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33]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34]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35]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36]

　　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吹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

　　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唐太宗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机说：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惊异。

　　他问：忠与良，有区别吗？

　　魏徵说：当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见，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结果自己丢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恶名，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让君主成为明君，自己成为良臣。

　　太宗说：很好！

　　接着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明君？

　　魏徵答：偏听则暗，兼听则明。[37]

　　太宗点头称是，于是两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则是：所有的批评和建议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则是：所有正确的决定都归功于皇帝，包括贞观年间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他曾当众回答太宗的表扬说：臣等畅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导。否则，魏徵又岂敢屡犯龙鳞？[38]

　　这不是拍马屁，反倒实事求是。

　　毕竟，在皇权时代，帝王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点就掉脑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这家伙老是当面给朕难看，总有一天朕要杀了这乡巴佬。

　　皇后听了一言不发，换了朝服向太宗礼拜。

　　太宗大吃一惊，问：皇后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回答：臣妾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这样耿直，岂非因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岂敢不贺？

　　这件事当然未必属实。但长孙皇后在他们两人之间曾经起着调和作用，是事实。太宗耿耿于怀，魏徵担着风险，也是事实。于是我们要问：魏徵这样置生死于度外，除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还要干什么？[39]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魏徵的抱负又是什么？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承认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强调君主必须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同样用太宗的话说，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损害人民利益满足个人欲望，那是自杀政策。[41]

　　第三，主张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唐太宗说，没有人真能日理万机。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如果所有的决定都出自一人，那么，只要一天犯一个错误，十天就是十个。日积月累，不亡国又更待何时？[42]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早熟的农业民族中，以及在这片广袤而又开阔的农耕土地上，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只能选择君主制，并从“三级分权”的邦国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

　　在此前提下，开明专制便是理想。

　　但这绝不能寄希望于某个开明的君主。君主的个人魅力和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个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因此它只适用于动乱时代（如三国）和雄主时期（如汉武帝），承平之世却只能靠制度。

　　◎唐户部记账一览表

　　年代 州府数 县数 乡数 户数 口数 出处

　　武德年间 200余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年间 不满300 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十三年大簿 358 1，551 《初学记》卷8，《总叙州郡》

　　永徽元年 3，800，000 《资治通鉴》卷199，《通典》卷84

　　神龙元年记账 6，156，141 37，140，000 《资治通鉴》卷208，《唐会要》卷84

　　开元十四年记账 7，069，565 41，419，712 《资治通鉴》卷213，《唐会要》卷84

　　开元二十年户部计 7，861，236 45，431，265 《旧唐书》卷8，《资治通鉴》卷213

　　开元二十二年记账 315 8，018，710 46，285，161 《唐六典》卷3

　　开元二十八年记账 328 1，573 8，412，871 48，143，609 《资治通鉴》卷214，《新唐书》卷37

　　天宝元年记账 362 1，528 16，829 8，525，763 48，909，800 《旧唐书》卷9

　　天宝元年 8，348，395 45，311，272 《册府元龟》卷486，《通典》卷7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在国内厉行节约，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稳定，唐的经济和人口逐步增长。

　　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就得重新评价贞观之治。

　　事实上，贞观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于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炀帝，早就人头落地；如果太宗身边都是封德彝，也难免重蹈覆辙。玄武门之变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却又暗中充当李建成的鹰犬。这事直到他死后才暴露出来，让唐太宗大吃一惊。[43]

　　人，又怎么靠得住？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贞观初年，他确实谦虚谨慎。到了中期，就开始骄傲自满。就连他表扬和推崇魏徵，也未尝没有自鸣得意的成分。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员的宴会上将佩刀赐给魏徵，然后又问了一句话：朕这些年的政务跟以前相比，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