又演变成了南北中三榜的划分方式，到万历时期又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而清朝建立后，也基本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对于分榜制度，商毅并不是没有想过，因为每一地区的教育水平不一样，后世的高考也分了地区，对边少地区还有一定的照顾，不过明初的南北榜事件是发生在会试的时候，也就是进京考试，但现在中华帝国才刚刚才进行了乡试，还没有到分区的时候，本来是不该引起争议的，但甴于自然科学与以前考应文章不同，文章虽然是有好有坏，但其中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自然科学都是有标准的答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模棱两可，因此不及格就一杆子打死，没有变通的余地。
因为中华帝国是立足于南方建立的，公办学校，以及师资力量也要充足一些，而且南方的思想也相对开放，许多私塾对自然科学也不排拆，还有不少私塾的先生都自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可以招到更多的学生，因此自然科学在南方普及的也广泛一些，而且在中国的内战期间，南方受到的影响破坏也小得多，甚致是传统教育的沿续性也要好得多，结果在去年的乡试中，南方考生的合格率还不错，虽然也偏低了一点，但也在正常的范围以内，也就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而在北方就要差得多，有一些县连一个自然科学及格的考生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一个通过的考生了。
乡试都是如此，后来的省试、会试也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新旧思想上的冲突，于是在北方地区的学者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在新年以前，就不少地方的学者都联名上书中央，要求重新举行乡试，并将自然科学的内容从考试中剔除掉，但新年之后，商毅下旨，明确表示乡试的结果是不会改变，而且科举制度也不会改变，因此也进一步引发了北方各地学者的不满。
当然他们现在还不敢公然反对帝国，只能祭出了最后一招，联合进京请愿，向朝廷上联名万言书，而上书的内容除了科举之外，还包括针对帝国的其他制度，当然这也是因为建国之后，商毅对思想言论放得比较松，如果是在清廷当政，那怕是朱重八在位的时候，也都是肯定不敢的。
但不管怎么样，事情总是发生了，因此在接报之后，商毅也下令，停下其他的公务，首先来讨论对这一次请愿的事情怎样处理，经过了内阁众官员简单的讨论之后，众官员们决定，现在不要激化矛盾，首先收下上言书，看一看写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再做决定，而对请愿的学者学子们，暂时以安抚为主，可以给他们安排住宿，一来是表示政府的怀柔，二来也是更于管理，免得弄出大乱子来。
商毅对此到也没有异议，因为这种上京请愿的行为，在历朝历代都有，其实是中国古代民间向朝廷表示自己声音的一种形式，无论这一次请愿的内容是什么，但这种形式是不能禁止的，因此商毅只是要求，一定要让请愿者保持秩序，不许借机对南京的日常生活造成破坏，影响秩序，而请愿者的住宿饮食由朝廷来付责这一点，到是可以，但要派遣军队监视。
内阁做出了决议之后，立刻派出两名内阁官员，出洪武门去面见众学者传达内阁的意见，首先接受他们了上言书，并表示内阁会认真阅读上言书，并上交给皇帝御览，但对上言书里提出的要求怎样处理，还需要时间来讨论，因此请他们暂时在南京等候，并安排他们到馆驿休息住宿，但同时也告戒众人，不许在南京胡作非为，破坏治定，否则一定将会严惩。
这时众学子们在洪武门外跪了半天，也确实足有些累了，而且内阁也接受了上言书，答复的理由也很合理，毕竟将求内阁马上就做出决定也不可能，而且有地方住，包吃包喝，当然不错，起码可以省钱，而组织这次上京请愿的领头几个人也都觉得没有拒绝的理由，虽然在队伍虽也有几个人鼓吵着“如果内阁不答应就跪在这里不走之类”，但见其他人都跟着官员一齐离开了，也熬不住累饿，终于也跟在后面一起走了。
见终于把这批请愿的学者们都安稳下来了，内阁上下也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是还没有出什么大乱子，同时又赶忙安排了一队士兵，在馆驿外驻守，当然名议上是保护他们的安全，虽然不限制众人的活动，但要外出时必须登记，发给令牌。
而在内阁里，众官员们也在为上言书的内容议论纷纷，因为看过了上言书的内容之后，绝大多数人对这份上言书提出的要求都嗤之以鼻，内阁成员基本都是追随商毅打天下的人员，一方面是对商毅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也淸楚这些新政策对于帝国发展的好处，另外也有一些人确实是开扩了眼界，提高了见识，当然也不少人有既得利益在里面。
比如第一条恢复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就连王夫之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行，因为什么才算古制呢，是宋朝、唐朝算古制，还是夏商周三朝算古制，而像什么限商、禁海之类，只会造成帝国的财政崩溃，更是不可能，但这次事情怎样处理，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连商毅一时也有些束手无策。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二零章 南京风云（四）
不过见一时半会拿不出一个好的处理意见来，商毅也决定今天先散会，大家都回去思考一下，明天再讨论。
商毅回到后宫，也就是李华梅进宫的时候，当天晚上，商毅也放下了这些烦心的事情，和李华梅渡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一早，李华梅赶到统战部去办理辞职手续，而经过了一夜休息的商毅也神清气爽的又来到内阁，重新开始内阁扩大会议，讨论解决上京请愿的事梼。
这次内阁扩大会议，还邀请了来自国会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三人，因为这次上京请愿，虽然是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事件，而黄、顾、方三人既是国会议员，也是当代知名的学者，因此请他们参与讨论，也是很有必要的。
而经过了一天的休息之后，众内阁的官员也都从昨天的突然中回过神来，并且也都在家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思考，因此在今天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基本思路：请愿书提出的十二条要求，肯定是不能答应的，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三百多人怎么来处理，好顺利的解决这一事件。
随后有人就主张将，于脆将这些人全部都遣送回原藉去算了，因为他们留在南京，总是一个大麻烦，现在虽然安抚下来，但很难说以后不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如果有人不愿离去，则可以由皇帝或内阁下达行政命令，将他们强行遣返回地方去。
也有几名官员对这批上京请愿者非常不满，没事好端端的，在家里待着不好吗，跑到南京来闹什么事情，因此认为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惩处，可以取消他们以后参加科举的资格，更有甚者，主张干脆把他们抓起来收监关押，判个几年再说。
不过这个意见也遭到了不少官员的反对，因为民间人士进京请愿，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体现地方民间情况的一种图途，并不值得大动干戈，而且他们在京城里也没有闹事，根本就没有抓他们的理由，而且商毅称帝之后，一向主张坚持法制，杜绝人制由其不能以所谓大不敬、惊驾、违禁的莫名其妙的罪名，胡乱抓人关人。
另外这三百多人在地方上也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士，其中也不乏地方名士，有一些人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还有认识，当然不愿意将他们釆用抓捕入狱，而且这样做对朝廷的名望也是不利；而强行遣返，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强行遣返，必然会对帝国产生不满心理，难免会在地方上有所怨言，而地方又偏离京师，有可能会造成地方上出现动荡。
因此王夫之就主张，还是应当以好言安抚，劝说，争取能够说服他们，自愿返回原籍，当然有必要的时候，朝廷也可以适当做出一点让步，或者说是怀柔，比如在他们提出的十二项要求中，釆纳一二条无关大局，或对国家政策响影不大的意见，并且还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嘉奖虚名称号，这样既可以平静的解决请愿的事件，也可以显示帝国的宽大和仁义。
大部官员都赞同王夫之的主张，由其是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甚致都自告奋勇，愿意出面去劝说这些请愿者，毕竟如得处理方式太过份了，对国家也并没有好处。
但也有人对王夫之的建议提出了质疑，李岩就认为，王夫之的想法虽然不错，但能不能说服得了这些人，还很难说，毕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采纳一二条不痛不痒的意见，或赐几个无用的虚名，恐怕很难让这些人心悦诚服的离开京城。
而李岩的意见，也代表了一些内阁官员的想法，因为一但劝说无效，那么对帝国、对内阁的权威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说不定还会让这批请愿者越弄越来劲，到了那时内阁反到骑虎难下了，因此怎么个劝法，首先要认真的研究一下，当然平和的解决这一事件的基调，还是定了下来。
而王夫之等人听了以后，也觉得心理有些没底，毕竟他们也知道，这批人都是非常顽固，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因此全场一下子也都静默了下来，众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到商毅的身上，这个时候只能由商毅来拿主意。
刚才众官员发言讨论的时侯，商毅一直都没有发言，只是听着每一个人的讲说，他当然也不同意釆取过激的做发，除了刚才众官员发言的理由之外，商毅也不愿意开这个坏头，一切都用权力来强行解决，治国毕竟不同于打仗，可以快刀斩乱麻，还是应该多勾通、协商来解决。
见众人都看向自己，商毅笑了一笑，道：“诸位所说的都没有错，对这些学者上京，也是为朝廷进谏言，应当礼相待，晓之以理，使其心悦成服，自愿离京，但以这些人的态度，一味正面好言相劝，恐怕难有效果，因此朕有一个想法，不如就搞一个辩论会，对他们提出的这十二条意见，一条一条的进行辩论，真理都是越辨越明，让他们辩输之后，服服气气的离开南京！”
等商毅说完之后，在场的二十余位官员也都怔了一怔，被商毅这种奇思妙想的办法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而商毅接着又道：“而且这次辩论的内容，全部公开进行，可以任甴南京的学者、学生傍听，并且将双方的发言全部都记录下来，在报纸上公布发行，并且结集出版，让天下学者、学子都能够看到，这样就算是辩不出一个结果来，孰是孰非也可以由天下人去评说！”
王夫之这才明白了商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把一次政治事件转化成学术争论事件，这样就好办多了，而且辩论多久都没有问题，这边该辩还辩，而内阁还是该干嘛干嘛，不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就当是把这三百多号人养在京城里吧，另外王夫之对辩论还是有充份的信心，一来他认为现在帝国实行的这些国策是决对正确的，当然不怕辩论，而且这近两年以来国会一直都在各种辨论中渡过的，在这方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这一点有辩论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光有理是不行的，还要能够充份的表达出来。
而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也认为啇毅的这个意见可以一试，致少比一味的劝说靠谱一点，其实在讨论学术的时候，也经常会进行辨论，有时是面对面进行，有时是通过书信来往进行，在南宋期间，就发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两次很要的辩沦，一是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之间的鹅湖之会，进行了“求知”和“求心”之辩，另一个是在稍后一点的时候，朱熹和陈亮之间的以书信来往的形式，发生了王霸利义之争，这两次辩论，对于各人对自己的学术完善，以及思想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进入明朝以来，虽然没有再发生像这两次辩论这样有重要影响的辩论了，但明朝各学派学者在交流之中，互相辩论也是常事，甚致从另一面来说，举行这一次辩论，对于学术交流来说，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现在中国的新旧思想冲突，这些学者们都能够感觉得出来，如果举行一次辩论会，让新旧思想来一次正面碰撞，对于新思想的宣传和发展，加强新旧思想的交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也是非常有用的。
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支持商毅的意见，而虽然有一些人对此还有保留，但因为是皇帝的意见，也不便反对，反正也可以试一试。
见众官员基本都赞同自己的这个主意，商毅也立刻下令，让内阁来安排，首先是要通告给这些请愿的人员，因为辩论是双方的，对方要同意才能够举行。
在接到了内阁的通告之后，几名组织者只是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就答应了下来，因为进京请愿的人员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也就不该害怕辩论，另外在进京之前，领头的几个学者也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现在大部人都知道国会的运作方式，因此也有人做好了准备，在国会中进行辩论，甚致还想过可以一举成名，虽然说这次不是在国会中进行辩论，但却是完全公开，见报，而且还可以结集出版，也算是另一种成名的方式。
双方都同意了举行辫论，那么接下来就是协商辩论的规则，每一场辩论的辩题、出场人数，发言时间，违规人员怎样处瑵等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毕竟辩论不是吵大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或是漫无边际的跑题等等，在这方面国会经过了几年的运作之后，有足够的经验，而且规则对双方都是有效的，因此请愿人员也没有异议，全部都答应了下来。
于是双方都开始积极的准备，而这次进京请愿的行动，也在商毅巧妙的引导下，偏离了当初的目标。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二一章 南京风云（五）
虽然商毅最初的想法，是弄成一场新旧思想正面碰撞、交流、沟通的辩论，但这一次辩论最终持续的时间之长、影响的范围之深远，参与的人员之多，在中国思想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造成的决突之大，都远远超出了商毅的预期目标。
按照内阁的计划，这一场辩论是在四月十日，定在南京师范大学进行，辩论的题目就是请愿的第一条：施行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双方各出五名代表出场辩论，而傍听的人员约有八百余人，除了请愿人员全部出席之外，其余的都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南京学术屇的人员。
内阁方面对第一场辩论是做了充份的准备，在辩论的一开始，就紧紧抓住“施行古制”这一点中的“古制”两个字，到是那一段时间才算“古代”，是不是只要以前的朝代都算古代，还是以传说中的“上三代”才算古代。
而请愿代表只能回答是上三代的制度才算古制，但内阁一方马上就抓住了这个口实，质问请愿代表，上三代到是推行的什么制度，中央机构是怎么设制，地方行政又是怎样安排，权力怎样分配，怎样监督，怎样制定的税赋制度，结果问得请愿代表哑口无言，根本就答不上来。
言必称上三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章的一个特点，因为按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上三代就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大同社会，反正就是上三代什么都好。
但只要不是书呆子，其实谁都知道，所谓“上三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一是时代久远，二是史料缺乏，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因此就全部推到“上三代”上面去，“上三代”就是这样做的，就连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也是假借托上三代，说白了就是把上三代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根据自己的需要，想怎么说都行。
而请愿者将“施行古制”列为第一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帝国是刚刚建立的新朝，百废待新，没法用祖制来压服新朝的制度，只好推到古制上面，但却又被内阁的代表紧紧抓住，结果弄得十分难甚，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避开了这个话题，把目标集中在后一句“以仁义礼信治国”上，说上三代的精神就是以仁义礼信治国。
但对这一点，内阁一方同样也作好了准备，立刻列举出种种例子，证明帝国确实是在推行仁义礼信，并没有疲弃上三代的精神，而这时请愿者一方才算是缓过一口气来，于是也引经居典，开始了辩论。
不过在辩论之前，内阁一方就做好了每一场辩论的基调，就是决不和请愿者提出的这十二条要求搞对立，而是尽量证明帝国的政策当中己经包括了这十二条，只不过除了这十二条之外，还有其他的政策，在这方面，内阁显然就有很大的优势，可以找出多的实例证据来，而请愿者一方则是绝对的对立，就是一付有你无我的架式，另外也只能照读经典，举不出多少实例来，面对面的辩论，也没法使用大扣帽子，强词夺理之类的手段，这样一来内阁一方自然就在辩论中大占上风。
结果双方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才结束，尽管最终并没有宣布谁胜谁负，但在辩论时过程中，请愿的一方多次被内阁问得答不上来，而内阁一方一直都振振有辞，有理有论，因此结果也自然分晓，请愿方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辩论会场，但关于这次辩论话题的议论，却一直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成为南京学术届议论的焦点话题。
随后在四月份里，南京师范大学又继续举行了两场辩论，由于有第一场打底，而且各家报纸也都大加宣传，因此傍听的人员也大大增加，在第三场辩论的时候，傍听的人数达到了二千三百余人，有一半都在会场以外傍听，其他学校，包括在南京周边地区的许多学者也都赶来傍听，而且每一场辩论之后整理出来的文字稿，都会被抢购一空，一时也是万人空巷，洛阳纸贵。
不过由于请愿一方在大道理上确实是占不住脚，而且辩论的经验和技巧也都不如内阁一方，结果这三场辩论中，尽管请愿的一方每一次都更换了参与辩论的人员，但都明显处于下风，因此请愿的一方也有些着急了，于是也向内阁提出要求，停一段时间，好让自己一方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收集足够的资料，而内阁一方也表示了理解，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
而这时有一些倾向于请愿一方的国会议员也来拜访请愿者，教了他们一些辩论的技巧，并且制定了辩论的基调，首先就要尽量放弃那种绝对对立的态度，尽可能模糊自己的观点，寻找对方的弱点，同时也有支持请愿方的学者也纷纷为他们出谋划策。
第四场辩论在五月五日举行，而应各方的要求，这一场辩论设在南京工程大学举行，并且随后的辩论，将轮流在南京、杭州的大学中循环举行，而每一场辩论的谤听人数不能超过八百人，而请愿一方只能出席二百人，但在每次辨论之后，将在第一时间将辩论内容张贴出来。
因为做足了充份的准备，因此请愿一方的表现就好多了，至少己经可以和内阁一方有来有往，争上几个回合，不致于全无还手之力，但在无形中，请愿一方的所持的观点已经缓和了许多，至少不和朝廷针锋相对，同时在辩论的话题上，也更多的偏向于学术思想方面，而减少了许多政治方面的味道。
而这次辩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由南京一直影响到周边地区，由其是那些请愿者来自的地方，对这次辩论犹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这一次请愿行动的成败，另外不仅仅是在南京，在许多地方，也针对这一次辩论的内容，展开了讨论，并也进行了不少的辩论，尽管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不能与南京辫论相比，但对于扩大这次新旧思想的影响力，起到了不少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有众多的学者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着书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一场新旧思想的大争论，也在中国展开。
在南京的辩论一直到十一月十日才结束，其中一共进行了二十三场辩论，有七场在杭州的大学里举行，并且还有两场应商毅的邀请，在皇宫里举行。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以请愿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毕竟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己经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还没有达到质变的地步，但己对中国的传统社会经济造成了相当的冲击，而经济的发展，也就需要新的思想基础，传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己经发生了动摇，因此新思想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而且商毅需要没有利用政治权力强行推进新思想，但却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引导，更为重要的是，新思想并不是要彻底放弃旧思想，只是抛弃旧思想中一些保守、落后、迂腐的东西，加入一些开放、积极、先进的观念，因此这场辩论的成败，其实是早就注定下来的。
而在辩论的同时，《中华时报》也不忘利用这次辩论，为商毅造势，称赞商毅的胸襟开阔，能广开言路，察纳善言，并不独断专行等等，因为有事实为证，因此对商毅的声望，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对于安抚地方的反对情绪，也起了不少作用。
最终请愿者虽然还有所不甘心，但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各自返回地方，毕竟辩不过内阁，留在南京也没多大的意思，而内阁也好说好散，还给每人返回的路费，一切也都做到仁至义尽，也让这些请愿者没话说。
但等请愿者各自回到地方之后，才发现今年的省试早己经结束了，但这一次，民间的情绪也明显平稳了许多，毕竟谁都知道了这个大势己经不可改变，因此也有不少学子终于开始认真的学习自然科学，以便在下一轮科举中有所表现，毕竟十年寒窗苦溪，不就为了一朝蟒袍玉带，出人头地吗，既然科举要考自然科学，那么就好好的学习吧。
而请愿者虽然离开了南京，但这次新旧思想的辩论却并没有结来，而是从南京一直发展到了各地方，新旧思想的碰撞，也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其中也几经起伏反复，前前后后一共进行了七十余年，一直到中华帝国的第四任皇帝继位期间，新旧思想的争论才基本结束，新的思想体系才基本形成，从而中国也正式进入到近代国家时期。
在后世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将这一段时期确定为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而这一次南京的辩论，也被认为是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