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了，你们几个，吵吵啥啊？有不同意见，说归说，但注意态度！”

　　有人领头呛声，后面的人便纷纷附和，刘队虽然勉强出来圆场，但也让人感觉有些不太情愿。会议室中的气氛甚是尴尬，好在此种场面支援小组见多了，也没有表现出特别对立的情绪，顾菲菲面带苦笑地瞅了韩印一眼，韩印淡然出言安慰道：“我们无意抹杀各位的劳动，也没有觉得各位有办案不力的地方，只是把我们分析的结果通报一下，稍后我们还会根据情况不断做修正，然后才会以此为基础做出更全面的犯罪心理侧写。当然，我承认我个人心里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困扰……”

　　韩印话未说完，就见刘队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嗡嗡地震动起来，便停下话冲刘队点头示意让他先接电话。没承想刘队把电话放到耳边一会儿，神色迅即大变，他快速瞅了一眼手机屏幕，然后冲身边的警员急促说出一个固定电话号码，吩咐他立刻找技术科查实机主登记地址。

　　再回过头，面对韩印等人，刘队眉头紧锁，出人意料地说：“是、是凶手，他在电话里说：‘既然你们不够聪明，那我就打电话通知你们，祥瑞家园的案子不是我干的。想要知道我喜欢什么，那就来看看吧！’”

　　“他怎么会有你的手机号码？”众人异口同声诧异道。

　　“这没什么稀奇。”刘队面色颓然地解释说，“早年办案时，我还不是支队长，在走访调查中不知道发了多少张印有手机号码的警民联系卡，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换号码，其实也是盼望着某天能够接到一通有价值的线报，可没想到会是凶手打来的嘲讽电话。”

　　第07章 杀戮证明

　　这是一起超常规的案件——凶手作案后，用受害人的宅电打通该系列案件主办刑警的手机亲自报案，于是当警方迅速通过电话登记的地址，找到位于富平区锦华路196号3单元501室的犯罪现场时，看到的是遍布血渍的房间，以及近乎被五马分尸的死者。

　　犯罪现场集中在房子的客厅中，这是一个通常意义上被称作明厅，也就是带窗户的客厅。一进来，窗户上是捂着窗帘的，待韩印将之拉开后，一缕斜阳随之悠然透射进来，客厅里顿时更显血红夺目了——地板、墙上、沙发、装饰柜、窗帘，等等，无一不被鲜血抹红。同上两起案件一样，受害者系一名中年妇女，在她家中找到的身份证显示她叫刘红岩，她的衣物被撕成碎片散落在周围，全身赤裸披散着长鬈发满面污血地仰躺在玻璃茶几旁，再准确点说只是一个连着头颅的躯干躺在血泊之中，脖子上系着红布条，四肢被砍掉，随意扔在两边，上身被整个剖开，心肺等内脏器官被切割掉，明晃晃地摆在茶几上，大肠被生生扯成几段，有的甩在沙发上，有的挂在电视上……

　　“凶手刻意把现场布置得如此血腥，想必是有意要让咱们见识一下他的能力。也许通过网络与其接触，真的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先前的担忧似乎被印证了，韩印的语气多少有些自责。

　　“你是说因为咱们在网络上的‘挑逗’，他才有这么强烈的表现欲望？”刘队咧着嘴四处打量着问道。

　　“未必，我觉得他更像是被受害人激怒了！”顾菲菲接话否定道，然后把受害人的脑袋特意向后拨弄一下，露出脖子上的刀割创口解释说，“你们看，这个刀创很浅，并没割断动脉，而且整个现场没有拖拽的血痕，反而有很多滴落形态的血迹，尤其是从门口到茶几这么一段距离。我刚刚稍微测量了一下，血滴直径大致相同，表明当时死者的出血点距离地面的高度至少要1.2米，很明显凶手从背后的一刀，并没有形成致命一击，于是受害人慌不择路，从门口逃向客厅窗户前，想要向外求助……”

　　听着顾菲菲的话，刘队又特意打量了受害人几眼，插话道：“她整个人都比较胖，脖子又粗又短，凶手当时可能没掌握好方位和力度。”

　　“没错！”顾菲菲站起身，边比画着边说，“受害人头部明显被钝器连续击打过，腿部膝盖部位瘀血严重，估计当时她在跑向窗前躲避的时候，不小心被茶几绊倒了，凶手随后赶上，两人便展开搏斗。过程中，凶手可能随手抄起身边的某样东西，反复向死者头部猛击，所以咱们可以看到现场很多地方的血，都是凶手为宣泄愤怒故意抹上去的，但死者头上方的天棚和窗帘上沾染的，基本都是中速飞溅形态的血迹，应系凶手大力挥动钝器所致。”

　　“凶手第一击失手，导致整个作案过程失去应有的控制，他因此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从而激发出更疯狂的残尸举动。”韩印接下话头道，“这样看来，凶手对挫败的体验很敏感，现实中应属于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

　　晚上8时许，顾菲菲亲自上阵，完成了验尸。

　　韩印等人进入解剖室时，摆在解剖台上的死者已被拼凑完整，周身血迹被处理干净，头发被剃光。

　　“和先前判断完全一致，受害人系头部遭到钝器重击导致颅脑损伤而死，死亡时间大致在刘队接到电话前的半小时至一小时。”顾菲菲指了指受害人头顶部说，“这儿有一处凹陷性骨折，比较常见的形状为圆形、圆锥形或类圆形，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棱角分明的。从轮廓上看，头部与钝器的接触面应该是长方形的，长度为六七厘米，宽度接近两厘米。另外刚刚剃发时，在受害人头发中发现了几块黑色工程塑料碎片……”

　　“工程塑料碎片？会不会是手机后壳？难道凶器是那种大宽屏的手机？”艾小美一时没忍住插话道。

　　“不是。”未等顾菲菲说话，英雄先鄙夷地说，“没听顾姐说宽度在两厘米左右吗，现在哪儿有这么厚的宽屏手机？”

　　“英雄说得对，不像手机，这种工程塑料很多电子产品、小家电乃至办公用品等的外壳都会采用，而手机相对较轻，很难使上这么大的力。”顾菲菲接道。

　　“那、那会不会……”小美似乎很不服气，使劲想了一下说，“有没有可能是平板电脑或者MP4播放器那种东西？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国产机器，都做得很厚而且很重。”

　　“唉，这是有可能的。”顾菲菲转而向小美又点了点头，“总之，如果能够确认凶器种类，对锁定凶手身份应该会有些帮助！”

　　几个人正议论凶器所属，刘队悄无声息地踏进来，径直走到顾菲菲身边，轻声说：“受害人女儿来了，想看一眼母亲的尸体。”

　　“她想看就看吧，这是她的权利。”顾菲菲多少有些无奈地说。

　　既然顾菲菲没意见，刘队便向门口方向招招手，随后一个满眼泪花的年轻女孩，在一名女警的搀扶下走进来。

　　“你确定要看吗？”顾菲菲握着刚刚蒙回尸体上的白布两端，温和而又怜惜地说。作为法医，她见过太多因这一刻而崩溃，以至于很多年后都无法抹去心灵创伤的例子。

　　“是，我想看看妈妈现在的样子。”女孩嗫嚅一阵，推开身边的女警，像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那好吧。”随着女孩应声，顾菲菲缓缓掀开白布，布满伤痕的光头、面如白纸的母亲形象，便呈现在女儿面前了。

　　女孩倒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她直直地盯着母亲凄惨的面庞，两只手来回使劲扭搓着衣襟，眼泪大颗大颗地无声落下。

　　此情此景，每多一秒，对在场的这些办案警察都是煎熬，不仅仅是同情和沉痛，更多的是愧疚，尤其是韩印——尽管凶手在犯罪现场释放出来的疯狂行径，更多的是愤怒于受害人的激烈反抗，但真的冷静下来客观地想一想，韩印不得不承认：凶手此次作案的出发点，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嘲讽警方的洞察能力，那个打给刘队的电话便是最好的证明；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意在彰显他自己的实力。

　　如果没有网帖的暗战，他也许不会出手这么快；此次他差点失手，明显跟选择受害人比较仓促有关，这应该就像刚刚说的，他太急于证明和彰显自己了！如果他能够迟几天，甚至哪怕就晚一天，理论上都有落网的可能，那么此刻解剖台上便不会有这样一具尸体。如此韩印总觉得，对眼下出现的局面，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先前侦查方向的选择懊悔不已。

　　解剖室中的气氛令人窒息，唯有赶紧结束这一切。顾菲菲顾不上女孩一再要求多待一会儿的请求，将白布罩回死者脸上，然后让女警将女孩带到隔壁的办公室里。她此举并非只是为了转移女孩的注意力，而是希望她能帮助确认杀死她母亲的凶器。

　　在法医办公室里，见女孩喝了几口女警倒来的热水，情绪得以稍微缓和，顾菲菲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从你母亲头上的骨折来看，凶器长度在六七厘米左右，厚度两厘米左右，外表材质是黑色的工程塑料，就类似咱们经常见到的电视遥控器或者手机后壳，另外它应该有一定的重量，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摆放这种东西？尤其在客厅茶几附近。”

　　“没有，肯定没有！本来有个差不多大小的收音机，但前几天给我姥姥了。”女孩不假思索，随即话锋一转，“不过你们的人刚刚把我带回家，核实财务和其他损失情况时，我发现妈妈下午刚从银行取出的一万块钱不见了！”

　　“会不会放到别处你没发现？”韩印突然急促地问。

　　“不可能，这钱是这么个情况，女孩连连摇头说，“我有个特别要好的同事，最近买房子手头比较紧，想借点钱装修，我自己工资不高，没多少积蓄，想着前两天我妈说有个存折到期了，就让她先取一万块钱给同事应应急。我还嘱咐过她不要乱放，反正钱也不多，放电视柜上就成，结果我刚刚在家里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

　　“你肯定她取过钱吗？”不知为何，韩印对丢钱这个问题，显得特别慎重。

　　“是啊，她下午取完钱，还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估计杀人凶手就是在银行盯上我妈的。”女孩带着恨意说道。

　　“哦……”韩印轻声应了一下，随即陷入沉思。

　　“你真的能确定家里没有我说的那种规格的东西吗？有可能是小家电或者数码产品，也有可能是装饰物什么的。”这回轮到顾菲菲追问道。

　　“这个……真的没有。”女孩虽然慎重地想了想，但答案和先前一样。

　　“这样看来，凶器应该是属于凶手的，有可能是他随身携带的东西。”顾菲菲眼中略显一丝光彩，“经常带在身边，又有一些重量的，会是什么呢？”

　　……

　　送走刘队和受害人家属等人，已近晚间10点，几个人帮着顾菲菲做完收尾工作，便回到宾馆。可是随后不久，韩印不知何故又返回法医科，在与值班法医简单交涉过后，竟只身一人走进解剖室。

　　午夜的解剖室，孤灯影暗，诡寂深沉，空气也因冷藏柜的存在而愈加阴冷。韩印缓缓走向墙边，匪夷所思地陆续拉开三个大冷藏抽柜，该系列案件的后三名被害人相继映入视线。不仅仅是这三个，此刻她们都在，所有11个受害人，全部出现在韩印的脑海里，在闪现的画面中，她们都罩着惨白的尸布，静静地躺在解剖台上。

　　韩印凝神静默片刻，退后几步，稍微抬了抬臀，便坐到身后的一张解剖台上。他双手轻抚台面，似乎在感受曾经在上面躺过的尸体的气息。他目光漠然而又空洞地盯向远处，脑海里遵循案发顺序依次揭开蒙在受害人脸上的尸布，而那些受害人似乎也一下子都睁开了双眼，哀怨地望向韩印，诉说着她们遇害背后的故事——就在这个晚上，韩印做出了一份几乎可以说是颠覆性的犯罪侧写报告！

　　第08章 犯罪侧写

　　“我们都错了！从一开始直到现在！”

　　这是韩印在侧写分析会上的开场白。能够想象得到在座当地办案组警员的反应，他们即刻做出或惊讶、或错愕、或不屑、或鄙夷、或愤怒的表情，于是各种情绪夹杂在一起，会议室中不可避免地响起一阵动静很大的嘈杂声。

　　有了先前在地理侧写会上的经验，孤身站在会议室最前面的韩印，似乎早有心理准备，面对眼前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纷扰声不绝的场面，他始终神色淡定，没有着急解释，只是用一种平和而又稍带些冷峻的目光，默默地望向众人。

　　片刻之后，韩印无声的沉着和笃定，渐渐感染了下面的人，会议室中的各种情绪逐渐趋于理智，噪声也越来越轻，直至完全安静下来。

　　就像刚刚所有的一切都未发生过一样，韩印没有任何过渡，再张口即直接将话题引向侧写的中心内容：

　　“首先，就如我开场白说的，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我认为本次系列案件并非如先前认定的是以‘性’为主导的性变态强奸案，它真正的犯罪动机实质上来自‘愤怒’，而愤怒的根源是生活平衡感的缺失，也就是说本案是一起‘以毁尸与性侵作为手段，以寻求控制感作为动机’的系列犯罪。

　　“案情各位都很清楚，应该知道在案件五之前，凶手和受害人始终未有生殖器的接触，那么这真的是源于生理障碍吗？我觉得不是！我认为那是一种不屑和鄙视！这一点在案件三和案件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案件三的现场环境，可以让凶手很清楚地判断出受害人是独自居住，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他也确实做了。他唯一一次将受害人衣服全部剥掉，就是这件案子；他开始切割受害者器官组织作为纪念物带离现场，但就是没有奸尸的举动。而案件四有这样一个细节——受害者裤子只是被扒至膝盖处，想必成年人都能想明白，如此别扭的体位，表明凶手压根就没想过与受害人发生关系。

　　“但性侵行为为什么自案件五出现了呢？先前我们认定凶手患有性功能间歇性生理障碍症，其实这一解释从病理角度来说显得很牵强，许多此类病例显示，尽管得到了很充分的治疗，病患的性功能也很难发生由极弱到恒强的转变。那么自案件五发生转折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受害人的年龄因素，是那个年龄段的幼女让他心里感觉舒适！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先前也做过错误的判断，从而忽略了很重要的行为证据。接下来，就重点说一说案件五，因为在整个系列案件中，这一案件对侧写凶手的犯罪心理和背景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虽然先前我提到过很多次，但现在还是有必要重复一下。一方面，从案情上看，凶手必须充分掌握供电局内部以及受害人家属的作息时间，才能够把握好作案时机；另一方面，在先前的犯罪地理侧写分析会上，已经向各位阐明供电局这一区域在整个作案方位中的重要地位。两方面综合起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凶手就居住在供电局周边。

　　“再者：在案件五中，除了首次出现奸尸行为外，凶手其实还有两个特别的动作，那就是他在整个系列案件中唯一一次变换了杀人手法，以及对尸体做了隐藏。

　　“就这个话题，我们先从杀人手法上来分析一下凶手的外在和个性特征：本案中，凶手大多采用闪电式刺割受害人颈部的杀人手法，其目的简单明了，就是在作案的第一时间，让受害人丧失抵抗和求救能力。这表明凶手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这可能是源于身材矮小或者患有残障，比如连环杀人奸尸狂徒董文语；或者是言辞木讷，缺乏诱骗能力，比如制造青少年连环失踪案的张永明；又或者是因为挫败经历的积累，比如小径杀手杨树明。总之，我认为本案凶手三者皆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案件五中，当凶手面对年幼无知便于掌控和欺骗的小女孩时，会改变杀人手法。

　　“至于在作案后将小女孩藏到衣柜中的举动，很明显是内疚甚至羞愧心理所促成的，但为什么此种情绪只出现在案件五中呢？答案和上面提到的出现奸尸的原因一样，是因为受害人的年龄因素。可是，因为受害人是小女孩，凶手便产生了奸尸的欲望，也因此产生了愧疚心理，这二者之间不矛盾吗？

　　“确实，从表面上看好似不合情理，不过在解释之前我要先说说犯罪行为中的另一个矛盾点。各位都清楚，本案中凶手皆采取‘入室作案’的方式，这明显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可凶手为何如此执着呢？应该有两点原因：一是现实环境中，凶手其实是没有独自一人居住的房子的，无法对目标进行拘禁；另一点，在潜意识中，凶手很想与受害人建立某种亲密关系。矛盾之处就在于这后一点，既然凶手想亲近受害人，又为何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去摧毁她们呢？

　　“总结以上矛盾点，再结合整个案情，便可以发现犯罪行为有这样的特征：凶手极度痛恨女性，却又幻想拥有女性；极度厌恶女性身体，却又忍不住奸淫女性尸体。只是他痛恨和厌恶的是女性叛逆复杂的成年时期，对思想简单、心灵纯净的幼女是有着相当的好感并会被激发性欲的。这是不是说凶手其实是有愤怒对象的呢？年轻女性和幼年的女童其实是这一对象的综合体，他作案的真正目的，便是幻想通过摧毁具有负面行为的前者，来换取乖巧单纯的后者。那么，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凶手的愤怒焦点就是他‘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

　　“好吧，至此，相信我又为各位带来了新的疑问，既然凶手作案是想找回他单纯时期的女儿，又怎么会做出奸淫这样的举动呢？还有为什么在后面的案子里，面对他厌恶的成年女性，他也会产生性欲呢？解答这两个疑问，我要承认一点，凶手那时的确有相当程度的性压抑，但奸尸的重点不在于此，它其实映射的是一种在冲动之下企图强烈‘占有’的心理。也因此，平静下来后，凶手猛然发现自己对小女儿的替代品做了乱伦的举动，才会产生把小女孩塞进衣柜这种表现羞愧心理的行为。可是他突然发现，他掌握了一种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摧毁和占有的方式，于是在随后的案子中，奸尸便成为标记行为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甚至要比先前以利器毁尸的地位更加重要……”

　　一鼓作气长篇论述过后，韩印略做停顿，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会儿，也给其他人消化一下信息的机会。须臾之后，他继续道：

　　“综合以上以及先前的所有分析，下面我为各位总结一下，凶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本地人，身材瘦小，面容和蔼，个性自卑，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反映到生活中，会给人沉稳、低调、不善言辞、彬彬有礼等富有欺骗性的印象。这虽然能让他迅速从杀人恶魔的身份中抽离出来，但极具暴力性的人格障碍仍会使他在现实中不时显露出反常的举动，比如喜好刀具和玩火，伤害小动物，以及可能被某件事情激怒之后突然大发脾气，等等。

　　“上面说了，凶手的愤怒对象是他的女儿，可以想象一定是因为女儿犯下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不可饶恕的过错，比如因情感问题忤逆父母的意愿跟人私奔了，或者犯罪入狱了，或者生活糜烂，又或者染上吸毒的毛病……而这个过错，致使他平静的生活发生严重的负面转折，从而刺激他不断地去摧毁那个时期的女儿，以寻求生活原有的平衡和控制感。那么首起作案，也就是1988年时，女儿的年龄应在进入青春叛逆期之后，相应地，凶手当时的年龄至少四十岁，至今应该六七十岁，同时也表明他有家庭，与家人同住，但可能是单身父亲，或者妻子身染重病，等等。

　　“凶手住在供电局周边，熟悉供电局内部环境和信息，因此我认为住在家属楼的供电局职工的家属应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同时我认为在作案初始阶段，凶手有稳定的工作，单位应该隶属于冶矿公司系统，他工作成就不大，时间上可能是三班倒。

　　“关于工作问题，我还要深入地讲讲。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刚刚我所讲的稳定工作，是处于凶手的初始作案阶段，这个阶段大致在1998年年底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98年对中国工人来说，是极为敏感和多波折的一年，尤其对于冶矿这座以有色冶炼为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城市，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用震撼性来形容。就在这一年，全国范围内下岗工人开始大量涌现，而且以煤炭、化工、有色金属等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主，可以想象，当时已超过政策规定年龄的凶手，是无法逃脱下岗命运的。

　　“现实生活遭到的史无前例的沉重打击，其实在案情上也有体现：在先前的分析中，我有意漏掉一个重要的案情特征，那就是在整个作案中，1998年最为密集、间隔最短，也最为残忍，总共有四起作案；同时大都伴随肢解器官组织作为纪念物的行为，其中‘98·11·30’案最为惨烈。这也就表示，这一年对凶手来说，心理上的挫败感已经达到了顶点，濒临，不，应该说已经彻底崩溃，他作案越频繁、手段越残忍，意味着他心理的失衡感越严重！各位在‘98·11·30’案中可以看到，凶手那时开始着迷于性变态的幻想，他割掉受害人的双乳、双手及阴部，可能是为了日后通过抚摸来重温作案过程，也是一种极度逃避现实的心理表现。当然，此种演变在过往的案例中经常出现，比如前面提到的杨新海和赵志红，他们疯狂作案的后期阶段，其实已经背离早期寻求生存、释放性欲望以及报复社会的作案初衷，更多的是一种应对挫败经历的习惯性的宣泄手段。杨新海的某次作案，就是因在洗浴中心被三陪小姐索要了高价，怨气难平之下，即刻流窜到郊区完成的；而赵志红更甚，现实生活中他不但有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稳定的性伴侣，还有多名不正当的偷情伴侣，也就是说他身边从来不缺乏女人和性生活，但当他事业受到打击之后，他又重蹈先前一穷二白时的覆辙，以奸杀女性作为宣泄渠道。

　　“冶矿案凶手在下岗之后，又出现两次作案，也就是案件七和案件八。说到这里，我首先要同意我的同事小杜的分析，凶手在那个时候的职业身份，可能变为一名司机了；同时也要对先前的犯罪地理侧写稍做修正，我认为那个时候，凶手选择目标的渠道，已经由公交车变为‘出租车’！具体来说：案件七的受害人是一名护士，工作在人民路沿线设有生产病房的幼儿保健院，受害时间为其早间下夜班返回住处之后；案件八的受害人是一个生意人，受害时间为其午后外出办完事返回租住的回春宾馆长包房之后。可以设想一下，前者因下夜班，身体乏累，所以选择搭乘快速而又舒适的出租车；而以后者的身份和经济能力，外出代步显然乘出租车更为合理。综上，我想说的是，凶手下岗之后是以开出租车为谋生手段的。

　　“至此，我想各位已经对凶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可能也解开了一直以来困扰我们所有人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凶手看似与冶矿公司有关系，但全面排查之后会毫无结果？为什么如此竭尽警力，几乎搜索了大半个城市，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凶手的身影？我想前面的问题出在当我们想要以冶矿公司作为重点排查范围的时候，凶手已经下岗离开了；后面的问题，则完全跟我们先前犯罪侧写的范围较为狭隘有直接关系。”

　　韩印再次停下话，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框，但看似并没有完全结束话题的意思。果然，在环顾众人一圈之后，他接着说道：“最后还有一点疑问，各位一定也早已如鲠在喉，那就是上面的分析中，我始终未提及本年度的三起案件。究其原因，我认为它们与前面的八起作案，非同一凶手所为，下面就来具体说说它们：

　　“其实自接手此次办案任务起，本年度的两起案件就让我觉得怪怪的，不仅受害人年龄与先前有非常大的跨越，而且凶手的个性特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尤其在刚刚发生的案件前后，凶手先是在网上以图书馆索书号来暗耍所谓的退休老警察，紧接着又亲自把电话打到刘队那里向咱们示威，这就可以确定他需要有人认同他的成就，希望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这与先前那个只在乎自己内心感受的凶手个性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升级。当然，犯罪欲望升级不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变态连环案件中时常会出现，可有一点是不应该发生转变的，那就是刚刚发生的案件中出现了财务损失，凶手顺手盗走了受害人刚从银行取出的一万块钱。

　　“而本年度以前的八起案件，从未有过失窃情节，这从现实意义上可以佐证凶手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前面的分析各位也看到了，他也经历了下岗等生存危机，可是七和八两起案件，尤其是回春宾馆长包房中的受害人，随身携带相当可观的现金，他依然不为所动，这就显示出他极度‘偏执’的一面，也就是说‘盗窃’行为在凶手的道德观中，与常人的认知是一样的，认为这是一种可耻和羞辱的行径。各位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变态连环杀手的人群中，这种带有妄想性的偏执心理确实存在，其形成多与高水平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有关——他不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异类，他愿意与平常百姓一样去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制度，甚至要更加严谨，因为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早已把他的连环杀人行为通过一种心理认知反馈机制合理化、合法化。这一个性特征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优等生杀手泰德·邦迪’：一方面，他是个连环强奸杀人犯；另一方面，他经常告诫不在他目标范围内的女性，要小心提防身边欲行不轨的色狼，甚至还当街追捕过抢劫犯。

　　“从我个人的专业来说，我通常认为几乎每一个连环杀手都或多或少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但总结前面的所有分析，我必须承认，前八起案件的凶手，他作案只针对幻想中代替愤怒对象的个体，没有报复社会的欲望；本年度作案三起的凶手，则是不折不扣的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连环杀手。至于两个连环杀手之间是什么关系，就现有的信息恐怕我解释不了，但案件特征很明显地表明后面的杀手对他的前辈有着相当深的了解，且凶器属于同一种类，甚至也许就是同一把凶器；还有阴毛的获取，也意味着彼此是有接触的。我认为咱们若是能抓到前者，离后者也就不会太远了，所以我给出的最终建议是：凶手虽为两人，但还是要并案侦破，只是要以前八起作案的凶手为重点，遵循对其的犯罪侧写，来制订搜索和抓捕计划！”

　　会议室中鸦雀无声，安静到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让人心惊肉跳，这就是当时的反应。听完韩印这一通理论与现实情境结合得严丝合缝的长篇论述之后，办案组的所有警员似乎更加茫然了。而这大抵和先前在许多基层单位遇到的情形一样，这些惯常以遵循实际证据为主要办案手段的基层刑警，对所谓的行为科学分析并不十分服气，可是他们冥思苦想又丝毫找不到反驳的论据。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作为决策人的刘富志身上。

　　刘队当然明白自己眼下身处的境地有多么微妙，虽然韩印已经给出一个相对具体的排查范围，但因牵涉职工众多的供电局以及本市规模最庞大的整个冶矿公司系统，实际执行起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想要在短时间内出效果，那可非一般警力所能完成的。如果真的大规模调动了警力，却最终仍然没有找出凶手，那该怎么向上面领导交代呢？更为敏感的是，认同韩印的分析就等于全盘否定前面许多老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也就等于把这么多年办案不力的责任落到那些人身上；别说他们，恐怕连自己属下的普通办案刑警在情感上一时也很难转过弯来，那自己岂不成了众矢之的？不过他个人的利益倒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这期间凶手不再露面怎么办？如果他又像十几年前那样突然消失了，那所有的努力不是又付诸东流了吗？

　　思前想后，刘队举棋不定，似乎很难抉择。他皱着眉头，环顾左右，然后扭头冲着坐在左手边的办案组副组长，求援似的试探着问道：“你觉得韩老师的分析怎么样？”

　　“我持保留意见。”副组长看似早已对韩印不满，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顾组长，您是什么意见？”刘队又转向另一边，冲顾菲菲问道。

　　“从办案的角度，韩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代表他个人，代表的是整个支援小组的意见。”向来雷厉风行的顾菲菲，非常受不了刘队的优柔寡断，于是面现不快，冷冷地说道。

　　问了等于没问，还碰了软硬两根钉子，刘队尴尬地露出一丝苦笑，旋即低头陷入沉思，须臾再抬头，只见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警官证扔到身前的桌上，接着又解下腰间的佩枪压到警官证上，以一种孤注一掷的气势，冲韩印逼问道：“你真的能够确定你的分析？”

　　“当然，我确定！”韩印坦然答道。

　　“好吧，反正也输了这么多年，再输一次又何妨？”刘队先是叹口气，转瞬又豪气满怀地说道，“我就用这把跟随我二十多年的警枪和我身上这身皮陪你赌一次！”

　　韩印很清楚，刘队做出如此姿态，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给他那些下属看的。如此一来，即使有人心怀不忿，也不敢造次，刘队都豁出去了，下面的人怎么敢和他唱反调？既然这样，韩印也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意，便也铿锵有力坚定地应道：“不，我不喜欢赌博，赌博总会有输有赢，我要的是一定赢！”

　　第09章 锁定目标

　　时间转眼来到4月中旬，天气并没有转暖，反而因一股较强冷空气的袭来，气温再次急剧下降。伴随着料峭的春寒，大规模的排查行动在艰难推进着，时间消耗得越来越长，符合侧写范围的嫌疑人却始终未出现。警队中先前被刘队强压下去的质疑声开始泛起，支援小组因此背负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韩印整天带着杜英雄跟随刘队不知疲倦地奔波在第一线，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异常辛苦；艾小美除了时不时要关注网帖中可疑的留言，更重要的任务是协助顾菲菲通过受害人头顶部的骨折来查找凶器。

　　顾菲菲在承受力大致相同的塑胶脑袋上反复进行过击打实验，在先前确认凶器的一端是长为七厘米左右、宽为两厘米左右，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也就是长方形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凶器重量应在一公斤左右。由于受害人女儿否认家中有此种物品，那就应该是凶手随身携带的，这样看来凶器很可能是某种电子产品。

　　随后，顾菲菲和艾小美把目光放到冶矿市各大电子产品市场和网络电商平台上，广泛搜寻与疑似凶器规格和重量范围相似的电子产品，目标主要集中在艾小美先前提到的方便携带的小平板电脑、MP4影音播放器，以及手持游戏机上。两人差不多查阅了几百种此类电子数码产品，但不是规格出入太大，就是重量不够，始终未找到与二者都符合的，于是顾菲菲觉得是不是该换一种思路——先来假设一下凶手的身份，然后以这个身份来寻找与之匹配的电子产品。

　　综合来看，共11起案件，虽非同一凶手所为，但这两名连环杀手似乎都有着让人放松警惕的本领。前者韩印已经分析过了，可能因为他身材矮小、慈眉善目，且外表看起来年长、有一定修养，因此不被人提防。那么后者呢？他的欺骗性和伪装又是什么？会不会是他的身份？比如他是物业的修理工，或者超市的送货员，又或者是快递员？物业修理工可能会随身携带检测仪表，那超市送货员和快递员会携带何种电子产品呢？

　　……对了，如果顾客要求刷卡，他们是不是要带上移动POS机呢？

　　进入4月底，天气有彻底转好的迹象，春风和煦温暖，不再是萧瑟的感觉，冶矿市终于有了点春天的味道，而排查工作也取得重大进展。因原供电局家属楼区域拆迁改造彻底完工，被拆迁人陆续进行回迁登记，一些先前辗转大半个城市都无法找到的供电局老职工，即家属楼的老住户，都纷纷露面了，符合侧写的嫌疑人也终于浮出水面。只是他已经去世半年多了，让人情何以堪！

　　该嫌疑人叫单熊业，冶矿本地人，出生于1944年，身高1.65米，性格温和，大学本科文化，妻子于1987年6月因病去世，留有一女一子；他的父母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供职于电力系统，也是冶矿市供电局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批职工，便理所当然地于20世纪70年代末供电局家属楼建成后成为首批入住者。单熊业本人作为冶矿公司总厂的仪表工人，工作时间是倒班制，于1998年正式下岗，后以开“面的”为生，2005年其父母因年迈相继过世，去年9月中旬，其本人也因睾丸癌去世。

　　此人早前曾进入过某排查小组的视线，但并未被纳入重点调查对象，究其缘由是当时获取的信息不够详尽，且其本人部分背景信息与侧写范围出入较大——在韩印的侧写中，凶手出生在人民路周边，并且一直生活在此区域，但该嫌疑人实际上于1963年便离开冶矿市赴外省求学了，且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并娶妻生子，直至妻子病故才于1988年年初调回冶矿工作，与父母同住在供电局家属楼。

　　其实，如果该组侦查员对犯罪侧写多些了解的话，早前是不应该忽略此人的。一方面，犯罪侧写作为侦查的辅助手段，并不完全严谨，它的功效必须结合现实情境；另一方面，该组办案人员也应该想想，嫌疑人妻子的病故以及他调回冶矿的时间点，与首起凶案发生的时间如此接近，二者会不会就是他作案的刺激性诱因呢？

　　韩印偶然接触到以上信息并深究下去，再次走访了嫌疑人的一些老邻居，这些人反映说：曾经在聊天中，从嫌疑人父亲口中得知，嫌疑人由于一向喜欢男孩，又因民族身份属少数民族，符合二胎生育政策，故妻子在人过中年后又为他生了个儿子，但因是高龄产妇，产后身体虚弱难调，再加上当时正处在叛逆期的女儿经常逃学，难以管教，遂操劳成疾染上重病，不治而亡。时年女儿18岁，儿子不到两周岁。由此佐证了侧写中指出的有关凶手的作案根源，以及对他女儿的相关推测。

　　嫌疑人背景信息如此吻合，接下来似乎就很简单了。因为其已去世，无法直接采集有效DNA检材，那么用他儿女的DNA与早前在案发现场获取的DNA做比对，或者用他子女提供带有其指纹的遗物做比对，便可以完全确认他的凶手身份了。

　　事实上，案件走向远没有韩印想象的那般顺利。

　　通过回迁登记处登记的信息，刘队联系到嫌疑人单熊业的儿子单华明和女儿单迎春，并将他们请到队里来。可姐弟二人还未等刘队把话说完，便异口同声断然回绝了警方的协助请求，尤其是已步入中年的姐姐，反应更为坚决和激烈，她甚至丝毫不理会刘队晓之以理的劝解，硬是拉着弟弟离开了刑警队。不过设身处地想想，倒也能理解姐弟俩的反应，过了这么多年，谁愿意去证实自己已去世的父亲，就是这座城市最暴戾的色情杀人狂呢？！