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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
作者：金金
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
ISBN：9787806758489
所属分类：图书>传记>政治人物>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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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一个枭雄的传奇人生，解读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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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出身世家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县人。祖若父皆显宦，固世家子也。〔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
“世凯字慰亭，为保中之子。生于清咸丰九年。”（《袁世凯轶事》）
“大总统袁公世凯，河南项城县人。前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生于县北之张营，因乱徙居营东二十里，筑寨聚处，是曰袁寨。”（《容庵弟子记》卷一）
时捻匪出没皖豫间，常游弋寨外，焚掠附近村舍，群儿骇走。公方五龄，家人负之登陴纵观，万众沸腾，略无惧色。其胆识坚定，由天赋也。本生父受臣公保中奉重慈家居，筹办团防，保卫桑梓。《容庵弟子记》卷一。
“1859年北洋派开山老祖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县的一个官僚大地主的家庭。他出生前，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发动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曾经席卷大半个中国；捻军也崛起于淮河流域纵横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项城地当豫皖两省之交，正是捻军神出鬼没之地。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正是以镇压捻军起家的清军大头目，袁甲三侄辈保庆、保龄、保恒等也都以‘从军有功’，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真个是：一门鼎盛万民遭灾。袁甲三的另一侄儿袁保中留在家乡办理团练，虽不曾挣得功名，却也不失为地方上的一霸。此人正是袁世凯的生身父亲。”（陶菊隐《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年版）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子保恒，字小午，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清史稿》卷四一八）
第二节青少年时代
同治七年冬，笃臣公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公侍行。淮安张中丞汝梅留度岁，极爱重公，许其远道。八年，侨寓扬州，复移江宁。《容庵弟子记》卷一。
幼失怙，性放诞，不事家人生业，笃好交游，上自骚人侠客，下至屠沽者流，皆相友善。凡乡里有以势凌人者，辄代不平。
世凯兄弟六，嫡母刘氏，只生其次兄世敦一人。凯与世昌、世廉、世辅、世彤皆庶出，其兄多恶之。又见其挥霍无度，恐为所累，因与析居，未几而家产荡然，诸兄不齿。日与诸无赖游，生端好事，渐为乡党所不容。〔日〕佐藤铁冶郎《袁世凯》。
“公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值考试，又喜为人捉刀，士林有微辞。”“公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容庵弟子记》卷一）
“当世凯呱呱坠地之日，值洪杨正盛之时，比长，性极猛鸷，且有武力，日与同族之昆季世廉、世敦、世傅嬉。稍有忤，辄别家远行。”（《袁世凯轶事》）
“1876年即袁保中死后的第二年，袁世凯在家乡同一于氏女子结婚，次年长子袁克定出生。”“袁世凯虽然生了儿子做了父亲，可是他自己还是个胡地胡天的恶少，家里没人管得住他。结识了一批市井无赖少年，经常带领他们演习行军作战，自己发号施令俨然一世之雄。”（《袁世凯演义》）
其胞叔保庆以道员宦江苏、山东等省，颇有战功，老而无子，拟立世凯为嗣，遂往依之，而故态不稍改变。〔日〕佐藤铁冶郎《袁世凯》。
“胞叔笃臣公保庆为端敏公甲三从子，从端敏公暨毛文达公昶熙转战皖豫间，年四十无子，爱公，以为嗣。”（《容庵弟子记》卷一）
“同治八年，公八龄，从笃臣公宦山东，延师明经王志清授读，颖悟过人。师导游明湖，入铁公祠。从师问铁公事迹，太息流涕。携入剧场，遇演忠孝事迹，乐观不倦，荒唐神鬼，辄屏不视，师大奇之。”（《容庵弟子记》卷一）
“袁世凯在弟兄中排行第四，他的叔父袁保庆没有儿子，就把他过继过来做‘一子兼祧’的嗣子，他幼年跟随嗣父到过济南、扬州、南京、上海等处。”（《袁世凯演义》）
淮宁令杨某，于考试时虐待生童，世凯闻之，率众挺身与之抗辩。保庆恐其惹祸，命其仍回原籍。适河南地方凶旱，其堂叔保恒倡办赈济，世凯遂襄助之，全活甚众。灾欠之区深感其惠。然好为大言，常侮辱绅耆，恒面责地方官吏过失，以是官吏乡里衔恨切齿，思阴陷之。斯时也，世凯内不容于家族，外不容于官长及乡里云。〔日〕佐藤铁冶郎《袁世凯》。
第三节结识徐世昌
徐世昌像徐菊人（世昌）先生昔以孝廉馆汴之项城县署，一日，往游袁氏别墅，阍者阻之。若不闻也者，昂然径入。至仰山堂，是为项城读书所居，时方执卷朗诵。徐进室，向之一揖，项城起立还揖，延之上座，讶问：“客从何处来？”徐详告之。坐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事，互相倾服，遂订交，徐返署，对令曰：“吾今识一人，他日必成伟业丰功。”令询何人，徐大声曰：“项城袁世凯也。”《容庵弟子记》卷一。
“徐菊人初与袁慰亭相见，二人都少年，袁对徐曰：‘吾可方古何如人？’徐曰：‘诸葛亮。’袁曰：‘何敢比武侯？’且曰：‘公他日功业名望当不在谢安、王导下。’徐曰：‘安石、夷甫何如人？以沙石比珠玉，令人汗颜。’”（《新语林》卷五）
第四节投奔吴长庆与受教张謇
时有提督吴长庆，系世凯父执，时统领庆军等营清朝营制，每择统兵官名氏一为统带军队名称。吴名长庆，故其军曰庆军。。世凯既不能容身故里，乃率其党往投吴。吴虽武士而性耽翰墨，广罗海内名流。殿撰张謇时即居吴幕内。吴见袁雄姿英发，卓荦不群，窃喜故人有子，又以其正在英年，遂命与其公子辈同肄业于张謇氏门下。夫世凯之出山也，呼朋引类，谓此去从军定可立功异域。乃仍令其读书，大非来意，然世凯处此莫可奈何之际，只得姑且安之。
“他的嗣父袁保庆有一位同寅弟兄，名叫吴长庆，官至提督，镇守山东登州。”“袁世凯同他手下的小兄弟们商议，想仿照薛仁贵投军的故事，打伙儿前往登州投军。1881年，袁率领他们来到登州，找到了庆字营，投刺求见‘吴军门’。”“吴长庆倒不是不关心故人亡子，他同袁保庆一样，认为此应当埋头书城，从科举场中求出路，不应投笔从戎。他身边有一位文案老夫子，名叫张謇，别号季直，当时被看作是个誉满大江南北的才子，因此叫袁跟张謇学习。习文八股，以备乡试应考。”（《袁世凯演义》）
且袁携来党伴居于旅邸，费用皆仰给于袁。是既受拘束于师长，又困于经济，日坐愁城，更何能安心向学？始则托故废学，继则以书室为游戏场，遂为张謇氏所不容，告吴以世凯不堪造就。吴氏固古道君子也，视故人之子如己子，培养世凯之心甚热，固请张氏善诱其向学。嗟呼，以意马心猿之袁世凯，使从事于子曰诗云，乌呼可？未几诸种状态皆萌，张謇遂以去就之意告吴曰，如不使袁氏子离书室，只有敬告不敏，辞席之他；如专课公子辈，仍惟命是从。吴因张之坚请，命世凯居外舍，于是袁世凯遂为张謇屏出门墙之外。
世凯为张謇所排斥，乃以初意陈吴曰：“世凯性不嗜学，独喜武备，非敢违长者命也。处今竞争世界，非学万人敌不可，岂读书始可立名哉？如公之建伟业，立奇勋，又何尝得力于诗书耶？如蒙俯鉴下忱，虽执鞭亦所心愿。”吴壮其议，心颇嘉许，以袁年龄太幼，碍难位置。
“他终日懒洋洋得过且过，无心读书，张謇免不得教训几句他就鼓起铜铃般大眼发火说：‘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岂甘伈伈伣伣老死牖下以腐儒而终其身！’说也奇怪，几句牢骚话却打动了张謇，认为此子心雄志大，终非辕下之驹，原来这位老夫子比袁只大得六岁，也是个有志四方之士，不禁同情地问道：‘你不愿读书却待怎的？’袁索性大放厥词说：‘我袁某人岂是到这里来混饭吃的！既无用武之地何处不可容身？我不久就要远走高飞了。’”（《袁世凯演义》）
世凯叔时充旅顺船坞炮台等工程总办，遂往求之，思得若干金加捐官级。其叔又命其回籍读书，袁大失意，不得已取其叔数百金捐升同知。复往见吴，伪称其叔亦然其志，命仍投宇下，吴因予帮办营务委员，令随营学习，以资历练，然终不假以权，第有其名而已。袁经此种种磨砺，一切纨绔恶习去其大半，方针稍变，与吴左右相结纳，遇事多为人排解，而营员中贤袁者甚多。袁遂得安处其营次矣。
第二章 总督朝鲜
第一节壬午之变
袁世凯厕身军界，嚆矢于朝鲜壬午之变。壬午变乱之原因，基于日清两国之争点。故欲知世凯事实，须先详日清交涉及朝鲜变乱原起。初，朝鲜一意倚赖中国，抱闭关自守主义，不与他国交通。中国以韩为藩属，凡韩廷一举一动，皆须遥商李鸿章。然清果能赫然振作，修兵备，御外侮，使韩服从，犹有可说。乃内政不修，筹边无备，自顾不遑，夜郎自大。以是日清两国对于朝鲜之意见大相龃龉，由是有二党派起焉，得日本之支持者曰独立派，宗倚赖中国之旨者曰事大派。
光绪八年，美利坚派海军统将薛裴尔为全权大臣，驶军舰东渡，要求朝鲜结约通商。以朝鲜内政外交皆受中国干涉，遂先到清国见李鸿章，此美利坚外交手腕也。李鸿章不知其用意，以为美利坚与朝鲜缔约必先通知我，系明认朝鲜为我藩属，遂许之。并请在天津议订草案，一面瞩韩王派大臣金允植到天津，一面为两国拟条约草案，满拟执牛耳主盟，首条即载韩系清之属国。美大臣见此草案，严词拒绝，李鸿章莫可奈何，于美大臣到韩时派水师提督丁汝昌赴韩，强韩于约内声明藩属字样。韩迫于势，于条约外另给美大臣一照会，声明归清藩属。是约不利于韩甚多。
“（光绪）八年三月，朝鲜始与美国议约，请莅盟。鸿章奏派道员马建忠、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威远、扬威、镇海三艘，会美国全权大臣薛裴尔东渡。四月初六日，约成，美使薛裴尔，朝鲜议约官申、金宏集盟于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十四日，陪臣李应浚赍美朝约文并致美国照会呈礼部及北洋大臣代表。”（《清史稿》卷三一三）
美约订后，韩人皆衔恨中国，又知中国不足恃，欲离其牢笼而独立者颇不乏人。惟韩王昏庸愚懦，王后闵氏专横且淫乱，朝政大权多出闵氏族。韩王父大院君李罡应者，久为不平，欲清君侧以整朝纲。加以受中国逼迫，结美之屈辱条约，群情大哗，大院君乃阴为煽惑。适韩京因合并军营，短缺饷项，又给军士以不堪之食，七月二十三日兵士啸聚，直入长官私邸，大肆屠戮，闵氏族被害尤众。渐至侵日使馆，日花房公使几被其祸，商民财产亦受侵害。公使逃至济屋浦，遇英船救始得归报政府。
“六月，朝鲜大院君李罡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入王宫，将杀王妃闵氏，胁王及世子不得与朝士通，并焚日本使馆，在朝鲜练兵教师堀本礼造以下七人死焉。日使花房义质走回长崎。”（《清史稿》卷三一三）
时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籍，代理者为张树声，张闻韩警报，遂飞檄吴长庆带队赴韩，以清韩乱。此袁世凯发现于军界之一大时机也。
袁世凯久居吴军，磨砺以须，未获一试，一闻军事，遂向吴报奋勇。而吴军久驻多疲弱，一旦整军，官则借故规避，兵则流窜逃奔，营务处及诸营员均纷纷请假。吴方恨诸人退缩，适世凯有奋勇之请，大嘉其志，遂派为援韩先锋委员，兼带亲兵二百名前驱赴韩。世凯既得权柄，诸党伴亦得所委任，遂长驱赴韩。抵韩即大肆杀戮，知变乱之起点由大院君之煽动，阳为派兵保护，而阴实困之，静候吴全军与丁汝昌水师军舰皆抵韩境，再行发落。
“时建忠、汝昌俱回国，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电令建忠会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东渡观变。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岛，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乘金刚舰先至。朝鲜臣民惶惧，望中国援兵亟。建忠上书树声，请济师：‘速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藩封。’汝昌亦内渡请师。”
“七月初三日，日兵舰先后来仁川，陆兵亦登岸，分驻仁川、济物浦，花房义质且率师入王京。初七日，中国兵舰威远、日新、泰西、镇东、拱北至，继以南洋二兵轮，凡七艘。盖树声得朝鲜乱耗即以闻，遂命提督吴长庆所部三千人东援，便宜行事，以兵轮济师，是日登岸。十二日，薄王京。十三日，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往候李罡应，减驺从示坦率，罡应来报谒，遂执之，致之天津，而乱党尚踞肘腋。十六日黎明，营官张光前、吴兆有、何乘鰲掩至城东枉寻里，擒百五十余人，长庆自至泰利里，捕二十余人，乱党平。”（《清史稿》卷三一三）
“1882年8月，正当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初露头角的时候，朝鲜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裁的士兵们因欠饷而聚众起义，发动壬午兵变。闵妃逃匿，李罡应乘机再夺政权。事变发生后，朝鲜政府无力应付，请清政府出兵援助。清政府交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张树声负责处理。张树声原任两广总督，也是李鸿章手下的一个淮军军阀。此时李鸿章死了母亲。按照规定，官吏如有父母之丧，必须开缺回籍守制，三年服满后才能再启用。由于西太后非常信任李鸿章，所以调任他的亲信部下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署理有一种暂时过渡的性质，随时可以调开，这就说明清政府仍有用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之意。”
“张树声决定派兵援助朝鲜国王，调吴长庆所部六营开往汉城，另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战舰三艘前往接应。吴长庆调动人马时，袁世凯自告奋勇，愿为开路先锋，吴就派他组织前敌营务处，命其拨队先行。”
“汉城兵变时，日本驻朝公使馆被焚，日本政府借口兴戎，派兵在仁川登陆。不料清军先到汉城。在吴长庆的帮助下恢复了国王李熙的王位。由于朝鲜政变迅速解决，日本侵略者的文章便做不下去了。”（《袁世凯演义》）
日本花房公使亦拥陆海军长驱韩京，问罪韩廷。韩许日赔款五十万元，并约设置守备兵二中队保护使馆。当日公使与韩廷谈判时，袁世凯多方侦探，闻日公使与韩廷议结，又得赔款，大为不平。时袁之权力尚不能直达清政府，惟鼓吹吴长庆、丁汝昌辈，羽檄奔驰，以日索赔款于韩廷报告清政府，欲施干涉手段。清政府遂令驻日东京清公使及丁汝昌出为调停，而日国决然不许。袁乃请吴曰，可先将大院君拿问。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交丁汝昌水师军舰，送天津交李鸿章审讯。
“日使花房义质入王京，以焚馆逐使为言，要挟过当，议不行。义质恶声去，示决绝。朝鲜惧，介建忠留之仁川，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会议，卒许偿金五十万元，开杨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宿兵王京，凡八条，隐忍成约。自是长庆所部遂留镇朝鲜。”（《清史稿》卷三一三）
清兵驻韩，加以袁世凯所带亲兵多其家乡无赖，穷困数年，自以从征属国，遂肆行暴虐，无所不为，韩国几无尺寸干净土矣。故当时各种新闻纸皆纷纷登载，而清御史张幼樵亦上疏弹劾吴长庆，清政府乃命李鸿章责吴治兵不严，令查办营中闲散人员，资遣回国。吴本端谨人，在清国军界颇负时名，既受言官及各报之笔伐，又受政府之申训，遂传集营员，极力整顿。时有参将黄仕林者，从吴军历有年数，颇著功勋。其帐下人向获一民女，颇美丽，拟献黄，为袁帐下人所夺。黄往告袁，袁置不理，黄以是衔袁。适吴集众会商，黄乘隙禀于吴曰：“所有种种不法事，皆袁所带亲兵小队为之也，我曾目睹告袁，竟置不理。”袁闻之隐忍不发，次日率队巡查，适有黄营弁入韩民宅强奸，为袁所获，遂就地正法示众，旋诣吴禀报。而袁所杀者乃黄最亲之私人，黄切齿，持手枪径往袁所。袁诣吴未归，黄愤不遇，毁其室而去。袁从者诣吴营禀报，黄亦至吴营，吴度黄来意不善，令袁暂避。黄至愤不一语，必欲得袁而甘心，虽长官亦无顾忌。嗣吴因调黄移兵他所，与袁隔绝，困始解。越数日，袁有马夫随袁出巡，怀女衣一袭，袁察觉，盘诘由来，言语支吾，即就地枭示。庆军自袁两次重惩后，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
光绪九年，中法越事起，将有战争。筹备海防，本欲调吴全军回国，因日国驻韩公使馆有护卫二中队，欲与日国相持，遂调其大半回防，至金州大连湾等要害处。留千五百人驻韩，隐与日抗。然此千五百人须有统率者，吴遂向李鸿章密保袁世凯才能智略，足胜此任。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为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亦遂达于李鸿章之耳中。
“就在这一年，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向清军开火，中法战争爆发了。”“由于朝鲜形势表面缓和，李鸿章命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金州，留下庆字营的另外三营交给袁世凯统带。改派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袁世凯演义》）
吴长庆移师内渡，袁世凯遂为驻韩千五百人之首领，乃大施诡秘方略，内结好于李鸿章，以达其迁升目的。
“自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以来，袁就动脑筋，觉得如果能够巴结上这位位尊权高的三朝元老，比在吴长庆手下当一名偏裨小将好得多。于是经常越级言事，或者在密告中说吴长庆的坏话。李鸿章的耳根子素来很软，加上袁又善于逢迎，他就开始重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与吴长庆日益疏远。”（《袁世凯演义》）
外嗾韩人分党，使事大、独立两派自形畛域，互相倾轧。独立派首领为金玉均、朴永孝等，事大派首领为闵泳翊。袁与闵族多订密切交，闵为袁通消息，凡韩王之一动作无不报知。而韩朝野俊杰之士均以受清压制为恨，其全国人民亦以受清兵之凌驾为苦。惟昏庸之韩王犹豫不决。总之除闵族外，无不欲脱中国而自立。清法衅起，法海军攻福州、台湾，清势甚危，韩欲离中国之谋日彰，袁世凯虽运用诡谋，亦只能探韩王之秘密，奈人心何？袁见事机将败，遂密禀李鸿章，录其原禀于左：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向王前煽动，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而独立。探其本原，由法人衅起，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起衅俄人。欲乘此时机，接引强邻，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闵泳翊等意见稍歧。似此情形，窃虑三数月后，形迹必影。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殷忧。该国王日事嬉游，不亲朝政，复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来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后患实非浅鲜。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开后，人心渐歧，举动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卑职日夕焦思，寝兴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台、福两处告警，讹言四起，恐韩人不久必有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本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
李得袁禀，即转告清廷。
第二节甲申之乱
光绪十年甲申冬，韩京设邮便局，大开祝宴。独立派首领金玉均、朴永孝等，预约党人，乘机举事，并窃通声气于日竹添公使。是日祝宴甫开，而金、朴等羽党齐集，遂杀事大派首领，六大臣同时被戮，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日竹添公使保护，日公使应韩王请，尽率保护使馆之二中队入宫守卫。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日公使先在宫中，乃致书于日公使，其旨谓应韩民之请，率兵保全王宫，约日公使面商保护方略。书甫入，日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日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日军相接。清众日寡，势不敌，日公使势甚危，韩军携轰雷一具入宫。日军知清兵性贪财物，取时计系轰雷机，袁兵果争取，触机爆发，炸伤多人，毁屋数间，袁兵始不敢前进，日公使乃得乘间出。韩王为袁世凯拥至清营，其富遂大受清兵蹂躏。汉城大乱，日国旅韩商民遇害者四十余人。竹添公使逃至仁川，报知政府。金、朴等仅以身免。甲申之变，在金、朴等不过欲锄灭昏顽误国之臣，使韩自强独立，亦谋国之忠也。讵臆袁擅入王宫，肆行杀戮，致成一大变乱乎？此袁激韩京甲申变乱之大略也。
“（光绪）十年，朝鲜维新党乱作。初，朝鲜自立约通商后，国中新进轻躁喜事，号‘维新党’，目政府为‘守旧党’，相水火。维新党首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谋杀执政代之。五人者常游日本，暱日人，至是倚为外援。十月十七日，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并朝鲜官饮于邮署，盖英植时总邮政也。是日，驻朝日兵运枪炮弹药入日使馆。及暮，宾皆集，惟日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酒数行，火起，乱党入，伤其国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于座，外宾惊散。夜半，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寝殿，挟其王，谬言中国兵至，矫令速日本入卫。十八日天明，杀其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总管海防闵泳穆、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而乱党自署官，英植右参政，玉均户曹参判，泳孝前后营使，光范左右营使，载弼前营正领官，遂议废立。”
“议未决，而勤王兵起。十九日，朝鲜臣民籥长庆平乱。长庆责日使撤兵，及暮不答。其臣民固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集普通门发枪。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乃进战于宫门外。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华军侦知之，遂以王归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仇日人益甚。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清史稿》卷三一三）
然世凯所以出此暴举者，实大有深意焉。世凯既拥韩王至军营，遂飞电报告李鸿章，转达政府。其作用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录其报告李鸿章之电文于左：
十八日晚逆党金玉均、朴永孝等，藉日本兵力，戕杀大臣六人，汉城大乱。臣民纷纷来营禀报，据称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国王吉凶奠测，乞求援救。卑职闻报，即派兵前往，并先致函日使，略云应韩臣民之请，派兵保护王宫。劝其将兵队退出，以靖人心，勿受乱党之愚，激成大变。候其复答，自辰至未，该使竟置不理。复饬营弁持名片往询，日兵竟开枪击毙我弁兵各一名。我兵甫入宫门，日兵即放排枪迎击，持战一时之久。幸我将士奋不顾身，拼命攻击，伤亡共十四人，日兵不支，由便门逃出。我军遂入宫搜拿余党。不料日人狠毒，预伏地雷，兵丁误触雷线，炸毙两人，毁殿屋九间。于宫侧庙内寻得韩王，惟乞救护。询问六大臣何罪被杀，推以不知，皆日使与金、朴诸人所为。王不敢居住宫内，乞为设法安置，遂议到营暂住。卑职一面派员访拿乱党，保护宫殿，弹压地方；一面严申军令，有敢擅动臣民一草一木者杀无赦。党首金玉均等，闻已随日使逃窜，余党潜伏，人心惶惶。查此次变乱之原因，系竹添与金、朴等谋使韩王叛我以自立，因此六大臣平素皆恭顺于我，遂先杀之以决王意。窃思数十年来，我国家糜饷劳师，保全藩属，仁至义尽，该国王昏庸暗懦，暮楚朝秦，若不急早图之，后患何堪设想。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与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卑职居此日久，密迩东瀛。彼国虽偏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且此次之变，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戕杀大臣，其荒谬无礼，亦公法所不容。时哉不可失，惟宪台裁之。
李鸿章得袁禀，意颇嘉许，遂密商总理衙门。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是电露透，为日东京新闻访事人以重金购得，揭载报端。日国遂开临时阁议，研究此事，预备一切。清政府遂派吴大澂、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带战舰二艘，驰往朝鲜，欲收改行省之效果。不料日政府已先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千人，直捣韩京，与韩政府谈判，征收赔款。事平，续、吴始抵韩，见日国与韩廷交涉已定，且探日国尚有数千兵预备续渡，又见报纸遍载袁、李往来函件，知事机已泄。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续二人，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以了此局。
“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清史稿》卷三一三）
第三节中日天津之谈判
日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大旨约请彼此撤退驻兵，并请清查办擅杀日人民之弁兵，共保东亚和局。
光绪十一年四月，日全权大使会李鸿章、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日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日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日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日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其所注重实在于此。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睠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然我军保护属藩，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军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遂于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恭候批准。臣等禀承朝谟，反覆辩折，幸免陨越。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于全局有裨也。’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清史稿》卷三一三）
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日方无从措手。即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日本必图恢复；清则战胜而骄，兵备益弛，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焉。设清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旱省也。
第四节李鸿章之保荐
《天津条约》定后，两国之兵均于是年七八月间陆续撤退，袁世凯亦随营归国。当束装时，遍交韩之事大派，如执要政之金允檀、金炳始辈，皆与订莫逆交。盖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国迩时大局，国内恐难立功，欲求立功，当于异域。故袁虽归，其心仍恋恋朝鲜。及归，一面交李鸿章左右亲信，使道其才智，一面将韩事条陈于李。今择其要事数则于下：
（一）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
（二）韩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今驻兵全撤，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
（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为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
（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
李鸿章像袁世凯以上之意见，颇为李鸿章赏识。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赞袁才略，于是李将袁条陈并附己之意见，达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诸人不加断决，嘱李鸿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对，遂将袁两次在韩功绩并其条陈及大院君赦回与清国有益之旨，奏达清廷。奉旨赏袁世凯以知府用，并加三品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