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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_分节阅读_第10节
小说作者:易中天   内容大小:89 KB  下载: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txt下载   上传时间:2016-03-26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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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且算半盘吧!

  但即便只有半盘,也足以让大唐的世界五彩斑斓。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当时的长安已能吃到通行于中亚、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抓饭,开元以后更是以胡食为时尚。长安城里“西餐厅”之多,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上海。[54]

  当然,不可或缺的还有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与唐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尽管它在汉魏就已经传入中国,自己酿造却是在征服高昌之后。太宗皇帝甚至亲任酿酒师,在原来配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监制出了八个新的品种。[55]

  这样的皇帝,也属罕见。

  事实上唐代胡风之盛,与皇帝关系很大。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球,就因为唐太宗开风气之先。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个中高手,曾经让吐蕃的球星自愧不如。此后的宣宗、僖宗都是球员,穆宗、敬宗都是球迷,打球岂能不成风气?[56]

  此外还有建筑。

  盛唐时期的建筑流行西亚的材料和风格,并且采用了在酷暑天降温的技术。设计师巧妙地让水从屋檐流下,形成水帘隔断室外的热浪,同时用流水推动风扇在室内送风,当然十分凉快。唐玄宗曾经在这种凉殿接待了一位爱提意见的言谏官员,结果该官员因着凉而腹泻,狼狈不堪。[57]

  那么,这种技术又是哪个国家的?

  东罗马帝国。[58]

  呵呵,倒是不远万里。

  实际上隋唐所谓胡,并非只指中国境内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更包括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他们在两《唐书》中跟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一样被看作西域的一部分,重要性仅次于突厥、回鹘和吐蕃。

  也许,这是一种世界眼光。

  世界眼光是隋唐特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混血王朝。自己是混血儿,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种族,尽管他们都以中华自居,都认为中华是世界的中心,还都雄心勃勃和自以为是地要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纳入中华的体系。唐太宗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朕提三尺龙泉一统四海,不比秦皇汉武差吧?[59]

  当然。

  事实上,秦汉文明虽然已经具有世界性,隋唐却更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帝国,影响力之广远超其版图。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大唐固然影响了世界,世界同样影响了大唐,影响是双向的。而且,我们能创造出世界性文明,也并非只有太宗和大唐之力,至少还有隋炀帝一份功劳。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国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中国皇帝阅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皇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大中华;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视我中华为日薄西山?万幸的是,中国皇帝并不知道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1]

  当然,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蕞尔岛夷其实鞭长莫及,已经看过的国书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使,便只好吩咐鸿胪寺(外交部)官员: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不懂礼貌的蛮夷,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土等国使节站在一起。四月,隋炀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团,取道朝鲜半岛南部出使日本,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2]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炀帝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变成统战对象,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高句丽(句读如勾,高句丽也写作高勾丽)。[3]

  高句丽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开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汉王杨琼为统帅,率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句丽的战端。结果,劳师远征的隋军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活着回来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因祸得福。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被归咎于随军的宰相高颎,尽管高颎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正如本书

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五代时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丽,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高丽王朝才建国,那才真是高丽。[6]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句丽为好。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西汉末年建国时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区划归属于玄菟郡,民族分类属于濊貊(读如畏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强不息的高句丽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北魏拓跋焘和南朝刘义隆的时代迁都平壤,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7]

  另外两国,是百济和新罗。

  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建立的国家。韩人最早分为三支:马韩、辰韩、弁韩,号称三韩。之后,马韩建立了百济,辰韩建立了新罗,弁韩建立了金官。这是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三国。高句丽南下之后,新罗也兼并了金官,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就变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8]

  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高句丽在北。

  三国当中,高句丽受中华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综合国力最强,处境也最微妙。东边的南朝和北朝,南边的新罗和百济,西边的日本,北边的靺鞨(读如末合)、室韦、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邻居。当然,高句丽自己并不省油,他们对东亚地区的霸权也觊觎已久。

  因此,中国南北对峙之时,朝鲜半岛同样热闹非凡。大体上说,是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勾结日本,在半岛长时间问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华。

  这就不但要打军事战,也要打外交战。

  于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都争相与中华建立各种关系,甚至同时向南北两朝示好。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来者不拒,而且尽量阻止对方与他方往来。高句丽与新罗、百济、日本也一样,全都希望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具有排他性。两朝三国一倭,构成东亚波诡云谲的画面。

  公平地说,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和正义与否。无论南朝北朝,还是半岛三国,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陈,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丽。作为好不容易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接壤,绝不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或百济联手,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荡分裂之机干他一票的时代过去了。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必须找到同盟军,救亡图存。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607)六月,隋炀帝巡幸塞北,高句丽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皇帝如实汇报。隋炀帝立即警觉起来:高句丽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再裹胁契丹和靺鞨之众,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9]

  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突然对“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转变了态度。事实上,小野妹子递交国书正在这一年,隋炀帝遣使回访则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丽的动向后,隋炀帝杀了高颎。[10]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句丽,则铁定地成为中华帝国的眼中钉。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罗依靠大唐兼并百济的八年之后,高句丽也被大唐联合新罗而灭亡。这时,唐高宗已经因病休假不问政事,执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她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日,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历史功绩。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传入高句丽,又从高句丽传到新罗的。百济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后来又借此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为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11]

  毫无疑问,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没有百济和高句丽,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句丽和百济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12]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请益僧却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最澄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因此得以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13]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14]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15]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16]

  张保皋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17]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 《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然后说: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本书

第四章已经讲过,那是可以催人泪下,并证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国界的。

  此后的行程一路绿灯。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佛教,高昌王则为玄奘办理了通关文书,并随文附上了厚礼。三藏法师从此变成合法旅行者,只不过是高昌国的。[18]

  玄奘与圆仁,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只不过,一个是出不去,另一个是进不来。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相反,对外开放是隋唐两代的基本国策,而且在炀帝时代就已经确定。事实上正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鼓励,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这一次,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名,用汉字书写的国书开场白则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据说,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致书。[19]

  对此,中国史书不置一词,后来两国的交往好像也没有了下文。然而日本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贞观四年(630)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五个月后,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且在长安住了整整两年。[20]

  此后的遣唐使便络绎不绝,终有唐一代共十九次。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和开元四年(716),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难或客死他乡,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21]

  这么多日本人不畏艰险奔赴大唐,究竟为了什么?

  学习和交流。

  事实上,遣唐使团人数众多,就因为随团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有的学成回国,为日本文明作出贡献,比如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有的留在中国,为中日友好牵线搭桥,比如担任过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阿倍仲麻吕;更有高僧回国开宗立派,比如前面说过的空海和最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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