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英雄与奸贼
身败名裂的王敦是东晋第一叛臣，也是东晋第一英雄。他的气焰嚣张，他的飞扬跋扈，他的镇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让后人极为向往。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籍籍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刘备就更是。
刘备是被诸葛亮和曹操都认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认为天下英雄只有他们哥俩。据说，曹操说这话时，刘备正跟他一起吃饭，竟当场吓得掉了汤勺和筷子。
鲁肃则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的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他们在意的不是前面那个字，而是后面这个非常男性的字—— 雄。
没错，英雄也可以简称为雄。
谁是英杰谁为雄？这是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关注的背后，是社会的认可与尊崇。
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两汉推崇的是功业，汉代风云人物也都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张骞通西域，卫青平匈奴，司马迁写《史记》，公孙弘设博士。没有这些功业，他们就没有价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认。
魏晋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比如祖逖（读如替）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豪气干云地敲着船楫朗声发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那就让我有如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再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击楫中流”。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闻鸡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岁的祖逖半夜听到鸡叫，便叫醒同样年轻的刘琨：这是上天在激励我们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剑。
闻鸡起舞和击楫中流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祖逖和刘琨的事业反倒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人物比功业更重要，这是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贤而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董卓不用说，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们不是英雄。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原本便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
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所以，英雄可以同时是奸贼。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 王敦最后是身败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导一样，王敦也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想当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毫无威望，是王导设计让他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坐轿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一下子就镇住了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大族，司马睿后来的称帝也才有了社会基础。
此后，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晋元帝司马睿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满意的只有王导，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不想谋反也得谋反。
于是，司马睿称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则几至皇位不保，并在当年忧愤而死。
据正史记载，司马睿在一败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义谴责王敦，只能一面脱下戎装，一面嘀嘀咕咕地说：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让老百姓受苦？
东晋皇帝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晋元帝死后，继位的是晋明帝司马绍。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他的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
王敦岂非不得善终？
当然是。而且按照儒家伦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在魏晋，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
王敦死后二十三年，征西大将军桓温攻进成都，灭亡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这位胜利者在成汉宫中大宴宾客，蜀中士绅也悉数到场。桓温为人原本豪爽，此刻更是雄姿英发语惊四座，以至于散席之后众人还回味无穷。
大家都说：桓大将军真是当代英雄！
一位王敦过去的部下却不以为然。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王大将军！
实际上就连桓温对王敦也钦佩有加，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王敦之下。但当他路过王敦墓前时，仍充满崇敬发自内心地大声呼喊：可儿！可儿！
可儿，就是称心如意之人。
很难想象这是对一个“逆贼”的评价，而且据说这评价在王敦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
那么，王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大丈夫。
后来执掌了东晋军事大权的王敦，出道似乎比堂弟王导要早。他很早就来到了西晋的首都洛阳，并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八王之乱”中，王敦散尽家财，还把公主的婢女配给将士，从而深受爱戴。王导为司马睿经营帝业时要拉王敦入伙，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谁都想不到，出身名门望族的王敦在京城却被看作乡巴佬。因为他不会说洛阳话，也不懂豪门的规矩，更不擅长琴棋书画。他甚至闹了不少笑话，其中之一，是在公主那里上厕所时，把塞鼻子用的干枣和洗手用的澡豆都吃了，结果公主的婢女无不掩口而笑。
王敦却既在意也不在意。
有一次，晋武帝与社会贤达聚会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插不上，便自告奋勇要求击鼓。晋武帝见他脸色难看，也就下令将鼓和鼓槌放在他的面前。
王敦一甩袖子站了起来。
这一通鼓打得漂亮至极。那急速和谐的音节，那豪迈激越的气势，那旁若无人的神情，都让人叹为观止。乡巴佬所受的窝囊气，也在这敲击中宣泄一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